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停顿－相持】战略进攻战略相持

　　除了伊拉克军队的反攻外，对德黑兰来讲，美国对于两伊战争态度的逐渐清晰才是其最终接受和平协议的关键所在。德黑兰明白，如果美国决定武装干涉，那么已是内忧外患的伊朗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住。攻入伊拉克
　　鉴于伊朗咄咄逼人的攻势，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意识到必须尽早从伊朗撤军并在两伊边境建立防线，在他看来，伊拉克无力长期驻军伊朗，但保卫伊拉克不受伊朗反击还是够的。1982年6月20日，萨达姆宣称将在10天内完全从伊朗撤军，但此举没能满足德黑兰已被胜利吊起的胃门，携胜利之勇的伊朗宣称要继续这场战争，直到完全把伊拉克侵略军赶出伊朗，并要求巴格达赔款1500亿美元，作为伊拉克战前驱逐10万什叶派的赔偿，否则战争将不会停止。
　　事实上，德黑兰很清楚萨达姆不会接受这一苛刻的停战条件，但在是否攻入伊拉克这一问题上，德黑兰内部形成了立场鲜明的两派。以霍梅尼为代表的鹰派神职人员坚持将战火烧入伊拉克境内，6月21日，也就是在萨达姆宣布从伊朗撤军的第二天，霍梅尼表示攻入伊拉克是伊朗必须完成的战争任务。次日，伊朗总参谋长希拉兹发誓要“将战争继续下去，直到推翻萨达姆的法西斯统治”，从而让伊朗什叶派教徒可以在卡尔巴拉(Karbala，属伊拉克)和耶路撒冷朝圣。7月13日，伊朗开始向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发起进攻。
　　出乎德黑兰意料的是，原本在本土作战凶悍无比的波斯铁骑却遭到伊拉克军队的顽强阻击。事实上，早在1981年秋，萨达姆就意识到撤出伊朗的必然性，并开始重点加强两伊边境的防御。随着战线转入本土，伊拉克在边境的兵力从1980年夏的20万人(12个师加1个旅)增至1982年的50万人(23个师加9个旅)，并修筑了坚固工事。除此之外，伊拉克还完成后备军的动员，拥有8个师的第3集团军部署在巴士拉南侧，拥有10个师近10万人的第2集团军负责巴士拉一巴格达公路，以防伊朗军队“暗度陈仓”，直扑巴格达，而第4集团军作为预备队枕戈待旦。
　　事实证明，伊拉克的先期准备十分必要。1982年夏，多达10万伊朗军队兵分五路进攻巴士拉，战役中他们再次祭出自杀式武器——一种履带式火炮牵引车，直接趟过伊拉克雷区，随后而上的则是伊朗“巴斯基”民兵。这种扫雷手段既不彻底又不安全，但由于伊朗缺少足够的扫雷装置，只能出此下策，也造成后续的革命卫队和正规军经常被地雷炸死。而在战斗中，伊拉克军队首次使用毒气，这种毒气并不在国际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主要是以催泪瓦斯为主，并且伊拉克人在使用前曾向伊朗方面发出警告。但这种非常规武器的成功使用，的确助长了伊拉克在日后战事中广泛使用化学武器的胆量。
　　1982年10月至11月，伊朗陆军和革命卫队又联手发动两次小规模攻势，目的是突破伊拉克军队的中央防线，从侧翼威胁巴格达。其中，代号“穆斯林一伊本一阿奎尔”(Muslim－Ibn－Aqil)的第一次攻势始于10月1日，接着在11月6日代号为“穆哈拉姆”(Moharram)的第二次攻势也启动了。两次攻势未取得太大效果，因为此时的伊朗军队战斗力大不如前，许多具有作战经验的老兵本来就是自愿参军“保卫祖国”，在伊拉克军队撤出伊朗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卸甲归田。更糟糕的是，入侵伊拉克后，随着军政官员与神职人员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伊朗原本制胜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团结——已不复存在。
　　在此期间，伊拉克官方宣称重创了令人生畏的伊朗空军，击落30余架F－4、F－5战斗机，甚至声称有1架F－4战斗机是被伊拉克陆军航空兵的米24武装直升机“击落”!实际上，伊朗空军只有1架F－4E在袭击拉希德基地－时被对方的米格21击落，另有2架伊朗陆军航空兵的AH－1J“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在前线被击落，战区制空权仍掌握在伊朗人手里。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是伊朗人的沉重打击造成伊拉克军心恐慌，受到萨达姆优待的伊拉克空军居然首次出现叛逃情况。1982年12月2日，伊拉克空军第84战斗中队的1架米格23战斗机叛逃到伊朗空军的瓦达提基地，这名伊拉克飞行员向伊朗人透露，萨达姆在战前准备的空军基本在1981年底消耗殆尽，目前正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埃及提供赞助，从苏联和法国紧急进口武器，并邀请南斯拉夫承包商在伊拉克一约旦边界附近修建多座超级空军基地，以容纳数量在200架左右的新战机，这一情报令德黑兰高层感到一丝担忧，很显然，这场战争要持续比预期长得多的时间。
　　毛拉的战争
　　随着1982年一系列攻势无果而终，伊朗国内关于是否有必要将战争打到底的争论开始激化。伊朗军方认为经过两年左右的战争，自身军事实力已遭到严重削弱，尽管攻入伊拉克，但已是强弩之末。总参谋长希拉兹也转变态度，他在接受煤体采访时公开威胁，如果高层继续战争，他将辞职。军方的立场也得到许多政府官员的支持，例如总统巴尼萨德尔、总理侯赛因·穆萨维(HosseinMussavi)和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AliAkbarVelayati)等人，他们主要基于战争成本的考虑，认为应趁着战场优势地位与伊拉克媾和。与这些军政要员意见相左的是伊朗国内的神职人员，包括最高国防会议中的大毛拉，他们认为应该不惜代价彻底击溃伊拉克，他们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
　　更要命的是，伊朗国内两大军事集团——正规军和革命卫队(大都由宗教狂热分子组成)之间也开始争权夺利的内耗。以大毛拉为首的神职人员倾向于扩大革命卫队，尽可能缩小正规军。1982年11月，伊朗议会正式通过决议，成立专门的国防会议，只对革命卫队负责，标志着革命卫队地位获得法律认可。自此以后，革命卫队与正规军的隔阂与日俱增，相互之间几乎不存在合作的基础了。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充实革命卫队的力量，霍梅尼公开号召12－18岁的在校学生起来为国家而战，结果更多的年轻人参加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接受军事训练，然后被派上战场。
　　如果说伊朗在战争初期的胜利主要靠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以及民众保卫祖国的高昂热情，使得伊朗军队用“人海战术”将伊拉克军队淹没在群众战争的海洋中，那么在伊朗军队攻入伊拉克后，随着国内高层分歧日益显现，各派军事力量间隔阂增多，伊朗军队的“人海战术”就失去了制胜的基础，结果是由于缺乏装甲掩护和火炮支援，伊朗大部分攻势都被伊拉克军队击退，并且伤亡惨重。有趣的是，在两伊战争伊始，前伊朗总参谋长瓦里奥拉·法拉希(ValiollahFallahi，死于1981年9月一次空难)曾宣称，伊朗应采用稳固的阵地防御战来消耗掉伊拉克侵略军的有生力量。然而讽刺的是，18个月后，双方的战术出现180度的逆转，伊朗军队开始以大兵团运动战向伊拉克坚固工事发起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