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电影与原著不同 从电影《金陵十三钗》看影视文本对原著小说的再构建

　　摘 要：2011年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和观众认可，这是张艺谋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电影精品。这部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以日军攻陷南京，对沦陷区人民的肆意杀戮凌辱为背景的电影，早已引起公众的关注。这部电影探讨了关于人性救赎的重要命题。通过一位在沦陷区假扮神父的外国人和一群风尘女子的舍身成仁，救护了在教堂中的女学生的故事，彰显了苦难中的中国人的民族血性和觉醒。本文将着重对影视文本对原著小说的重新架构进行分析。
　　关键词：电影《金陵十三钗》 原著小说 影视文本 再构建
　　很多优秀的电影都是通过文学作品改编而来。这不能不说明一个问题。电影从来都和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改编成电影。即使是非常优秀的小说，也不一定能成功改编为电影作品的剧本。《金陵十三钗》是一篇优秀的小说，但它的改编也并非易事。电影银幕剧作大师罗伯特·麦基认为改编的第一原则是：小说越纯，戏剧越纯，电影就越差。[1]（这种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也不无道理。）他随后又解释了改编困难之所在。他还指出，改编的第二个原则是：原意再创造。[2]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优秀的文本转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删繁就简，人物凸显
　　原著小说自然是一部优秀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教堂的英格曼神父和阿多那多神父、看门人阿顾、锅炉师傅陈乔治、包括“我”的姨妈书娟在内的四十五位女学生；第二部分，以赵玉墨、红菱、豆蔻等为代表的十四位风尘女子；第三部分，以戴教官、李全有、王浦生为代表的五位军人；第四部分，以日军中佐、大佐为代表的日军军官。另外，人道主义者惠特琳女士在小说中也出现。这样一篇小说中的人物，想要在电影中全部予以表现，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如何重新处理这些人物，需要花费一定精力。
　　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的人物应属两位神父和赵玉墨，其他人物也是构成小说的重要要素，他们有着各自独特的个性和人格魅力，都是不可替代的。
　　首先，两位神父和赵玉墨是救赎主题得以实现的主要人物。小说中，两位神父性格迥异，英格曼神父悲悯慈爱，而又勇敢坚毅；阿多那多神父性格急躁，嫉恶如仇，勇敢机智。如何处置这两个人物的设置，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于是，在电影中，我们就看到了编剧反其道而行之，重新选择了一位领受了埋尸任务的局外人约翰·米勒。这个米勒，不自觉地由一位事不关己的局外人走进灵魂救赎和自我救赎的过程，成了实际上的“英格曼神父”。这样处理，是一种细致的、凸显变化过程的人物塑造，更能让观众慢慢地完成心理期待。神父的问题解决了。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是赵玉墨。在小说中，由“我”的姨妈书娟的视角主导的叙事，充满了主观情感。赵玉墨最初是作为书娟心中的仇人出现的。因为赵玉墨的出现，让自己远离父母，深陷重围。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书娟对赵玉墨态度的改变以及自我忏悔，也从另一种程度上完成了救赎主题。而且，小说中的赵玉墨因为作者着墨很多，人物更显复杂。电影中则干脆将这一段落中书娟的个人情感在最大程度上削弱，最客观地呈现人物的主观视角。这样，赵玉墨就轻装上阵了，没有书娟和她的个人恩怨。我们将眼光落到她个人的表现上。最重要的是，小说中的赵玉墨是一个看起来妖娆、多情、而且“**其内淑女其表”，但又果敢刚烈的女子。她的复杂性格在电影中有所削弱，成了一位不幸堕入风尘而又清高、孤傲、果敢的女子。这样，人物的两大救赎阵营，就此完成了塑造。
　　其次，在第一、二、三部分的次要人物塑造上。编剧也显示出了卓越的素质。第一部分中，看门人阿顾、锅炉师傅陈乔治被整合成了一位少年，并最终成为“金陵十三钗”中的一员；第二部分，仅着墨于豆蔻、红菱较多，其他则几乎没有；尤其电影中豆蔻之死，是为数不多的表现日军暴行的镜头；第三部分，戴教官由偏安一隅、最终从容赴死的军人成为与救护女生、与日军血战至死的英雄，浦生在小说中的悲剧结局，则由平静死去取代。纵观这些人物，无不充满了血性和善良人性，让人在悲剧背景下感动和动容。
　　最后，也许是为了应题，编剧改编了小说中众多的人物设置，以更生动的典型取代。比如，大规模的删减了人物人数，重新架构了人物组成。在女学生这方面，最终剩下的是十二人。在赵玉墨这边，最终也剩下十二人。而陈乔治则成为独特的第十三位牺牲者。至此，金陵十三钗齐聚。而小说中出现的惠特林女士则在电影之中被省略。可能是因为电影中从来就不缺少叙事的固有的受困一隅的氛围，再加上堪为表率的“英格曼”神父，这样的真实，已经不需再言说了。另外，电影中还出现了一位小说中并不存在的人物——书娟的父亲，而且他也是救赎中的重要一环。再观两位日军军官，在做到了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又有些许变化。比如大佐这个人物的塑造，一方面他对残暴的行径并不认同，但是另一方面又对来自日军的命令无奈地执行，成为有一丝人性而又没有自由意志的战争机器的一份子。
　　二、收缩有度，流畅自然
　　小说中很多主要人物的次要个人情感段落和次要人物的次要人物的情感段落被删除、合并、重塑，使其更符合剧作需求。作为只能尽可能展示而不是去解释的一种艺术形式，这部电影中更清晰地呈现出一条叙事线。人物的个人情感则被归置到这一条线下。这样改编之下的剧本，是电影这门关于简洁呈现故事的艺术有了可能。
　　在小说中，书娟和赵玉墨有着个人纠葛，而这是赵玉墨始终未发现的，也最终随着她从容赴难而消失的。电影中，书娟则更多地为了主观视角的叙事而存在。而这个主观叙事在小说里是合情合理的，在电影中转换成了米勒和赵玉墨情感发展的“监视器”和日军暴行的主观呈现者。原著中，赵、戴二人情感一段被移植到米勒身上，使得这个由局外人变成神父，而又有着个人强烈情感追求的人充满了人情味和感染力。而米勒这个最初看起来像 “二流子”一样的人物，慢慢地成长为有担当的神父，本身就是救赎的体现。
　　而小说中的次要人物的情感段落中，个人情感是突出的表现。这其中包括锅炉师傅陈乔治与红菱，豆蔻与王浦生的感。因为在电影中的叙事收缩，陈乔治成了一位一心只想保护女生的男孩，情感线必须被删除。这样既统一了主题，又使得人物原来的猥琐、胆怯的形象得以重构，更加鲜明，也更符合单一性格人物的要求，使得次要人物的呈现做到了有理、有度。电影中完整保留了豆蔻和王浦生这个情感段落。在受困之地，心地善良的豆蔻和深受重伤的王浦生的个人情感显得卑微而又有着震慑人心的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中的态度，永远都不放弃希望。豆蔻为了能为浦生弹一曲，死在取弦的路上。她明知有莫大的危险，依然去了。这是苦难的开始，也是救赎的开始。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至死都不会改变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巨大苦难的坚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