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血战大杨湖|血战大杨湖

　　 　　蒋介石妄图以30万大军消灭刘邓大军主力。中将师长赵锡田叫嚣：“我整三师1万雄兵对付刘邓5万溃军绰绰有余。”刘邓首长审时度势，决定发起定陶战役。 　　
　　1946年秋，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当地人民亲切称为刘邓大军)，为策应中原、苏北两路大军作战，发起陇海战役，以远距离奔袭一下子截断了蒋介石的运输大动脉――陇海线。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军主动回撤晋冀鲁豫解放区。蒋介石不甘心在中原腹地被我军狠咬一口，为确保今后陇海等铁路大动脉的安全，妄图乘我军刚进行了长途奔袭作战未及休整之际，集中数倍于我的兵力，一举消灭刘邓大军主力，调集了隶属郑州绥靖公署的整编第三师、四十七师、四十一师(均相当于军)及刘汝明集团一部由开封东进，隶属徐州绥靖公署的第五军、十八军、八十八军则由徐州西进，东西两路30万大军像两把钳子，疯狂地尾随刘邓大军向我鲁西南根据地杀来。
　　西路先锋整编第三师赵锡田部，是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赖以起家的根底，是蒋介石的嫡系中的嫡系，号称“五大主力之首”。该师全部美式装备，有远征缅甸的经验，又全部由老兵组成，自谓从未遇到过对手，中将师长赵锡田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向来十分骄横，这次追击刘邓大军，他既视顶头上司郑州绥靖公署上将主任刘峙若有若无，更不注意同友军协调一致，只想独吞战功，一进入解放区就连续攻占了几个村镇。他狂妄地叫嚣道：“刘伯承已溃不成军了，我用不了两个礼拜就可占领整个冀鲁豫，把刘伯承、邓小平赶上太行山去！”
　　郑州绥靖公署主任上将刘峙在报话机用密码问赵锡田要不要飞机，赵锡田以明语说：“刘先生，飞机不需要了，就凭这点装备共军就不堪一击了，我这l万雄兵对付刘邓的5万溃军绰绰有余。”
　　“为什么不讲密语?”
　　“不要紧，共军没有这个东西，刘邓马上就要被消灭，用不用密语已经无所谓了。”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刘邓首长冷静地分析了当时敌我形势，认为冀鲁豫战场我只有4个纵队，5万余人，敌我兵力之比是6：1，我明显处于劣势，立即作战确有困难。但若不给敌以歼灭性打击，挫其锐气，狠狠教训他们一下，我军势必要在短期内退到老黄河以北，被迫放弃鲁西南战略要地，这对今后我军的战略机动极为不利。
　　另外，进攻鲁西南之敌虽30万人，数量装备远优于我军，而其用于一线者，仅10万余人，且徐州、郑州两路中又分六路，每路仅一至两个师。徐州、郑州两个系统指挥不统一，嫡系和杂牌的矛盾很深，由郑州向我进攻之敌除整三师外，战斗力普遍较弱，粉碎整三师的进攻，敌东西钳形攻势即行瓦解。
　　
　　刘邓首长又对西路之敌作了具体研究，认为郑州之敌进攻的主力，是中路向定陶方向进攻的整三师（敌人误认为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设在鲁西南重镇菏泽，定陶在菏泽南20公里，敌人妄图攻占定陶后包围菏泽)，他虽与四十七师齐头并进，但中间有5到10公里的间隙，便于割裂与围歼。整三师是蒋军各路之敌的惟一嫡系，我如打它，杂牌军必不会积极增援，且该敌经长途跋涉后仓促投入战斗，战斗力必受到影响。再说我军5倍于赵锡田部，他装备再好、战斗力再强，恐怕也难以招架。我军如将其全歼，必给敌以极大震慑，迫敌不战自退。因此，刘邓首长决心集中全部兵力，歼灭整三师于定陶附近，并将这一战役方案上报。
　　8月29日，毛泽东亲自回电批准了刘邓的定陶战役方案，并电示：俟敌三师两旅进至适当位置后，集中全力歼其一旅，尔后再歼其一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于是，刘邓首长着手准备发起定陶战役（后因战局变化，我军歼敌于定陶以西25公里现菏泽市牡丹区西南大杨湖村一带，战后仍称定陶战役，亦称大杨湖战役――作者注）。
　　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为了引诱赵锡田深入到定陶附近，使敌人在运动中拉长战线，形成孤立或薄弱部分，便于我军予以各个歼灭，我军又主动放弃了一些城镇，主力大踏步向北撤退，沿途仅以小股部队阻击，以迷惑敌人。敌军见我们没和它大打，以为我军已无力抵挡，便气势汹汹地向我解放区长驱直入。
　　赵锡田以三个团的兵力进入我鲁西南白茅集一带后，蒋介石从南京发来嘉奖电，刘峙和陆军总部副总司令范汉杰也亲自赶到白茅集一带来督战。赵锡田受到了上级的褒奖，愈加不可一世。
