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剧时代风云 消费时代的谍战剧叙事创新

　　【摘 要】虽然由《潜伏》热播引发的谍战剧狂潮暂时尘埃落定，但是作为具有独特魅力并且不断对类型化叙事进行创新的剧种，谍战剧仍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从《潜伏》到《借枪》，姜伟导演的谍战剧总是以新颖的姿态吸引观众眼球。本文将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对这两部剧进行分析，探寻其在消费主义逻辑下的创新之处，从而为未来谍战剧的创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消费文化；叙事；创新；《潜伏》；《借枪》
　　作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商业元素的结合体，谍战剧在电视剧类型中具有天然的优势。但正是这种天然优势使谍战剧落入类型化的窠臼，并且在荧屏出现大量情节雷同粗制滥造的剧集。除此之外，在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合流的时代，高举革命信仰和爱国主义大旗的谍战剧，越来越远离主流的大众审美。为此，观众对谍战剧创新的呼声越来越高，姜伟导演的两部谍战剧《潜伏》和《借枪》无论从内容表达还是形式创造上皆实现了创新。从收视效果来看，这两部谍战剧均实现了政治意识形态与当今社会消费文化的碰撞与对接。
　　一、消费逻辑下的意识形态表达
　　对革命信仰的讴歌和英雄人物的赞美是谍战剧永恒的主题，然而，一方面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英雄显得不合时宜，于是，姜伟在自己的作品中对直接硬性的意识形态表达进行了创新。《潜伏》中国共双方的阶级斗争被设置成舞台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主人公的感情生活和办公室斗争被浓墨重写，实现了世俗日常生活对神圣革命斗争的消解。于是观众从关注主人公情感生活和办公室政治，潜移默化地引起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线的同情和认同，从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在这一点上《借枪》走的更远，将日常生活引入叙事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剧中大量篇幅描写雄阔海被鸡毛蒜皮的小事搞得焦头烂额，琐碎的市井生活完全将阶级革命斗争的宏大叙事无限切割，意识形态的虚无化处理给观众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
　　另一方面，商品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作为审美主体的大众个体意识不断增强，因此必须先满足观众的个体认同才能完成英雄的蜕变。《潜伏》中余则成主要活动场景是办公室和家庭，这符合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尤其是他在办公室的如履薄冰地为人处世，引起了大多数身在职场的观众的共鸣，这里的余则成完成了观众个体意识的回归。《借枪》中穷困潦倒的雄阔海，为了生活和情报工作整日奔波辛苦，虽然雄阔海的遭遇惨于一般人，但是观众仍能从他身上看到事业的艰难和对妻儿的责任。通过对小人物形象的塑造，唤起了观众对个体意识的认同与回归，从而引起观众的理解和同情完成英雄形象的蜕变与升华。
　　二、消费文化中历史事实的真实与虚构
　　谍战剧集中反映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建国初期的红色革命战线的的殊死战斗，由于故事本身处于真实的历史时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电视剧的本质特征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然而对谍战剧来说，要虚构戏说还是要反映历史真实成为难以把握的问题。
　　“怀旧电影的特点，就在于他们对过去有一种欣赏口味方面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非历史的，这种影片需要的是消费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形象，而并不能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不能交代出来龙去脉。”这就说明，首先，在消费时代人们需要历史影像为其提供想象空间，并不要求探寻历史的真相；其次，消费逻辑下的大众文化最关注的是当下的社会经验和生活感受，因此谍战剧也要披着革命历史的外衣讲述现代人的生活和故事。
