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思历史中不断前进] 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

　　孙绍振,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初中实验教材主编。著作有《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论变异》《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挑剔文坛》《孙绍振如是说》《怎样写小说》《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幽默学全书》《幽默逻辑探秘》《你会幽默吗?》等。散文集有《面对陌生人》《灵魂的喜剧》《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文集》等。
　　
　　问者:孙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您因为1981年发表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而被人们熟知。其实您的写作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在这其中,大部分时间文学都是与政治挂钩的,在个人写作上二者难免有些冲突。作为老一辈的文字工作者,巴金编了一本《随想录》表达自己在历史过程中的忏悔。您能不能回归一下自己写作的历史,谈谈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看法?
　　答者:洪子诚曾发起回顾我们1959年初那次写作的历史,我觉得展示自己最低水平,像看自己小时光屁股的照片,是很可笑,又很可羞的。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要批判资产阶级“伪科学”,剥夺“资产阶级专家”本钱,就让我们充当刘少奇提倡的“驯服工具”,现在看来其实是“打手”。但是,当时,却被一种使命感所掩映,就我个人私心深处而言,还有一点“右派边缘”的自卑感的缓解的荣幸。这就难怪当时要硬着头皮去歌颂自己不喜欢的《王贵与李香香》,批判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中国新诗”和穆旦等诗人了。我甚至忘记了在年级的油印刊物上,还写过批判林庚先生的文章《什么是建安时代的人民文学》,当陈丹晨同学,把当年的刊物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眼睛。当那段历史呈现在面前,我当然从道德上感到惭愧。在我们反思的会上,说到当年对王瑶先生的批判,应该忏悔,我的第一感觉是,当然是绝对必要的。巴金和刘再复早在八十年代,就提出了忏悔。重温他们纯洁的良知,我的惭愧变成了羞愧。
　　脑际一个问题却久久萦绕,挥之不去。为什么时至今日,巴金式的、刘再复宗教先知式的忏悔,应者廖廖,到了九十年代末,除了余杰那样的强迫忏悔以外,竟无任何回声。难道如一些人所说的,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真的失去反思能力了吗?我想,凡属历史问题就以不简单为特点。我们批判王瑶固然是不德。但是,恕我深入追思:王瑶先生又给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榜样呢?他不也是在批判他的师辈胡适之时,因为“深刻”,而得到赏识,当了文艺报的编委吗?这就说明,王瑶现象,至少并不能以个人道德来得到充分说明。我们入学之初,我们尊敬的师辈,在批判他们的老师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潮流中,似乎都以遵循如此这般的道路为天职。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事情,大家均已熟知,我不忍再提。
　　问者:出现这样集体性的道德移位现象,你认为是体制的原因还是个人选择的因素?当时的很多决定现在看来都是荒谬的,道德和体制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所在吗?
　　答者:我们可以把这一切归咎于体制。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面。在同样的体制下,也有人作了不同的选择,北大毕竟是北大,还有抗流而起的光辉历史人物。马寅初坚持新人口论大义凛然的形象目前已为全民共知,但,北大并不是只有一个马寅初。另外一个人,其学术的价值和人格光彩并不亚于马寅初,却可能被集体遗忘了。那就是历史系教授,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五十年代中期,当局遵循从鲁迅、瞿秋白到毛泽东的教导,决策改革汉字,走拉丁化拼音化的道路。这不是学术观念,而是诉诸了行政权力,国务院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由一名中共政治局委员充当主任,还出版了《文字改革》月刊。现在流行的汉语拼音方案,原初并不仅仅是用来注音的,而是作为汉字向拼音化过渡的桥梁的。当时的语文学者,众口一词,莫不从学术上论证其无比正确。只有唐兰先生,明知毛泽东氏,已经明言,汉字要改革,走拉丁化的道路,仍然抗流而起,力排众议,力主汉字不可改。于是引来了一场没有战友的孤胆对阵。我们最敬重的语言学界泰斗,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唐兰先生进行了似学术而非学术的围剿。我觉得,这件事,被我们民族遗忘,是非常可悲的。如果不是历史的实践证明汉字改革的非科学性,不可行性,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不是于三十年后,偷偷地变成了教育部所属的“国家语文委员会”,《文字改革》不是偷偷地变成了《语文建设》,如果,当局听信我们敬重的师辈的“论证”,以行政权力强制推行汉字拼音化,那将是祸国殃民,不但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文化浩劫,而且会造成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同言而不同文的悲剧,这个历史的罪责我们这一代是负不起的。提起这个事件,旨在说明,北大当年并不是只有随大流的学风,也有反潮流的学人。而我们的师辈和我们的绝大多数却选择了前者,这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集体的选择,这不是一次性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重复的选择。第一次历史的选择本来颇带悲剧性,可是我们没有感觉,相反却是喜气洋洋;当文化革命中我们被自己的学生更加悲惨地,包括人格的、肉体的“批判”(折磨和侮辱)的时候,这是不是隐含着某种历史的辩证法的必然惩罚呢?按马克思的说法,当历史现象第二次重演的时候,应该带上喜剧性,我们仍然没有感觉,在我们的记忆中筛选下来的,只有个人受害者的感觉。这说明我们把自我良知,学术品格的反思能力,扼杀到多么彻底。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不是道德和体制反思所能完全回答的,或者说,道德和体制问题只是问题的最表层,在道德和体制问题背后,还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
　　问者:集体自我扼杀的悲喜剧在不断重演,可是身在其中的一代人却浑然不觉,这深层的历史原因具体展开来,又有哪些表现呢?