　　随后，我军又把大、小杨湖也投给了敌人。整三师的万余人马就驻扎在大小杨湖和附近的倪寨、方车王、天爷庙等几个方圆不到3公里的村子里，赵锡田的师部就驻扎在大杨湖后面的天爷庙。这样一来，整三师就与后面的整四十七师全部分离开来，完全孤立在我军面前了。
　　刘邓首长见歼敌时机已到，立即发起定陶战役。我5万大军很快从南面截断了敌人与整四十七师的联络，北面拦住了他前进的道路，东西两面也被我军牢牢围住，骄横不可一世的整三师，就这样钻进了我军早已布好的口袋阵中，插翅难飞了。
　　刘伯承司令员说：“消灭整三师必须从大杨湖开刀，他五十九团再厉害看能不能架住我一个纵队。”六纵司令员王近山主动请战：“打剩下一个旅我去当旅长，打剩下一个团我去当团长，打剩下一个连我去当连长……”
　　1946年9月3日黄昏，刘邓大军向整三师发起了全线攻击，定陶战役正式打响了第一枪。激战至4日深夜，由于敌人的火力太强，部署严密，我军在全线上与敌人处于对峙状态。
　　这时，敌人东路之整编第十一师正向定陶疾进，西线各路之敌也向整三师作向心增援，四十一师已进逼到距大杨湖不到20公里。如果我军不能在一两日全歼整三师，很快就有被敌人反包围的危险。在此严峻情况下，刘邓首长于9月5日下午召开了四个纵队旅以上干部作战会议。
　　
　　会议上，李达参谋长介绍完敌情后，刘伯承司令员说：“现在我们必须根据敌情的变化调整一下部署，我和邓政委研究过，消灭整三师必须从大杨湖开刀。因为驻守大杨湖的是整三师的主力五十九团，该团在整三师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我们消灭了它就能胜利在望；另外，该团又是敌整个防线的中心和其师部的门户，吃掉它后，我们从敌人的胸口上杀进去，直捣他的指挥所，然后各纵队南北夹击，就可全歼整三师。”
　　邓小平政委接着强调：“大杨湖战斗是消灭整三师的关键，消灭整三师又是粉碎敌人整个攻势的关键，如果打不好这一仗，歼灭不了整三师，等后面敌人近30万大军赶来，我们轻则要失去鲁西南，后退300里，不得不背起背包回太行山打游击了，重则有可能全军覆没。”
　　屋子里很静，大家都知道当前的局势很严重，都屏住呼吸静听着。
　　刘司令员停了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今晚要集中优势兵力，不惜一切代价，首先把大杨湖打下来!他五十九团再厉害，我要看看他能不能架住我一个纵队。”他扫视了一圈会场，问道：“哪个纵队愿意担任主攻?”
　　经过前两日的交战，正如大家原来所料想的那样，整三师这个“王牌军”确实有一定的战斗力，我军5万多人围住他万余人猛冲猛打，竟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怪不得赵锡田这家伙平常恨不能把牛皮吹到天上。守卫大杨湖的敌第五十九团，被赵锡田吹嘘为“王冠上的夜明珠”，看来与该团的战斗将是一场血战，大家都在紧张地思考破敌之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忽然，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站了起来，说：“一号(刘伯承)、二号(邓小平)，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王近山吧!不管牺牲多大，我纵坚决打下大杨湖，打剩下一个旅，我去当旅长，打剩下一个团，我去当团长，打剩下一个连，我去当连长，全纵队打光了，我们也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晋冀鲁豫父老乡亲！”
　　王近山这一请战表态，顿时使与会的同志热血沸腾！刘邓首长甚为高兴，当即表扬了王近山勇挑重担的高度责任感，同意六纵攻歼大杨湖。同时命令陈锡联司令员指挥的三纵围歼倪寨的敌人，杨勇司令员指挥的七纵围歼方车王的敌人，陈再道司令员指挥的二纵在外围阻击来援之敌。
　　六纵受领任务后，王近山司令员、杜义德政委立即决定由第十八旅担任主攻任务，第十六、十七两旅作为辅攻和预备队。
　　第十八旅紧接着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作战会议，肖永银旅长传达了刘邓及纵队首长的决心和指示后，严厉地要求：部队行动要坚决勇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要勇猛前进，任何人不得后退一步，否则，立即军法从事！
　　任务传达到部队，特别是传达了王近山司令员在旅以上干部作战会议上的请战表态，全体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部队情绪极为高涨。战士们看见气焰嚣张的敌人，心里早就憋不住了，纷纷向上级写请战书。很多党员把自己的钱物全部交出来作为组织费，不少战士连遗书都写好了，人人都下定了与敌死战的决心。战士们磨着刺刀狠狠地说：“不把敌人消灭，算不得毛主席的好战士!”“为了保卫鲁西南解放区，牺牲了也光荣!”
