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革命军_要革命就要工农合作

　　编者按：这又是一个和工农结合的、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典型。我们已经有成千成万家在城市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走上了农业战线。今后，还要有更多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他们到农村以后，究竟怎样才能把自已锻炼成一个新型的劳动者？赵耘的事迹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回答。他在农村安家落户七年，踏踏实实，一心一意，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他坚持不懈地参加劳动，就像对付顽敌一样，最后终于攻克了劳动关。他把老贫农当作自己最好的老师，虚心求教，不懂就问，老老实实学习劳动人民的好思想、好品质和丰富的生产技术经验。他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改造思想，勤勤恳恳为群众办好事，终于用自己的行动取得了群众最大的信任。
　　巧的是，赵耘和周明山，同是从学校走上农业战线，同是后来当了群众爱戴的党支部书记。所不同的是，周明山在农村长大，赵耘是大城市里长大的。但是，赵耘经过七年的刻苦锻炼和改造，也由城里来的“洋学生”变成了一个“田秀才”，成为河北省农业先进生产者的著名代表。这正是值得广大城市知识青年学习的地方。
　　我常常收到一些不相识的青年朋友的来信。他们都想知道我是经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决心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到了农村以后，碰到些什么困难和问题，又是怎样克服了困难，一步一步地锻炼成长的。我虽然还做得很差，但为了得到大家的帮助，我顾意谈谈自己的一些初步体会。
　　不重金银重耕耘
　　一九五七年，我在天津市第十三中学初中即将毕业的时候，党向知识青年发出了参加农业生产的号召。当时，有些人认为：下乡去和土圪垃打交道，修理地球，没出息，不如升高中考大学前途大。有的人说：“我宁顾在天津挖茅坑，也不愿到农村去受苦。”在我的思想上也引起了激烈的斗争。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代读书人，从入学那天起，就立志要上高中、升大学，将来当个科学家，用知识去为人民服务，根本没有想到过当农民。同学们也认为，我父亲是处长，母亲也是干部，家庭经济条件好，我又是共产党员，学习成绩好，十一门功课有九门五分，两门四分，升学没问题。可是，我又想到，在旧社会里，父亲给地主扛活，母亲给地主家当奶妈，因家穷，二哥活活饿死了，如果不解放，我连饭都吃不上，哪能上学！我是在党的培养和劳动人民血汗的抚育下长大的，知识是党给的，现在应当用它去为人民服务，而不应把知识作为个人求名利的手段，更不能看不起劳动人民。我回忆刚到天津时，看到城市的繁华景象，就产生了不愿回乡的念头。父亲看出了我的思想苗头，把我们兄弟
　　三个原来的名字马银、贵银、贵金，改成了赵耕、赵耘、赵田，并嘱咐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你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女，要不重金银重耕耘。”我想到这里，心里开了窍，觉得现在党正需要我们到农村去耕耘，我是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响应党的号召，不能辜负党对我的培养。当我把自己的决心告诉父亲的时候，他很同意，说我选的路子对。父亲的鼓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我要下乡的消息一传开，有些要好的同志来劝我说：“在城市也一样为人民服务，何必要到农村去受苦！”我想，不错，升高中上大学，将来也可以为人民服务。但是现在很多人只想走这一条路，对下乡当农民这条路，眼下很多人还不愿意去。我是个共产党员，应该带头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又是在新社会长大的，没有受过苦，应该选择艰苦的道路去锻炼、改造自己。