　　答者:我想其可能的原因,无非两个。第一,中国知识分子如柏扬所述之“丑陋”,或者鲁迅所述的“劣根性”。阿Q的死亡是悲剧,在冤假错案中不觉悟,麻木地作慷慨起义状,十分可笑,我们佩服鲁迅用喜剧来表现悲剧的艺术。阿Q时代早已在七八十年前,被钱杏村宣布为死去了,可是,就麻木性而言,我常常感到和我们隐隐约约的一脉相承。难道我们就没有在被侮辱被损害的时候,仍然作慷慨起义状吗?当然,这样太悲观了。鲁迅早就反对那种说中国人失去自信力的说法。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这样就不能不导出第二个可能,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只是在一个历史时期,在一种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被窒息了。我不得不提起一件更加令人痛苦的事,像翦伯赞教授那样的深通历史上暴君和愚氓的疯狂的智者,不堪屈辱自杀以后,在他的口袋里居然发现一张三呼毛主席万岁的纸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却不完全是善,而是善恶交织。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要恳请读者宽恕我对师长的苛酷。我在这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矛盾,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中的无奈,简直是黑色幽默。从人格上来说,不能忍受那样的凌辱,用自杀来获得肉体的解脱,实际上是抗议;然而,但是在政治上,在精神的核心价值上,他却说了假话,提供假象,好像不是抗议。他明明知道文化革命,是谁发动的,他的“让步政策”又是被谁点名的。他这样写,不要说骗人,连鬼都骗不了。一个智者,为什么要施行这样幼稚的骗术呢?
　　为什么不能仅仅从道德和体制上来反思?这是因为,他缺乏信心,因为,他深陷孤立。如果被敌人孤立,那是光荣,他会大义凛然。而六十年代遭受厄运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冷酷,不是来自敌人,而是自己的同志、密友、亲人,也就是他生命奉献的对象:人民。人民的恶语相加,从横加侮辱到冷漠以对。在五四时期流行过易卜生的“最孤立的人,就是最强大的人”,早就被批判得落花流水。孤立因此才可怕。一个以文化文明为生命的人,在这样密不透风的的精神的巴士底狱中,是生不如死的。但是,他又不能弃绝那些孤立他的同志、密友、亲人:人民。哪怕是他在在死亡之后,仍然期望他们的怀念和同情,他不得不作最后的欺骗。朱光潜先生解放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群众的懦怯与凶残》,曾经被进步文人批判,当那些进步文人横遭此等厄运的时候,也许得到点滴的领悟。我要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不是由于弱智,而是他们面临着空前的心灵绝境。能够在精神单人牢房的炼狱中得到宗教式的救赎者,绝无仅有。
　　问者:出现这种历史的过错,是否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模式有关?