　　夕阳西下，西边天空升起一片晚霞。肖永银认真地用望远镜观察大杨湖敌情。大杨湖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敌人侵占前，老百姓都闻讯逃光了。该村四周地形开阔，村外有一道壕沟，沟深约3米；村南有一块水塘，芦苇茂密，形成天然屏障。敌人进占后，加强了防御工事的构筑，村内主要道口都筑有暗堡工事，结合穿墙破壁的枪眼，组成密集交叉的火网。壕外设有两道鹿砦，砦外有烽火，供夜间巡逻照明。村里村外地堡密布，交通壕纵横交错，纵深有敌炮火支援，村西南倪寨还有敌坦克可以随时出动。
　　突然，电话机响了，肖永银一把抓起耳机，电话是王近山司令员打来的：“永银，刘伯承司令员让邓小平政委在野战军司令部指挥全局，他亲自到我纵指挥所来了，他说要去看看你们，我把他留在这里了。”
　　肖永银感到十分愕然，纵队指挥所离大杨湖仅有不到三里地，旅指挥所离前沿则只有几百米，恶战在即，他真担心首长的安全。这时，他更加意识到大杨湖战斗的非常意义，十分激动，他说：“请你转告刘司令员，请他不要来了。我们一定全力打好这一仗!”
　　肖永银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部队。这时各团都进入了出发位置，战士们趴在阵地上，都兴奋地争相谈论着刘司令员亲自坐镇前沿指挥这件事，身上更添了一股巨大的力量。
　　我英勇的战士们高喊：“我们死也要死在这里，决不后退一步。”敌代团长吴跃东哀叹：“我们够不要命的了，没想到还有比我们更不要命的。”许多老战士后来回忆：大杨湖战斗是“东方的凡尔登绞肉机”。
　　夜幕降临了，天很黑，天空只有几颗星星，一阵阵凉爽的秋风吹来，令人精神倍增。肖永银在旅指挥所的外边来回走着，不时看表，老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11点30分，总攻正式开始。纵队仅有的一门大炮首先打响了，炮弹尖啸着飞过头顶，在大杨湖村边炸响，手榴弹也在敌营炸开一团团火花。敌人从大杨湖射出的平射炮弹有几发落在肖永银他们住的房边，溅起的沙土拍打着房子发出叭叭的响声。
　　第十八旅指挥所骤然紧张起来，五部电话机不停地响，大家忙着打电话，看地图，不断报告各团的进展情况，他们抑制住内心的激动，镇定地分析着各种情况。
　　战斗打响后，第十八旅五十二团率先炸开鹿砦，抢占了村边一个土围子，与反扑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第十八旅四十九团猛打猛冲，三次突入村内，但因后备力量不足，火力单薄，都被迫撤出。这两个团在村边一直和敌人反复争夺，延续到拂晓前。
　　第十八旅五十四团冲锋到村边后，敌人在村边的机枪全开了火，把前进的道路打得一片烟火。战士们端着刺刀，举着手榴弹，毫无惧色地冲上去，一营教导员朱辉腰里插了9个手榴弹，率领战士们摧毁了一个个坚固的暗堡，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飞快地抵近了村边的两个大院子。这时，朱辉不幸中弹牺牲了，跟在他身后的排长孙全贵，激昂地喊道：“同志们！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冲呀!”
