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逻辑 后现代装修风格

　　摘 要： 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具有空间化的基本特征，而且后现代社会空间是混乱的和迷失的，为此，詹姆逊推崇一种能够使个体图绘出他在社会和世界中的位置的空间政治，因为人们对某一空间的考虑，并且位于这一空间中进行的思考已经成为后现代性的政治媒介，詹姆逊由此提出了认知测绘的美学。
　　关键词： 詹姆逊 后现代 空间 认知测绘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分析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方面是他关于空间问题的探讨。对于詹姆逊而言，后现代主义涉及时空概念和时空经验的转变。如果说现代主义的时空体验表现为对时间性的坚持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则表现为抛弃时间性，执著于空间性。肖恩·霍默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逊分析视频、电影和电视、雕刻和建筑的目的是发挥这一空间主题，空间已经从后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为它的基本特征，成为“一种存在的和文化的主因”。
　　一、空间生产的社会性
　　詹姆逊对空间概念的维护是社会科学领域对空间重新发生兴趣的体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缘政治的讨论。历史上看，空间在社会理论中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一般被认作是静态和中立的领域，即空间是被简单给定的，是一个空的东西，在其中，现象得以存在，事件得以发生，其意义是固定的、僵死的、非辩证的，是与时间的流动性和异质性完全相对立的领域；而时间则是动态的、分裂的、可变的，是变化和历史进步的领域。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就这一中立的空间观提出了挑战，尤其是集中与空间和社会的关系。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代表着他在1968年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探讨空间和社会再生产问题的重要成果。根据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并非简单地被给定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是社会的构成物，它通过社会和物质的实践而构成，一切所谓的空间关系和空间进程实际上都是采取特定地理形式的社会关系。因此，要理解地理问题，必须借助对经济和广泛社会政治进程的理解来加以解释。在今天，空间不仅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而且把消费主义的种种关系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既联系又矛盾的空间正是生产关系再生产得以实现的空间。正是这种空间才造就了再生产，其手段是通过向空间引入多样性的矛盾”。肖恩·霍默指出，詹姆逊的空间分析同时作用于两个辩证相关的方面：一方面，他描绘了个体对后现代空间性的生存经验，另一方面，他使特殊的空间类型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互关联。资本主义生产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生产出其自身独特的空间形式，而每一个空间形式又反过来产生其自身的美学或者特殊的表现体制。詹姆逊“指出，资本的三个历史阶段各自生产它特有的一个空间，尽管资本主义空间的这三个特定阶段显然比其他生产方式的空间更深刻地联系在一起。我想到的这三个空间都是在资本扩展中，在资本向迄今未商品化的地区的渗透和殖民化的过程中，断续扩张或量子飞跃的结果”。［1］295
　　第一类空间由市场资本主义产生，是无限等价和延伸的几何空间，或笛卡尔式的同质性空间。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启蒙运动分不开的，即对世界的非神圣化，对旧的神圣或超验形式的解码和世俗化，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逐渐殖民化，对《唐·吉诃德》这样的小说中旧的超验叙事进行“现实主义”的去神秘化，对主体和客体的标准化，对欲望的非自然化，以及欲望最终被商品化的取代。第二类空间对应于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其特征则可被刻画为结构性分裂，即个人经验与“此经验之存在条件更为适当的结构模式”之间日益增长的差异。如果说在前一个时期里，个人的直接和有限经验仍然能够包容支配那个经验的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形式的话，那么，在帝国主义阶段，这两个层面则分离开来，形成了本质与现象、结构与生活经验之间的对立。个别主体的生活性质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密切相关，生存的结构坐标已不再是直接的生活经验所接触得到的，现代主义就是为解决这种新环境给艺术提出的难题而于这一阶段应运而生的。第三类空间是我们自己的时代，即跨国资本主义或曼德尔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不仅旧的城市，而且民族—国家本身都不再扮演核心的功能和形式角色了。资本的新的量子飞跃急剧扩张，超越了旧的城市和民族——国家，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将它们作为前此各个阶段的废墟和古物而抛在了后面。詹姆逊认为，这个空间还有许多其他特征，最著名的是列斐伏尔的抽象空间概念，把空间视作既是同质的又是破碎的。列斐伏尔认为，在传统的意义上有两种感知空间的方式：一种是欧几里得空间或几何空间，大约从16世纪或文艺复兴时开始流行，一直到19世纪末；另一种是精神空间，是哲学家和认识论专家的空间，产生于理论实践，并且又转过来变成脱离现实空间的理论话语的地基。然而，这两个空间概念都局限于一种二元谬误，即不透明幻觉和透明幻觉。不透明幻觉只根据直接的表面现象来观察空间，而拒绝超越这些现象来进行观察。透明幻觉全然忽视物理对象和具体空间，仅仅把空间化约为一种精神的构造，从而使空间被化约为非政治化的领域，在此领域中，消除了社会现实和社会冲突。“对于列斐伏尔来说，传统以及许多当代空间概念的问题是，它们没有设想空间的全部复杂性：它们或者将空间化约为空间的表现，或者将空间化约为先验的绝对，即简单地把空间当作被给定的文本或精神表现”。［2］181与这些化约性的空间理论相对，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一体理论”，把空间分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而詹姆逊的类型正源于此。
　　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引入了与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经济相关的一种新的空间感。他特别论述了科技对理解后现代空间的意义，“通过新的机器，我们或能掌握一种新的经验，透视后现代空间的奥秘”。［3］500詹姆逊认为，今天科技文明最明显的特点是，现代产品不再像昔日的科技制成品那样，是再现的对象。机器不再是生产的机器，而更多的是为再生产用的机器，这种再生产机器使我们更能掌握资本发展到第三个历史阶段所带来的全新的去中心世界网络。从而，今天文化的重心不在机器的动态能量上，而在再生产的过程和方法上。后现代作品涉及了社会整体的再生产过程，从而让观众也一睹后现代式崇高或者科技式崇高的各种形态，亦即“歇斯底里式的崇高”。“在人造卫星和光学纤维的时代，空间对这种想象的支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电子技术将世界各地联为一体，把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的事件制作成人们每天观看的景象，已经在每个人的意识深处埋入一种替代性的地理认识，同时，无所不在的跨国资本网络事实上使资本主义制度超出了人们感知能力的范围，变成了人们全然不觉得无意识的事物。因而，在后现代的人为构造中，空间高于时间的状况经常失去平衡：后现代所回应的现实在构成上压倒了后现代，所引发出的那种感觉，只有通过嘲讽式地更新康德的训导：‘歇斯底里的崇高’才能捕捉得到”。［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