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夫能吃吗 铁路“清道夫”

　　 　　30年前，我在铁路大修段当线路工，亲身经历了铁路“清道夫”艰苦的生活和他们与命运的不懈抗争。如今，当我拿起相机重新投入他们的生活时，我感到逝去的青春似乎又回到了我的生命中，而拍他们也正是在拍摄流逝岁月中的自己。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结构严谨、动作协调、运转高速的大联动机。铁路系统的五大组成部分为运输、机务、工务、电务、车辆。其中，工务从事的是最基础的工作，即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定期对铁路线路进行大修、中修、维修和日常维护。
　　铁路大、中修包括道床清筛、更换钢轨和轨枕等，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是道床清筛，这种工作非常繁重，而且苦、脏、累、险。清筛作业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干完一天活浑身疲软，腰酸背痛，骨头像散了架似的。工人们形象地说下了班是“走路腿打漂，撒尿滴湿鞋”。
　　
　　不可或缺的“清道夫”
　　
　　线路跨越广西、广东、湖南、贵州等省区的柳州铁路局，所辖的2400多公里营业线路的大、中修工作，由所属的工务大修单位承担。
　　在1950～1960年代，清筛作业完全靠人力，由职工和民工共同负责。1970年代有了清筛机，职工们大多去从事机械作业，民工逐步成为人力清筛的主力，称得上是铁路运输的“清道夫”。1990年代进行用工制度改革，使用临时工成为降低成本、减轻企业负担的对策之一。道床的人力清筛全部由雇请的民工担任，职工则全都从事机械操作和生产组织、安全管理、质量把关等，职工与民工的比例大约在1：3至1：2左右。现在让职工去搞人力清筛，他们不愿意干，也干不了。近年来，铁路提出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根据这一精神，柳州铁路局实施增吨、压点、加密、提速，对线路大修作业的效率、安全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激起了新一波引进机械化大修机械的势头。机械化设备群中有价值800万元一台的新型清筛机、400万一台的捣固车，还有数百万元一台的整型机、闪光接触焊轨机等，但民工还是不能少，大型机械需要做辅助性工作，小型机械也需民工操作。
　　参加清筛作业的民工大都由民工头招来，并编成组、队。民工头担任代表，协助大修单位对民工进行管理，充当民工与大修单位间的联络人，从中获得一定的管理费。民工头对民工的离队没有约束力，吃不了苦要走的无法阻拦，一般来说，淘汰率为60%～70%。能坚持下来的民工多数是贫困山区和地少人多劳力富余乡村的中青年农民。而今，民工荒也波及到大修队，不少民工嫌工作累、挣钱少，宁愿回家种田。民工们文化程度很低，读完小学的都不多，人们称这一劳动群体为“民工哥”。民工哥身体健壮、朴实无华、吃苦耐劳，不少人干了几年、十几年、二十多年，把青春年华甚至生命都献给了铁路大、中修事业。
　　
　　铁路大、中修工作有季节性和阶段性。清明节后至双抢时节为一个阶段，双抢后到春节前又是一个阶段，这样安排有利于民工回家抢种、抢收。由于大、中修作业是要在保证铁路正常运输的前提下进行的，行车调度留给大、中修作业的封锁（在某一线路区间禁行列车）时间十分有限。封锁时间常常定在半夜，这又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和辛苦的程度。大中修施工如果在时限内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就有可能打乱运输秩序，甚至危及行车和人身安全。因此，清筛作业紧张得如同战场上抢修工事，热火朝天、连续作战、分秒必争。
　　民工们每天要持续5、6个小时甚至7、8个小时以上的突击性工作，要付出很大的劳动量。他们每人每天一般要清筛一米多长的线路，这意味着要把道床中两立方米板结的石碴挖开倒掉，可用的石碴筛净回填，损坏的轨枕及其他零件要更换，补充石碴后捣固、整理，达到安全、质量要求方可下班。如此工作，体力好并且技术熟练者一般每天工资收入约20元左右。清筛过程中尘土飞扬，这尘土吸收了旅客列车的排泄物，十分肮脏。然而，民工们无法顾及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拿起家伙就上阵。工作中最苦的要算少数几个女工，大热天，男的可以穿短裤、光膀子，而女的呢，就算衣服被汗水浸得湿透，也不能更换，只好强忍着继续干活。
　　
　　“有女不嫁大修郎”
　　
　　铁路大、中修工作不仅十分艰苦，而且长年流动于铁路沿线，很少回家。柳州铁路局的线路大修工人足迹遍及湘桂、黔桂、焦柳、黎湛、南昆等铁路线。过去铁路上有这样的顺口溜：“有女不嫁大修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的青年职工对外不敢说自己是大修队的，怕找不到对象。
　　30年前我曾是大修段的线路工，在脑海里刻下了大修工人苦、脏、累，住工棚，卖苦力，低人一等的印记。记得1970年我到大修队去参加工作的时候，父亲告诉我说，大修队很苦，不仅要到处跑，而且恐怕对象都找不到。当时我未经世事，不太相信，硬起头皮就去了。