　　“杀!――”
　　战士们怀着复仇的怒火，像咆哮的狮子扑向敌人，消灭了残余的敌人后，迅速占领了村边的两所大院子。
　　敌人被压入村边房内后，先是从窗口、房顶和暗堡内继续疯狂地向我前进的部队扫射，使我军伤亡很大。然后，敌人沿大街两边的工事，向我军反扑过来。我军则利用院墙为掩护，进行英勇阻击。
　　战到后半夜，我五十四团剩下100多个人了，突然，驻守在杨湖附近天爷庙和阎砦的敌人也出动增援了，四五辆坦克轰轰隆隆直朝五十四团背后冲来，村内敌人一听坦克叫，更加拼命地往外冲。
　　村边是五十四团包扎所，大部分是重伤员，情况万分危急。团政治处主任霍宗岳一看，抓起两个手榴弹大喊：“同志们，用手榴弹打呀！”
　　接着，卫生员放下了绷带，司号员放下军号，电话员放下耳机，全拿起了枪和手榴弹。阵地上的堑壕被坦克压塌了，烟尘滚滚，砂石乱飞，好些同志被埋在了下面，不少同志竟被坦克活活碾死。活着的同志肺都气炸了，怒不可遏地追打坦克和其后面的敌兵。
　　有几辆坦克见冲不垮阵地，又轰隆隆开到院墙边去了，想把村内的敌人“救”出来，坦克上的机枪一个劲地扫射，村内的敌人像发了疯似地向围墙边冲。五十四团团长、政委、参谋长和通讯员、警卫员全都投入了战斗，连伤员也趴在下面的堑壕内给上面的人递弹药，远的用机枪、步枪打，稍近用手榴弹打，敌人冲到跟前来了就用枪托砸、刺刀捅，手榴弹来不及扔出去，干脆当铁锤把敌人砸死……团长卢彦山一边打一边喊：“同志们，这是对我们全团的考验，守住阵地就是胜利，坚决打呀!”
　　墙头上一片洪亮的喊声：“我们死也要死在这里，决不后退一步!”
　　墙头上的战士越来越少了。战士王世纪的左臂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鲜血浸透了半边身子，每次昏迷苏醒后，又抱住机枪射击起来；七连长李栗智已经打了100多个手榴弹，胳膊疼得举不起来，手也被弹弦拉破了，终因多次负伤而倒下去了。敌人又冲上来了，几个战士跳过去堵住口子，敌人又被打退了……
　　五十四团的阵地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肖永银立即命令五十三团的两个营不顾一切前去支援，这两个营死死地钉在了那里。
　　面对迟迟不能解决战斗的严重局面和我军重大的伤亡，肖永银旅长的心情十分沉重。王近山司令员听了他的报告后，给他打气说：“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刚才我们电台监听到敌五十九团代理团长吴跃东的求救电报，说他只能再坚持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援兵不到，他就要自杀。看来，敌人离崩溃的时候已经不远了，我们的预备队也该拉上去了。”接着，他命令肖永银：“我现在把纵队的预备队全部给你指挥，务必迅速攻进村去，全歼敌人。”
　　一会儿，纵队韦杰副司令员和尤太忠副旅长带着作为纵队预备队的四十六、四十七、五○三个团赶来了，他们交换了意见，决定发动一次总攻。
　　半小时后，大杨湖四面八方响起了更为激烈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到处是闪耀的火光和迸溅的火星，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杀过去了。
　　不久，尤太忠打来电话：“部队冲进村去了。”指挥所的人们兴奋地又跳又叫。
　　肖永银刚弄清各团的情况，就听见王近山司令员在电话上说：“师长(指刘伯承司令员)，大杨湖攻下了，部队都进去了!”