　　答者:五十年代的新老知识分子都是在英雄主义的熏陶中成长的,但是,我们的英雄主义只限于对敌英勇不屈,尼采那样藐视群氓的气魄在我们的想象力之外。相反,“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领袖语录却成了天经地义的信条。《国际歌》里明明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们最流行的群众歌曲却说有个“大救星”。谚语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但是,在孤立智者方面却是千人一面,铁板一块。我们信仰群众创造历史,反对英雄创造历史,但是,有一个活人却是例外;我们的哲学是讲辩证法,一切都在一定条件下,走向反面,是不承认绝对精神的,把任何思想神圣化的叫做形而上学,但是,有一种思想却是例外,而且是写在党章和宪法里的。这也许可以从我们是个农民的国家,如汪洋大海的小生产者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真命天子(用斯大林的话,就是“好皇帝”)身上。空前的浩劫,如果说罪魁祸首,是单数的领袖,是肤浅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拥护他呢?这样的人,为什么不会出现在美国呢?从这个意义来说,把历史的过错归咎于个人是错误的。恩格斯说,什么样的臣民只配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如果仅仅是小生产群氓,农民的自发性,只能产生“天父天兄天王”之类,赤裸裸的神权,是不可能让中国知识精英恐惧得痛不欲生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把领袖神化到违背马克思主义起码教义的程度,却不是群氓的自发,而是一次又一次造神运动的结果。而发动造神运动的并不是农民,而是中国智商最高,甚至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精通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他们是知道列宁是反对高尔基和卢那卡尔斯基等的造神运动的。
　　这不是中国知识精英发了疯,而是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天朝大国,早已成了历史的记忆,被帝国主义欺凌得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一次又一次改良和革命的失败,似乎是在绝望中,产生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严厉批判的那个伊凡,上帝是不存在的,什么都可以,我们奉行着,只要救亡的目的是神圣的,手段是不顾一切的,就是当年和共产主义对立的闻一多在《死水》里也说,“不如让恶魔来开垦”。何况,这个主义提供了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甚至弄到后来,提供了超越老大哥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蓝图,这个理想主义,先后具体化为革命的、党的名义。在军事对抗严酷的时期必要的领导一元化,迅速变成了一人化,还不够绝对,最后,集中到领袖的绝对精神,也就是个人的神化上。小生产者的多神教,并不是成熟的,变成了一神教,才真正成为宗教式的严密。费尔巴哈说,神是人的异化。把人的光辉品性,人的丰功伟绩,异化为神的创造。因为你跪下来,他才显得高大。我们的社会理想蓝图,同时也是人格理想蓝图,那就是领袖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是,这是与人性矛盾的。因而,费尔巴哈的说法似乎需要补充:在一切造神过程中,同时也在造鬼。除了一神以外,一切都是魔鬼。鬼和神相对立,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鬼也是人的异化。不过神作为人的救星,是人已经实现的丰功伟绩的异化,而鬼则为人尚在追求的精神和物质愿望的异化。实际上是人的原罪,人的鬼化。不过,它的实现,不是以卡尔文的火焰宗教裁判所的火刑,而是以中国式所谓群众政治运动。列宁说,革命是群众的节日,而政治运动则是群众的“狂欢化”。“打倒一小撮,解放一大片”,总是先把一小撮鬼化,驱使一大片对之痛加围剿,以没有头脑的“驯服工具”为先进,以不讲逻辑为光荣,以无知愚昧为智慧,以人道为耻,作粗暴的竞赛。理性则被“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在神圣的名义下,对鬼就不能讲什么仁义道德,领袖说得很清楚,不要什么“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连温情也是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就此成为最高的道德,反艺术成为艺术的准则。周扬和丁玲恩恩怨怨,双方说起来莫不头头是道,然而,换一个地位,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一大片”获得解放思想精神升华的狂欢,享受相对于鬼的优越的实质,却是失去了“一小撮”(鬼)曾经拥有的灵魂自由领域。思想升华到禁绝一切生命体验的高度,就不能向往提高物质待遇,因为你已经批判过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了,你不能追求知识,因为你已经批判过走资派的“智育第一”了。搞臭了“一小撮”的个人主义之后,实际上是搞臭了自己。你的精神富有得只剩下“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神圣了。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窘境,我把它叫做自我取缔加精神摧残的救赎感。外国人这么对待我们是不行的,但是,自己人,为了中国的光辉前程,忍受精神苦难和物质贫困的奴性变成了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怀疑变成恶,挑战变成罪,以忍受之苦为乐,可又不是苦行僧。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可能这就是宗教。群众运动不是一次性的,此一轮一大片中的人,又成了下一轮的一小撮的鬼,一番又一番的轮回,造成人人可能变鬼的恐怖的恶性循环:批判胡风的成了右派,批判右派的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又成了党内走资派,批判走资派的,又上了“贼船”,批判上了贼船,给人戴高帽的,结果被戴高帽,以凌辱他人为乐的,又被他人以同样甚至加码的程度凌辱。神的祭坛上,神的权威越来越高,而把鬼送上祭坛上的人的灵魂的领域日益丧失,等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神的权威达到“顶峰”,“最高、最高、最高”,人的全部良知、智力则被全盘格式化,变成等待成鬼的躯壳。全中国只剩下一个大脑在合法地思考。其它皆为非法。在这种情势下,自杀乃是拒绝只为肉体生存,是对人格卑屈思想自我取缔的反抗。说到巴金,当然应该怀着敬意,他发出忏悔的呼声是最早的,这只能说明良知的纯净,但是,并不是很深刻的。第一,他的忏悔停留在道德的表层;第二,他的忏悔,只限于和当时作家同样的、广为人知的一切。和历史上的忏悔的大师们相比,不管是奥古斯都还是托尔斯泰,不管是卢梭还是郭沫若(参阅《三叶集》《少年时代》),都是指向不为人知的隐私。就这一点而言,他忏悔的彻底性,还赶不上蒋介石的日记,如,蒋作为一个基督徒,时常在日记里谴责自己好色等等;第三,他缺乏对体制的、民族的、历史的特殊心理文化环境的探索。他把忏悔看得太轻松了,因而,我以为今天,把他的《随想录》,经典化,神圣化,把他当作高峰,可能比巴金和刘再复还要天真。
　　问者:如果跳过那个黑暗时代的背景,就不会有这般历史反思和道德忏悔的痛苦,那你是否认为自己在那个年代里写作是一种错误的存在方式?