　　临走的前一天，父亲和我谈到深夜。父亲嘱咐我下去之后，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在农村扎根，好好向农民学习本事，改造自己。还把我平常最喜欢的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十儿本书送给我，要我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政策。这些书成了我到农村以后吃不完、用不尽的精神食粮。就这样，我离别了家庭、老师和学校，来到了河北省宁河县军粮城“共产主义之路”高级社（即现在的军粮城公社）。
　　用行动去取得群众的信任
　　初到农村，大多数农民对我非常热情，但也有少数人说我是在大城市里吃白面猪肉长大的，到农村来吃不了苦，是“临时工”，“兔子尾巴长不了”。我初听到这话，觉得很刺耳，心里不好受。但仔细一想，觉得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还没有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能在农村长期呆下去。要叫群众相信自己，就要好好改造，摘掉“洋学生”这顶帽子。
　　我首先从和农民一起劳动做起。开始，队里照顾我，让我干些拔草等轻活，就这，我干一天回来还累得大腿根痛得迈不开步。党支部书记亲切地鼓励我说：“万事开头难，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就会好些。”后来我去割稻子，割不齐，放不顺，割一会就腰酸腿痛，得直起腰来休息一会。在我旁边的魏大爷就指点我怎么干，并对我说：“年轻人累点不要紧，歇一宵就过来了。干庄稼活没三天‘力巴’，心不狠，就练不出功夫来。”我觉得这话说得在理，我如果不能干累活，就说不上当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一句空话。于是，我咬着牙，下狠心干，手上起了八九个血泡，左手还划了一道口子，再痛再累我也不直腰。当我第一次不直腰和农民一道割到地头的时候，心里像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高兴。干农活就是这样，只要你能把困难顶过去，就能夺取胜利。几天以后，手上的血泡变成了硬茧，腰也不那么酸了，腿也不那么痛了，干起活来也觉得比以前轻松多了。冬天，上级号召大搞水利。在挖河沟的时候，我和壮劳力孙登有合抬二百七八十斤重的泥兜，抬了三天，肩膀肿得像个馒头，磨破出了血，痛得很。群众痛爱我，劝我换点轻活干，或者歇一两天。我笑着说：“我的肩膀是贱骨头，不压不老实。铁是打出来的，钢是炼出来的，我不打不炼也不行。”还是继续坚持抬。五六天以后，果然肩膀就消肿了，抬着也不那么吃力了。这使我体会到，重活也像弹簧，是欺软怕硬的，你软它就硬，你硬它就软。
　　一九五八年，社里大力发展养猪，我要求到猪场去当了饲养员。当时，有的人说：“当队长、会计是人官，有出息，当饲养员是猪官，没出息。”我觉得不管它有出息没出息，养猪既然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就应该把它干好。开头，我看所有的猪都是两只耳朵，四条腿，一条尾巴，一张嘴，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在老饲养员的眼里，不仅能从长相上找出猪的特征，还能从不同的神态、粪便、叫声中，知道猪病啦，饿啦，哪个要“发情”啦……这使我感到猪场就是一所大学校、大课堂，有学不尽的丰富知识。为了便于工作和学习，我索性搬到猪场的小破土屋里去住，很快就和猪混熟了。以前猪一见我就乱跑乱叫，后来，我一进猪圈，小猪就朝我围拢来，有的啃我的脚后根，有的在我的腿上蹭痒，有的在我面前摇头撒欢，像表演舞蹈一样。看到这些，我更对养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爱猪了。每天，我总是先给猪拌料煮食，喂完猪，刷完槽，把猪打点好了，再来做自己的饭，打点自己。数九大我忙小猪冻死，就用自己的棉被棉衣把小猪包起来，炕上放着猪，怀里揣着猪，夏天下暴雨，为了保证小猪的安全，我同饲养员一起和暴雨搏斗，有一次下大雨，我们一直苦战到夜里两点钟，才把圈里的水全部排出，使二百多只小猪安全无恙。猪坐月子没奶，我去买鱼熬汤来给它催奶；猪生了虱子，我给它擦六六六粉杀虱；我也学会了给猪接生、配种。后来猪生了病，有人说是瘟疫，没法治。我就决心学当猪大夫。我买了书，向书本学习；老饲养员有丰富的经验，我也向他们请教；我还跑到县里去向老兽医学习。有了这三个老师，再加上领导上对我很支持，给买了注射器、消毒锅等，很快就学会了打各种防疫针，治一般的猪病，和“三割育肥”的手术。就这样，我在劳动中逐渐地取得了农民群众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