　　“好啊，这一下赵锡田站不住脚了，他马上就要跑的。你赶快组织部队直捣他的指挥部，我命令其他几个纵队前后夹击。”
　　肖永银非常熟悉这是刘司令员的声音，原来他一直就在纵队指挥所里，不禁心头一热。这时，王近山司令员又命令肖永银：“你不要守在旅指了，赶快到村里掌握部队。”
　　肖永银放下耳机，就朝枪声逐渐稀落的大杨湖跑去。
　　天蒙蒙亮了，四周烟雾沉沉，有的地方还冒着火苗，整个村子千疮百孔，工事炸烂了，壕沟坍塌了，敌人的死尸、枪支、军帽和绑带甩得满地皆是。一路上也躺着许多我们英勇无畏的战士，有的倒在鹿砦边的血泊中，手里还握着马刀；有的和敌尸搅在一起，旁边扔着打断了的枪和刺刀；有的趴在炸断的木梯上……肖永银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他想：只有我们无产阶级的部队，才有这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
　　肖永银在村中遇到战士押着几个俘虏往外走，―名战土指着其中一个灰头灰脸的俘虏，报告说：“他就是敌代团长吴跃东。”
　　“噢!”肖永银立即站住了脚，右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手枪，想到就是他和该团的拼命顽抗，折损了我许多优秀官兵(战后统计，大杨湖一战，仅我军担任主攻的六纵十八旅就伤亡2000余人。六纵的很多老同志后来都回忆说，此战是真正的“东方凡尔登绞肉机”)，恨不能一枪毙了他，但我军的纪律又不允许他这么做。他强压住怒火，质问吴跃东：“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吴跃东叹了口气，说：“我们够不要命的了，没想到还有比我们更不要命的。我还从未见到过这么英勇顽强的部队。”
　　赵锡田钻到了汽车底下，我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将他拖出来。蒋介石大骂刘峙无能，大批高级将领被撤职查办。毛泽东同志誉定陶战役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光辉范例”。
　　天爷庙紧挨大杨湖，五十九团被我全歼后，驻扎在天爷庙的赵锡田整三师师部便暴露在了我军面前。
　　赵锡田在被我军包围之初，尽管也有点后悔不该钻得太快，以致陷入了刘邓大军的重重包围，但还存在一丝幻想，一是自认为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即使被刘邓“包了饺子”，他们也不一定“咽”得下去；二是其他各路援军马上就到，我赵锡田把刘邓大军“钉”在了这里，等外面的援军完成对刘邓大军的反包围后，来个里外夹击，刘伯承、邓小平这次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跑不了，头功自然还是我整三师的。
　　被围攻前两日，赵锡田见我军几乎未伤其皮毛，又神气了起来，一面向南京发电“表功”，一面催促友军策马来援，早日完成对刘邓大军的反包围。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几路友军尽管近在咫尺，却一个个都持观望和幸灾乐祸的态度，仅派小股部队前去象征性地援助一下，稍微遇到我打援部队的阻击后，便都赶紧缩了回去。
　　赵锡田正气急败坏地用报话机向南京、郑州连连呼救，最令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刘邓大军改变了战术，来了个黑虎掏心，一下将他的主力五十九团吃了，并接着向他的指挥部杀来，顿时吓得六神无主。其它诸团自认更不是对手，个个慌作一团，再无斗志。赵锡田见大势已去，再也没了往日的威风，痛哭流涕地向南京表一番“最后的忠心”后，于6日下午率部向南逃窜了。
　　逃?哪里逃!我军早已扎起了袋口，正一步步缩小包围圈，向整三师残部泰山压顶般杀来。赵锡田手握手枪，督促部队勉强抵抗了一阵，眼看我军要冲杀到跟前，再也顾不得指挥，慌忙脱下中将制服，钻到汽车底下去了。后来，我军两名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将他从汽车底下拖出来，全身是泥土，狼狈极了。他开始还冒充是“军械主任”，但在其他俘虏的指证下，才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我军刚全歼了整三师，敌人的数架飞机就从南方飞来了，赵锡田一见，捶胸顿足地哭了起来。
　　附近的四十一、四十七等各路敌人，本想等我军和整三师打得精疲力尽、两败俱伤时来坐收“渔翁之利”，没想到我军这么快就将整三师“吃”下去了，并且一个也没跑掉，个个惊悚不已。整三师尚且如此，他们清楚自己这些杂牌军更经不起我军轻轻一击，便都争相自顾掉头逃命了。
　　刘邓首长一声令下，我数万健儿一起掩杀过去。这时战局完全反了个个儿，敌人前几日还气势汹汹地咬住我军的屁股不放，现在则被我军追得比兔子跑得还快。9月8日，我军在追击途中又歼灭了四十七师两个旅和其它逃敌各一部。
　　至此，定陶战役胜利结束。从9月3日至8日6天内，我军歼敌4个旅1.7万余众，粉碎了西路之敌的进攻，大大鼓舞了我全国军民的必胜信心。
　　整三师的被歼，蒋介石疼得像被人挖去了心肝一样，气得大骂刘峙无能。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陈诚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不几日均先后亲到河南，召集郑州绥靖公署全体军以上将领开会，并将刘峙等一大批高级将领撤职查办。
　　9月1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蒋军必败》的重要社论，指出：“定陶战役是继中原野战军胜利突围与苏中大捷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这三次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到了扭转时局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也将定陶战役誉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光辉范例”，在多篇著作中都作了引用。
　　（王殿芝荐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