　　《潜伏》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到国共内战初期这段历史时期，并且利用真实历史事件点缀背景，如“戴笠坠机”“龙潭三杰”“军统改名为保密局”等，而实际上讲的却是虚构人物余则成在感情生活和办公室斗争之间周旋，本质上能和现代人的生活体验进行对接。《借枪》更是尽量少的引用真实历史事件，甚至对真实历史事件进行改头换面，例如韩国抗日义士刺杀日本侵略者的“虹口公园爆炸案”，则被改用在了雄阔海的弟弟罗成身上，这种改编就是对历史事实的符号化消费。在消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将历史事实进行戏剧化的叙述和图像化表达，符合现代社会打破生活与审美的消费逻辑。
　　三、消费文化为悲剧美学注入喜剧元素
　　亚里士多德再《诗学》中认为，悲剧是通过怜悯和恐惧来使情感得到陶冶，悲剧美学带来的崇高情感体验，成就了谍战剧的里程碑式作品《暗算》。但是在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时代，苦大仇深严肃刻板的叙事风格难以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观众的外在审美变化促使谍战剧这一大众文化文本内部创作也发生改变。
　　由于观众对喜剧的强烈诉求，使得《潜伏》和《借枪》两部剧中增加了大量的黑色幽默，风格上呈现出悲喜交加的色彩。这种叙事手法既能保留悲剧的深刻性以歌颂革命信仰和英雄情怀，又能采用幽默讽刺的手法取得较强的戏剧冲突。《潜伏》中余则成的事业线紧张刺激，而情感线则由于喜剧性人物翠屏而产生轻松幽默的效果，对反面人物的刻画较多采用讽刺的手法，对人物刻画入木三分令观众忍俊不禁。《借枪》中则处处充满了荒诞的黑色幽默，地下情报员竟然是个失业的无赖，不但没钱进行情报工作，没钱养家糊口甚至拖欠房租，最后只能靠蒙骗耍诈得到200块钱，为了执行刺杀任务竟然租到日伪的机关枪，而国民党要员杨小菊则是个满口假大空的吝啬鬼，整日只知道向上级邀功请赏。正是这种苦难中的笑才使姜伟的谍战剧具有独特的魅力，让观众在欢笑中体验革命激情和对信仰的坚持。
　　四、消费时代下叙事的游戏化狂欢化
　　在消费社会，生活和审美的界限被消解，一切都被重新编码形成影像符号，然后纳入消费文化系统中作为符号被消费。在这种消费模式下，人们对理性文化的消费转向快感文化的追求，于是游戏化狂欢化的叙事风格应运而生，作为红色革命题材的谍战剧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入这种消费逻辑的生产漩涡之中。
　　《潜伏》中，余则成必须在除掉怀疑者保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才能窃取情报完成任务，马奎、李涯和路桥山依次成为他的怀疑者和行动阻力，余则成必须除掉这些障碍才能完成任务，这种叙事策略和通关游戏的设定极为相似，呈现出游戏化的叙事风格。在《借枪》的高潮部分，雄阔海刺杀加藤的行动由“暗杀”演变成“明挑”，于是敌我之间的殊死较量演变成了一场赌注生死的游戏，在剧中，这场游戏的围观者甚至开局押注，游戏化的方式来戏说革命斗争，不能不算创举。随着赌局的扩大，形成了万人空巷的围观场面，甚至出现摇旗呐喊的拉拉队和狂热的粉丝，广播台进行现场直播，更绝的是男女主播的表演竟然戏仿了当下流行的电视购物的主持方式。一场仁人志士的壮烈死局竟然成为市民的狂欢，这种极致的叙事手段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
　　总结
　　消费文化的盛行必然改变观众的审美逻辑，从而促使电视剧这一大众文化文本的叙事策略发生改变。类型化的谍战剧叙事必然在消费文化的逻辑下发生转变：意识形态的表达转向背景化和虚无化、历史事件的真实逐渐被虚构取代，悲喜剧的美学特征出现并且呈现出游戏化狂欢化的叙事风格。虽然目前谍战剧高潮渐息，但是在下一轮谍战剧创作热潮中，消费文化的逻辑必定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英]麦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98
　　【2】[美]费德里希·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27
　　【3】尹鸿 马向阳.话语·身份·景观--从2009年谍战剧热看类型电视剧的生产、消费和意义生成机制。[J]电视研究，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