　　答者:当然,我们也并不因此而妄自菲薄,在我们青春时代,思想领域只有一个太阳,虽然,那是毒太阳,它晒伤了我们生命的枝叶,晒死了我们青春的花朵,许多同代人,连根须都晒死了,幸运的是,我们地下的根须好像是死亡,其实是冬眠。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却积蓄了比较强大的免疫力。正像美国的黑人,由于他们的祖先从非洲运往美洲航程中,绝大多数死亡,活着的留下异常强健的遗传基因,其后代,在体育上却特别有成就一样,野蛮的摧残,和我们的心性时时刻刻地冲突,催化我们的深思,让我们迷茫,让我们沸腾,一旦有了外部条件,就像鲁迅所说,从旧垒中杀出来,回马枪可能就有特殊的杀伤力。在这一点上,梁小斌三十年前,说得更为极端:“我必须承认‘四人帮’的那些理论也在哺育我,它也变成阳光,晒黑了我的皮肤。”何况领袖的思想,尤其是其辩证法,主要是他的军事辩证法,他对权威经典话语的突围,他的从经验直接上升为系统理论话语天才,等等等等,都为我们早期的精神成长提供了当时所能得到的第一流的营养。正是在他的启发下,我们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大师的经典原著,更使我们获得了对于造神和打鬼的怀疑的能力。事实上,我班上的密友张毓茂早在1957年,就认为,每周向团组织汇报思想,有如中世纪向神父忏悔。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实践的教训,我们信奉的社会理想蓝图和人格理想蓝图,被历史粉碎了,禁欲成了纵欲,我们为年青一代的藐视崇高,物欲横流,游戏人生,感官刺激等等的现象而忧虑,这是很清醒的,但是这一切,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恰恰是我们那一代作的孽。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正是对造神、打鬼的恶性循环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我甚至感到,我们没有资格去责难当代青年。因为当年,林昭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我特别保持对某些先生打鬼的爱好的警惕,最好的办法可能是作科学的、历史的反思:我们的当时的错误,并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历史的错误,其中包含的教训,带着历史性,因而是深刻的。深刻的错误,其中的内涵,比之肤浅的正确,要有价值得多。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发挖了。最后,请允许我引用五七年北大学生领袖谭天荣同学大字报上一个来自《圣经》的引言:“把凯撒的还给凯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我这里,再加上一句,把神还给人,把鬼也还给人。因为,造神打鬼,由于信徒的觉醒,已经失去威力,但,陈旧的伎俩还在忽明忽暗地重复。不过这一回,在大多数心理正常的人看来,只是充满了喜剧性而已。
　　问者:听了您的这番话,我受益匪浅。最后请您给中学生阅读提一点建议。
　　答者:兴趣和热爱是读书的永不枯竭的动力,那些使学生厌恨课程的考试方法,应该扫荡。为了防止一代人创造力遭受扼杀,我在几年前写了轰动性的《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和《高考语文试卷批判》。前段时间充当主编编写初中语文实验教材,已经得到教育部的立项批准。我的最高目的,就是改变语文课程不讨人喜欢的现状,让语文成为青少年生命的家园。我认为中学阅读应该把学生摆在主体地位上,积极调动学生阅读的积极性,培养其创新能力,努力让学生在阅读中达到着迷的状态。我也注意到今天的中学语文中阅读的内容和方式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开始逐步重视学生的个性养成,重视学生的个性化表达,让学生写出真情实感,写出自我。希望下一代的孩子都在幸福自由的环境中成长,早日成才。
　　
　　陈青山,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本文编校:祁 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