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侃市场:中国作家排行榜

　　陈建功：面对市场，不妨也调动一下想像力。　　梁晓声：文学的原本位置就该是夹缝式的。　　李国文：应该养作家，不应养管作家的那许多人。　　林斤澜：文艺走向市场是反“左”的好办法。肖复兴：没有1793年的动荡，就没有《九三年》这部巨著。
　　史铁生：我相信知识分子不会永远穷下去。刘恒：如果给予作家双重自由还混不下去，那就活该了。
　　汪曾祺：面对商品大潮，我无动于衷。
　　刘湛秋：越是高质量作品越是有商品价值。
　　王蒙：作家既要面对市场，也不能完全被市场所左右。
　　陈建功与赵大年合著的《皇城根》眼下正火。既写通俗作品又写严肃文学的陈建功，谈到市场经济对作家的挑战时这样说——
　　最近，政府刚刚传达了放开物价的精神，我忽然觉得，作家面临市场经济的挑战已迫在眉睫了。
　　从发展上讲，我感到现在文艺作品进入市场的速度与步伐太慢了。至少那些有一定商业价值的文艺作品应尽快进入商品市场。然而，商品市场对我们来说毕竟是陌生的，作家们和出版家们在这方面的想像力有待调动。比如，作品可不可以采取拍卖方式，作家写出作品后，可把对此感兴趣的编辑部门召来，实行拍卖，作家出底价，各编辑部门依次加价，使作家在竞争中加以选择。又如，作家可采用聘用经纪人的方式，作家写出作品后，由经纪人与出版社、编辑部门联系。影响大的刊社，作家可把价压得低些，影响小的可抬得高些。经纪人还可以负担起作家的全部社会活动，如安排作家出席新闻发布会，接待采访等等。我手头正写东西，如果能腾出时间来，说不定也会“闹腾”一下。
　　知青的丰厚生活使梁晓声写出了《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有影响的知青作品。目前，他正在为中央电视台写电视连续剧《同龄人》。他的一番话会使你感到他对历史反思和现实认识的清醒——
　　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价值观念都会发生变化。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人类的历史，同时是人类自身价值观念不断嬗变的历史。但是似乎没有哪一国家的人像我们中国人一样，一忽儿抱着一种价值观念，企图跃到宗教涅槃的半空中，一忽儿又抱着另一种价值观念，五体投地在彻底金钱崇拜的尘埃。现在我们中国人杀了自己一个回马枪、仿佛茅塞顿开，大彻大悟，意识到商品价值才是一切事物的终极价值——简单倒也简单，但是一半的合理性中包含着一半的荒唐。这是一种必然的荒唐。对此，我们无论怎么说，说些什么，都不过是自言自语。一个人对时代的选择唠唠叨叨显得很傻气……
　　以商业的价值观念作为文化艺术价值的取向，当然我们所常谓之的“纯文学”也在其例，亦是一半的合理性中包含着一半的荒唐。但是放眼一看——似乎全世界都不知道该把那一半的荒唐抛到哪儿去。每一个时代都不是没有缺陷的时代，没有人和你玩平等的游戏。不平等或曰某一种荒唐，曾体现在比小说家多得多的农民身上、工人身上、教育工作者身上。人家承受过来了。现在体现在“一小撮”小说家身上，我想似乎我们也只有承受。
　　价值观念取向多元化好。看看今天的小学生吧，压力多大呢？他们能承受我们何以不能？而且，一个事实是——我看朋友们都活得挺滋润，并没有被逼到险如悬崖边沿的地方，也看不出谁打算纵身一跳为文学“殉情”。倒是“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活在中国式的小中产阶级的水平线上。另一个事实是——尽管印刷机每日里将成百吨的纸印上商业的标记，造成“快餐”和“零食”一样的文化，但好书又确实仍在出着，好刊仍在办着，好作品时有问世。生机还是有的，希望还是有的。文学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原本的位置就应该是一种夹缝式的位置。认清了这一点，倒也就泰然了……至于我自己，时而眼羡别人成了“得水之鱼”，不无嫉妒；时而又告诫自己，莫使欣然成鱼。后一种时候多，故不是鱼，是一种半鱼不鱼的东西。我的愿望——或曰后半生人生奋斗目标——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饭馆，30平方米左右，装修得温馨典雅，以为生计，保障我写自己认为的小说。如今更想的也许恰恰是被认为更不赚钱的小说。所以那愿望中的小饭馆是一定要使之变成现实的。我有这个自信。
　　至于眼下，小说家总是聚在一起讨论文学的幸或是不幸，莫如伏案笔耕的好。下不为例。
　　写《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的李国文，1957年曾因小说《改选》被打为右派。这位历经坎坷的作家饱尝极“左”路线之苦，在面临文学体制改革时，他的想法是——
　　我认为国家养作家是一种文明的体现，文化传统优良、久远的国家都养作家，只有野蛮、愚昧的国家才把养作家当作负担，也没有作家可养。试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作家有这么便宜，只须30～50美金就可以养起来？既然影星、歌星们可以到处走穴，出场费动辄一万八千，还照拿国家的工资，作家为什么不可以在挣工资的同时拿稿费呢？政府应该认识到，作为社会的文明标志，作家与科学家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话说回来，作家也不可以因为被养起来就成为精神贵族，而应该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作为回报。
　　当前文学体制的改革应是管理部门的改革。现在许多管理机构日益衙门化，成了争权夺利的官僚机构，且机构重叠，领导干部老龄化。以作协为例，60岁以下的领导干部仅有两位，怎么能有工作效率呢？改革就是要把庞大、臃肿、低效的官僚机构转化成精干、高效、小型的职能部门。在中国目前实行低稿酬制的情况下，作家还不能靠稿酬维持生计。所以，国家应该养作家，不应该养管作家的那许多人。
　　北京作协副主席林斤澜，他的作品被称为“怪味豆”。采访中，属他说的少，份量却很重——
　　过去反“左”很难，不容易反得好，且反不下去，反着反着又成了反右。相信文艺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能找到反“左”的好办法。现在文艺界有不少人在搞公司，一部分作家跟着下海了，也未必是坏事。对文艺体制改革应多作些有益的尝试，沿袭过去衙门式的机构是不行的。文艺走向市场经济有利于反“左”。
　　作家肖复兴侃起文学与市场经济来像在作诗，他说——
　　当前我国的经济正处于发展阶段，冲击力如一场旋风非常强大，在一段时间内文学会遭到冷落。因为文学离不开作家与读者，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许多人禁不住诱惑像葵花向太阳那样转向了经济。一部分作家歇笔下海了，一部分读者弃读去经商了，这二者迅速的离去，必然给文学带来空前的萧条与寂寞。但从长远看，这种冲击又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为下一步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拿雨果的《九三年》来说，如果没有1793年的动荡，就没有这部巨著。因为这种动荡为文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生活，并造就了巨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