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湖湘文化的开端 近代教育的开端

　　［摘　要］关于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开端，学术界传统的观点认为，应当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起点；事实上，只有当中西文化彼此产生冲突与融会，原来的文化发生了变异，朝着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真正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据此理论，以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为开端，更能揭示出湖湘文化近代化转型的特质。
　　［关键词］湖湘文化；近代湖南；开端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２）０４ — ０1０5 — ０2
　　近代的史册上，记载了数不清从湖南走出的人才。正是湖湘文化从传统向近代实现转型，才为湖南近代的人才群体的成长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关于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的开始，学术界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起点，二是以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为开端，笔者更倾向于后者。近代化，应该是物质、制度、精神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时代与社会的近代化特色。而文化的近代化，应该是以西方文化的输入而产生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汇为标志，如果西方文化只有输入，而没有受到本土文化的接纳，就不能使本土文化表现出近代化的特征；只有当中西文化彼此产生冲突与融会，原来的文化发生了变异，朝着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真正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
　　一、甲午战争前
　　甲午战争之前，湖湘文化对西方文化采取强烈的排斥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西洋教加以排斥。***文化是最早传入湖南的西方文化，从清朝雍正开始有天主教堂在湖南衡阳和湘潭的出现，到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传教士在湖南取得合法权，***在湖南的传播本应该是迅速增长，但湖南人焚烧教堂、驱逐教士等强烈抵抗的行为使得***在湖南一直都难以立足生根。当时比较有名的便是“周汉卫道”，他在狱中的供词中说：“忠诚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由此可以看出，他反洋教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的“圣道”。
　　二是对西方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一概排斥。最典型的例子是当时的湖南人对“制造轮船”的看法。湖南一些有识之士，如郭嵩焘曾创议在湖南与湖北之间筹建轮船，以分洋人之利，不料遭到大部分湖南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只要轮船一开，便会给外国人入侵内地提供方便，民船也会丧失优势。郭嵩焘还因此遭到了官员刘锡鸿的弹劾，其创议便被扼杀在摇篮之中；1872年同治中兴的贵官曾国藩病死在金陵，当他的灵柩由轮船送入长沙时，竟遭到官绅的大力抵制。当时的一个英国人评价得很精辟:“多年以来，湖南是大陆腹地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外国事业的反感，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因此，这里不仅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官吏和军队，也出现对***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留情。”当时的《万国公报》是这样评价的：“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以上等等，足以见得当时湖南的守旧风气所达到的深度。
　　当沿海的地区已经逐渐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湖南的各个层面都还是处于传统的状态，尤其是文化层面，更没有越出传统的氛围。曾国藩的“儒家之军”竟打败了太平天国，使得儒家传统得以保存和巩固，给了湖南人民带来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滋生出了“中国不能一日无湖南”的虚骄狂妄之气。在这种“自我为中心”的狂妄之气的作用之下，外界发生的种种变故，湖南人便不屑一顾。当时有人如此评价：“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之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激起些许涟漪，所以当洋务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而魏源、曾国藩等虽是湖南人，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前，他们的先进思想的产生与实践，却都与湖南没有关系，外界对他们的肯定与赞扬，也都是甲午之后的事情。
　　二、甲午战争后
　　关于甲午战争之后，湖南便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是古代湖湘文化的精神的影响，特别以王夫之、魏源等典型代表的思想为动力。笔者认为，古代的湖湘文化与近代的湖湘文化的传承关系不可磨灭，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种思想背景就是引起湖湘文化突变的关键因素。湖南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日甲午战争湘军的溃败刺伤了湖南人的自尊心。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造就了湖南人自认为的湘军的“神话”，而中日甲午战争湘军的溃败使得昔日的荣耀和自我陶醉一扫而尽。当时，湖南人以日本人为榜样，兴起了“西学”的热潮，表现出一种崭新的姿态，“舍己从人取于人”。因此，甲午战争之后，一大批湖南人，从传统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在先进官吏如黄遵宪等的支持下和梁启超等康门弟子的帮助下，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推动着湖湘文化向近代化迈进。
　　二是湖南人易走极端，保守与激进并存的性格特征。湖南曾是“四塞之地”，湖南人的极端性格在甲午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甲午之前，湖南人在全国范围内是保守出名，但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一场湖南维新运动，就一改湖南昔日的守旧风气，“开民智”、“倡西学”、宣言“西政”、与保守派做斗争等，一跃成为全省最有朝气的一个省份。谭嗣同就是当时一个典型的代表，提出了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主张。更为激进的是，湖南人樊锥等提出了全盘西化。就如当时舆论所评价的：“湖南素称守旧，而今日丕变之急，冠于行省。”可见，湖南人的激进与保守，都在近代走向了两个极端。
　　三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学风早在宋代湖湘学派创立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并代代相传。近代典型的代表是曾国藩和左宗棠等人从魏源的思想论著中得到启发，办起了洋务运动。此外，还有后起的一批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维新派、革命派等都是实践了“经世致用”的理论。湖南人这种浓厚的“经世致用”意识培养了湖湘人士强烈的政治意识，孕育了近现代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关心国运、为国捐躯的湖南人，最典型的应数近代一大批杰出的政治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