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贫农儿子的眼睛重见光明 眼睛重见光明的句子

　　今年五月十七日，北京大学东语系四年级同学赵鸿勋，突然收到一封从北京市平谷县寄来的信。信中写道：　　敬爱的二哥　　最近家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弟弟小奎头病了好几天了，得的是麻疹，几天没睁眼，原来眼里已经长了一层白膜，现在平谷县医院住院。大夫说，一只眼不能治了，一只眼还有点希望，医好医不好还不能肯定。眼下正是农忙季节，队里抽不出人手来北京，希望二哥给打听一下，北京哪个医院是专治眼的……
　　你的弟弟顺头、小妹文兰上
　　五月十六日
　　赵鸿勋全家都在北京，这远在平谷县的弟弟妹妹又是谁呢？原来去年十二月，北京大学东语系四年级的一部分同学，到北京市所属平谷县张各庄公社安固大队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和队里的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近两个月的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封信，便是安固大队五保户、贫农刘大娘的两个孩子写来的。
　　赵鸿勋读着信，心里十分着急，眼前浮现出小奎头紧闭双眼的痛苦面容和大娘一家人焦急的神情。霎那间，刘大娘一家的悲惨遭遇在他脑际闪过：喝尽了旧社会苦水的刘大娘，五岁上就失去了母亲，多病的父亲，为了让女儿挣条活命，流着泪把她卖给了一家富农当童养媳。富农买她，是存心把她当一匹会说话的牲口来使唤的。她常年吃的是榆树叶子白薯皮；冬天没有盖的，只能睡在灶门口取暖。平时只要公婆一不高兴，皮鞭就像雨点似地落在她的身上。有一次，她不小心摔破了一只碗，婆婆就用荆条狠命地抽她的手，把她的手指甲都抽裂了。她在富农家当了十九年牛马。丈夫死了，公婆又把她卖给一个姓刘的贫农。虽然不再受公婆的鞭打了，但是贫穷压得她直不起腰来。她生下四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大儿子顺头今年十九岁了，由于幼年得了重病，没钱医治，双目失明了。第二第三个男孩，也都是在解放前害麻疹瞎了眼睛，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现在，六岁的小奎头，又得了麻疹，两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了，眼瞅着又要成为残废，这多叫人焦虑！
　　赵鸿勋再也坐不住，他拿着这封“家书”，连忙去找班干部商量。
　　班上党小组和团支委的成员读了信以后，也为奎头的眼睛焦急起来。当天晚上，他们就召开会议，在系党总支的同意下，决定发动全班同学，一起想办法来挽救这个贫农儿子的一双眼睛。
　　班上那次下乡的同学们对于刘大娘的身世都很了解，听说小奎头的眼睛又快瞎了，一个个都急得坐立不安，要求班上立刻派人去平谷县把奎头接到北京来医治。派谁去呢？全班同学都争着要去。最后，还是让赵鸿勋去，因为他和刘大娘一家最熟。
　　五月十九日，共青团员赵鸿勋，带着全班同学的重托，向着二百里地以外的平谷县出发了。
　　赵鸿勋走了以后，同学们就天天盼望着奎头的到来。只要一下课，就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相互打听着奎头来京的消息。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那一段令人难忘的生活，这几天又重新在同学们的心头翻腾着：那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始终坚持在平谷县一带，进行地下斗争的老游击队员，现在的安固大队党支部书记熊万成同志，那土地改革复查时的复查委员，老共产党员何遵武……这些老党员、老贫农，过去为革命流过血，淌过汗，忠心耿耿地工作，现在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论工作，劳动，事事走在前头。何大爷常对同
　　学们说：“干革命就得干到底，半路歇脚就不算共产党员。别看我六十多岁了，我人老心不老，只要活着，就得迈着大步向共产主义走！”还有那九队队长共产党员张昆，同学们刚下乡时，他全家都得了严重的流行性感冒，他自己也发烧、咳嗽得很厉害。同学们劝他休息，他毫不在意地摇摇头，仍然天天一早出工，晚上开会到深夜才回来。而那个年迈气喘，平时连走路都感到吃力的老贫农贾金奎，在斗争不法富农贾廷宪的群众大会上，面对面地揭发了贾廷宪的一连串的破坏活动。他指着贾廷宪的鼻子愤怒地说：“你以为我分了你的房，是头顶你的天，脚踩你的地。你想错了！那不是你给我的房，那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得来的，你一块瓦片也不会给我！告诉你，有你们地主富农的天，就没有我们贫下中农的天；现在是毛主席的天，共产党的天，贫下中农的天，就是没有你的天！”