[李慈铭与《越缦堂日记》]李慈铭

　　【摘 要】李慈铭是清朝晚期的著名诗人和学者，毕其一生完成《越缦堂日记》的创作，日记内容涵盖诸多方面，尤其是其读书札记部分，对于历史学研究有很大的价值。本文主要概述了李慈铭的生平，李慈铭在日记中对于史学著作和史学家的评价，以及其他学者对于李慈铭的评价。
　　【关键词】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李慈铭（1830-1894），字爰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李慈铭生活在清朝后期国势衰微时期，作为此时的一个知识分子，他一方面也像晚清士人一样在仕途上有所追求，另一方面在继承乾嘉学派衣钵的基础上，对于诗文，考证等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成为清末名倾一时的诗人和学者。《越缦堂日记》是李慈铭学术成就的集中代表，与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并称晚清“四大日记”。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对于史学著作和史学家的评价，体现其史学成就和《越缦堂日记》的史学价值。
　　一、李慈铭学术创作的背景
　　李慈铭出生于会稽望族，少有异才，12岁即能诗为文，有越中才俊之称。作为清朝时期的一名知识分子且才华横溢，李慈铭也选择了和大多文人一样的道理，即希望能够通过科考的道路入仕为官，然而也正是如此导致了其一生中的曲折道路。
　　从李慈铭在19岁（道光27年）首次参加“县试”到其60岁期间，他总共参加了10多次科举考试，但大多结果并不理想，直至1870年得中举人， 1887年（光绪十三年），他得到户部江南司郎中的官职，在此后他又先后参加了三次参加考试，直到1890年（光绪十六年）成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但此时的李慈铭已过了花甲之年，离其去世只有四年的时间。
　　李的一生在于仕途上可谓是失意的，因此他也投放了很大的精力在与自己对于过往历史文学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之中，并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李慈铭的学术研究
　　总体来说，李慈铭的思想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衣钵，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损益变化，他深受汉学考据的影响，对于训诂、校勘、目录、版本、金石诸学均有研究。在治史方面，他继承乾嘉遗风，以考镜源流，钩稽史实为毕生致力所在。
　　李慈铭的日记中，有相当数量的篇章是其读史书的感悟，李慈铭本人也曾在日记中提及“余自十一岁后喜窥史书” ①，并谦称自己“所学于史为稍通”②，但是同时李慈铭又认为自己毕生“所致力者莫如史”。因此可知读史是李慈铭生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读书札记占里整个日记的大量篇幅。学者王标根据由云龙《越缦堂读书记》对李慈铭所读之书进行初步统计，其中，史部书（不包括二十二史）计213种，仅次于集部书，诸史之中汉唐之前16种，宋明61种，清136种③。同时根据学者阚红柳的统计，李慈铭自1856年到1887年的30余年间，共阅读了21部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明史》。但是二十四史中的其他三部《新五代史》《辽史》和《元史》也在李慈铭的阅读范围之内，因此李慈铭所做的札记可谓是涵盖二十四史，是继赵翼《廿二史札记》之后的第二人④。
　　李慈铭自身的史学成就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在于他对于正史的考证，另一方面在于他有对于其他史学专著和史学家的评价。
　　三、李慈铭的考证成就
　　在李慈铭的日记中，涉及到史学部分的内容，多是属于考证范畴，主要表现在对于史料的文字校勘，地理沿革、政治制度的损益变化上。
　　一、文字内容的校勘上，李慈铭善于利用不同史书之间进行互校。如在《汉书》中，李慈铭就多次以《史记》为蓝本进行校对。在《高帝纪第一上》中有“非旦夕临时禁无得善哭临”李慈铭对此指出“史记无下临字是也，非临时禁宫中无得擅哭哭下自不得再有临字，此误衍。此后有一条，“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李提出“史记作中民，此避唐讳改”。这些文字的校对，都是非常细微的内容，但是对于后人研究史料有很大的益处，尤其是在一些史料的理解上，不同的文字产生不同的效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二、在地理沿革上，李慈铭也对于之前的史书所载内容做了仔细的考证。在《越缦堂读书记》中“终日阅汉书。地理志会稽郡鄞下有镇亭，即今之天台山也。又云有越天门山，即今之南田岛也，明时为昌国衞。天台大山，不容自晋以前名不见于史志。盖镇亭天台皆音之相传。大清统一志云，镇亭山在奉化县西南一百里，山极高大，南自天台，西连四明，盖已明知为即天台山，而不敢质言之。观文选注引支遁天台山铭及名山略记，知天台之名，起于道佛之书。东晋风流，崇尚释老，铺叙山水，精蓝名刹，点饰为工，于是天台即名，而沃洲天台之号，日以分衍，无复知有镇亭者矣。”这里李慈铭说明了会稽郡下的天台山由镇亭之名的演变而来的过程，避免了在史料阅读过程中会出现的谬误。
　　《越缦堂读书记》中李慈铭还根据一些史料中提到的地名来校勘史料的正误。如在《三国志辨误》中，李云“夜阅三国志辨误，守山阁本也……惟虞翻传注一条，云桓文遗之尺牍之书比竟三高，云文当作王，谓长沙桓王也。案此上文云，近者太守上虞陈业叶洁身清行遁迹黟歙云云，予初校三国志，亦疑桓文当作桓王，曾札记之。后读水经渐江篇注云，沛国桓儼避地会稽，闻陈业履行高洁，往候不见，儼后浮海，南入交州。临去遗书与业，不因行李，击白楼亭柱而去。改后汉书桓晔字文休，一名嚴，初平中，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阯，晔即儼也。嚴曮皆儼之误，乃知此注所云桓文者当作桓文林，脱去一字耳，非桓王也。”这里李慈铭通过对《三国志》和《水经》、《后汉书》的内容进行比较，说明《三国志》中的桓文并非是长沙桓王，而是桓文林，纠前世之讹。
　　四、李慈铭对史家及著作的评价
　　李慈铭作为一个清代学人，继承乾嘉衣钵，对于史学著作和史家都抱有客观严肃的态度，评价中肯，褒贬鲜明。
　　一、对于吴卓信的评价。在李慈铭读《汉书地理志补注》时，说道：其书取班志原文，每句之下，引证诸书，搜采颇備，间亦附以按语，其于顾氏读史方舆纪要、全氏地理志稽疑、钱氏坫新斠注地理志，采取尤多。然其各郡下所下今某地者，亦时有舛漏，又校勘粗疏，误文甚众，为可惜也。此外，他指出“比日兼阅吴頊儒补注，其书采掇甚勤，间亦正定谬疑，多有心得。然有三大病：引古人已佚之书，不著所本，一也；以意添改旧文，二也；袭他人之说，以为己有，三也。”可见其对于吴卓信的考证方法的评价是极为客观的，他认为在校对史料的过程中，采用那些已经亡佚了的史书是科学的，随便根据自己的理解修改旧的史料也是不对的。更重要的是抄袭他人的观点，据为己有，也是为考据学家所不齿的行为。梁启超曾总结乾嘉学者治学“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李慈铭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