　　那时我住的是竹席工棚，这种工棚最大的特点就是“冬冷夏热”。夏天，工棚里的炎热程度自不必说，关键是屋顶上的油毡被太阳一阵猛烤竟能鼓起包来，等到风雨交加时，雨水就从这些包里流进了工棚。记得我到大修队工作的第二年，一天半夜，我突然被雨水浇醒，抬头一看，工棚屋顶已被大风掀开，床和被子都泡进了水里。不睡吧，觉得困，睡吧，滋味实在太难受。
　　
　　不仅居住条件不行，生活条件也够受的。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小站施工，因为没有自来水，我和师傅喝了路边水塘里的水。这一喝不要紧，夜半时分，师傅和我先后拉起了肚子，不到半小时就要上一次厕所。医生说是患了痢疾，给我们开了一大堆土霉素和红霉素，但就是止不住。就这样拉了一个多星期，直到筋疲力尽，幸亏一位连长（即现在的分队长）发现了，教我们扯一种到处都有的野草“大飞杨”和“小飞杨”煨水喝，一喝下去就不拉了。
　　在大修队时间长了，我发现找对象的确困难，一是条件差，二是机会少。想想看，整天在铁路上挥锨动镐的，哪有机会接触异性啊。所以不少人只好找农村的姑娘，结果又是两地分居，最后还要花上万元去办农转非。
　　虽然我离开大修队31年了，但是那种感触那份情结却永远挥之不去。在纪实摄影的浪潮中，我回到以前生活工作过的单位，与我的工友，现在搞机械、带民工、当分队长的哥们儿相聚，一起回忆往事，畅叙友情，感到逝去的青春似乎又回到了我的生命中。那种感觉，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悲喜交集。
　　然而，在更多的时间里，我是到工地、工棚中去拍摄，了解民工们的工作、生活状况，体会劳作的辛苦，生活的艰难和民工的不易，从中也获得某种生命的感悟。我始终觉得民工的今天就是我经历过的昨天，拍民工就是拍摄流逝岁月中的自己。
　　
　　流水家园
　　
　　大修部门一年要完成一二百公里的线路大、中修任务，经常转移工地，也就经常搬家。职工住的是用淘汰车改造的宿营车，走到哪就拉到哪。民工住的则是大修段提供的临时工棚或租来的房子，并配给炊具，由民工各队自办伙食团。民工每天的伙食费大约在6、7元之间，生活十分清苦。他们节衣缩食，为的就是年终放假能带上几百块钱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大修段给民工安排了烧水、做饭的劳力，但民工们仍然要喝自来水甚至田边水，这考验了他们的肠胃，测试了他们的免疫力，民工们很少有因喝生水生病的。而职工就不一样了，他们上班喝自带的开水，不敢喝生水，更不敢喝田边水，曾有职工尝试了一杯民工桶里的水，半小时不到便发生腹泻。我和师傅的遭遇也是一个典型的“榜样”。
　　民工们干完活不能马上下班，还要等待职工验收，如果质量不过关必须返工。如果工地离住处近，下班时除了收捡工具之外，还要捎回一些散落的螺栓螺帽之类的零件；如果住处离工地远时，还要派人在工地看守工具。有的“民工哥”带来了“民工妹”，一对小夫妻，男的白天清筛，女的做饭，晚上在铁路边上搭窝棚，建“包房”看工具，又拿一份工资，倒也让其他人羡慕不已。有的看工具的伙计住进铁路边的岩洞，免除了搭建窝棚的麻烦。还有的就在路基边挂上蚊帐露宿守工具。
　　
　　随着条件的改善，如今民工们上下班坐上了大客车，而过去是挤大卡车。交通不便时民工与职工只能走路，远的路程有10多里地。铁路沿线的公路路况极差，汽车翻山越岭，十分危险。有一年夏天，某大修队的一辆大客车送民工上工，因山区公路半径小、坡度大，加之汽车刹车鼓中的水没有清理干净，汽车不幸失控翻下大山，造成10多位民工伤亡的重大事故。这次事故在民工心头留下了重重的阴影，但是他们往往还是不太注意安全，为了多干一点活，经常不顾防护员的喇叭催促，在火车逼近后才匆忙下道，为此，民工的伤亡事故仍然时有发生。许多民工都不太注意自我保护，破点皮、流点血根本不在乎，很少有人想到去看医生。我曾经看到一位小伙子的手肿得很厉害，是血泡破裂感染所致，但为了工作顾不上治疗。对民工而言，不干活就没有饭吃，有点小伤小痛就不当回事了。
　　下班回到住处，大家肯定要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天热时，民工们毫无顾忌地在露天对着水龙头冲凉。我记得有几位来自全州县庙头乡的哥们儿总是在外面冲凉，他们体力好，干活是好手，每天可以筛2米线路。其中一位名叫李中旺的壮汉脾气挺大，最初我镜头对准他的时候，他骂骂咧咧的，我的老工友就对他说，你不要骂，他以前也是我们大修队的，是自己人。打过几次交道之后，李中旺对我有了信任感，乐呵呵地让我随便拍，甚至连洗澡的过程也不忌讳。
　　下班后，伙房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饭菜尚未做好，大家围拢等待，有的则动手帮忙。简单的一份饭菜民工们吃得津津有味，如果想喝酒就买点袋装酒。业余时间大家百无聊赖，聊聊天，下下棋，打打牌，但从不赌钱；也有的听听收音机，住在宿营车的还能看上电视。
　　无论日子多么艰苦，生活总要继续，这是铁路“清道夫”的命运，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我认识到，铁路大修民工的状况是生产发展水平不高的反映，粗放型经营与生产力水平低下相联系，没有文化只能从事类似线路大、中修的重活、粗活、脏活，这种看似平等的不平等现象是城乡差别、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民工的这种状态和境遇短时间内还不能完全改变，作为业余摄影者，我只能从镜头发出感叹，表达关切、同情和敬意。我的镜头是与心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