他那鲜明的阶级立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在同学们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贫下中农，不正是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擎天柱吗？今天，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像何遵武、张昆、贾金奎那样的老贫下中农在坚守着社会主义阵地，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艰苦奋斗，并且供给我们这些大学生读书，学习……。在等待奎头来京的日子里，同学们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回忆着、体会着……他们越想越感到贫下中农是自己的亲人，贫下中农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贫下中农的困难，也就是自己的困难。
　　奎头还没有来到北京。不少同学把过去积存的钱，装在信封里，不声不响地送到班干部那里。一元、两元、五元、十五元、二十元……，短短的两三天里，一共收到了六十多块钱。有个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每月享受助学金的胡德梅同学，为了表示对贫农儿子的关切，宁愿自己刻苦些，把当月绝大部分的助学金拿了出来。“只要能让奎头双眼复明，生活再艰苦一点，也是愉快的！”这正是当时同学们共同的愿望。
　　五月二十三日，赵鸿勋带着大队党支部熊书记的嘱托和一百元钱医药费，陪着大娘和双目紧闭的奎头来到北京。当天就到同仁医院挂了急诊。
　　同仁医院的眼科大夫，听了赵鸿勋的介绍，都被大娘的身世和同学们火热的阶级感情所感动。大夫们会诊后，坚决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想尽办法让奎头重见光明。他们听说同学们以后将轮流请假送奎头上医院来看病，破例地把为奎头就诊的时间，从上午改到下午（上午是同学听课时间），以便使同学们不致影响听课。
　　为了使奎头在治疗期间，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赵鸿勋的父母共产党员刘九成、杨恩荣热情地把大娘和奎头接到自己家中去住。
　　五月底，正是同学们备课迎考的紧张日子，但大家都争着要送奎头上医院。班党小组和团支委成员商量后，只好排了个名单，让同学们轮流着去。从北京大学赶到赵鸿勋家，然后抱了奎头再到同仁医院去就诊，往返一次，最少也得六七个小时。同学们吃过中饭就出门，回到学校常常是天色大黑了。在那几天紧张的日子里，他们就这样地顶着烈日，辛苦地来回奔走在海淀、广安门、祟文门之间。他们不但要付出精力，而且还要暂时影响到自己的学习，但只要能把奎头的眼睛治好，这一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一天，刘鹂丽和另外一位同学抱着奎头上医院，在车上奎头哭闹着要妈妈，同车的乘客感到很奇怪，当他们问清了实情后，都被同学们的行为所感动。有个老太太十分感慨地说：“咱们的新社会就是好哇，要是旧社会，哪有大学生跑到乡下去抱庄稼人的孩子看病的！”
　　同学们这种全心全意为贫农服务的精神，同时也得到北京大学许多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对奎头的眼睛，也十分关切。东语系党总支副书记张殿英，虽然工作很忙，也一定要把自己的名字写进轮流接送奎头上医院的名单里去，亲自抱着奎头去看病。系团总支书记方薇，因为临时任务，调在校外工作，当她有一天回校时，听说奎头治眼的事情以后，当晚，就把自己的储蓄存折，悄悄地交给刘鹂丽，说：“需要多少，就取多少！”
　　在同学们和医务人员的精心医治和照料下，九天以后，奎头紧闭了半个多月的两只眼睛，终于慢慢地睁开了。给他玩具，他一把就抓起来，凑到眼前，不肯松手。大娘见儿子眼睛得了救，高兴得不得了，淌着热泪对赵鸿勋说：“多亏了你们呀！”赵鸿勋说：“不，大娘，这都是党和毛主席教我们这样做的。要不是党叫我们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能同您和奎头认识呢，怎么能和咱们贫下中农成为一家人呢！”刘大娘感动地直点头。两天以后，大娘正在缝衣服，忽然针丢在地下了，奎头顺手就给大娘拣了起来。大娘情不自禁地顺手又把针扔到地上，奎头又拣了起来。就这么扔了拣，拣了扔，大娘的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奎头的眼睛完全好了！同学们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六月六日，大娘和奎头要回家了，同学们开了欢送会，最后依依不舍地送他们上了汽车，还派了一个同学一路护送他们到家。临别时，大娘激动地说：“你们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学生！你大娘这辈子，永远忘不了毛主席，永远忘不了共产党给咱们贫农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