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深处》三题] 同题诗岁月深处

　　詹福瑞先生新近出版的诗集《岁月深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着实让我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　　说“意外”，是因为我印象中詹先生是一位建树丰厚的古典文学、文论学者，他的不少论著我拜读后受益良多，但老实说我从未把这位谨严的古典文学学者与写自由体新诗联系起来。按说一位古典文学学者要是写旧诗，是不会让人诧异的(时下学界不乏其人)，但倘若他持续写新诗且结集出版，这就不免令人侧目，而留意其身份与举动之间的“反差”所造成的“陌生化”效果了。其实，只怪我孤陋寡闻，从熟知詹先生的河北诗人郁葱的一篇文章中我才得知，詹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写新诗，曾以多个笔名发表了许多新诗作品。不过，正由于我的“无知”，我读到詹先生的这部诗集后才倍感新鲜。
　　詹先生的写新诗，令我想到了中国新诗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像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林庚等，既是新诗史上的优秀诗人，又是治古典文学的大家。虽说他们的写新诗与治旧学在各自的人生中存在着先后、轻重之别，但他们是以同等郑重的态度对待二者的，并力图将二者融会贯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比如，朱自清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但他没有拘囿于此，而是时刻在考虑中国文学特别是新诗的现代化问题，因而在论述相关的问题时显出极为开阔的视野。再如，林庚是在成为知名诗人后开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继而他又转回来借用古典文学的养分，为新诗创作探寻可行的新途径，他的富于开拓性的眼光不仅为他本人的新诗创作而且为整个新诗辟出了新境。
　　上述先贤沟通古今、以旧促新的做法，在詹福瑞先生的《岁月深处》这部诗集中也有所体现。不过，有意思的是，有别于某些掉书袋似的生硬地化用典籍的新诗作品，詹先生诗中虽也有古典资源，但大多了无痕迹，作者丰富的学识和充沛的学养有如“润物细无声”一般，悄然渗透在其诗的立意、句法、词汇及用典等方面。如《日月潭的晨》里的两句：“水悄悄地爬上床头／漫成午夜的一丝凉意”，一个“漫”字极具形象感，与句中的“一丝凉意”相搭配，也颇有古风；再如“雪打得人睁不开眼睛”(《第二场雪》)中的“打”字，一般用在像“雨打芭蕉”这样的短语里，在此诗句中传达的是一种力度；还有“他随便牵一枝垂柳”(《青龙河》)中的“牵”字格外传神，因为“垂柳”本是一个渊源有自、寄寓着文化内蕴的意象，一个“牵”字使之灵动起来，富有现代生活气息。如何对古典进行创造性的转换，或将古典资源融入当下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是近些年常被提及、众说纷纭的话题。我想，詹先生是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对这一话题给予了回应。
　　詹先生的写新诗，也令人对当前文学学科壁垒的打破充满了期待。曾几何时，同为中国文学的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之间被人为地划出了一道巨大的鸿沟，两个领域的研究者也是各自为政，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互相抱着某种“敌意”。但据我所知，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罗宗强先生就对当代诗人海子推崇有加，对其诗作进行过深入分析，发表过关于海子的专论，并在多种场合下讲解海子的诗歌；而在古典文学、文论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党圣元先生，也十分留意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比如前不久他专门撰文，评述一个青年学者研究现代诗人穆旦的系列论著。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好现象。不用说，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应该尽量拥有古典文学的底子和视野，而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也应该有面向现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开放心态与学术胸襟，否则都会故步自封。
　　这也正是作为现当代诗歌研究者的我，由詹先生这部诗集而产生“惊喜”之感的由来：一则不断有像詹先生这样的新诗写作者，奉献出坚实的作品让我们获得了可以研究的材料；再则有越来越多的如罗宗强先生、党圣元先生、詹福瑞先生这样的古典文学学者，在进行着某种看似“越界”的创作和研究，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活力的激发和研究思路的深化与拓展，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通读詹福瑞先生的《岁月深处》这部诗集，我感受最深的是两个“贴”字：一个是贴近，一个是贴切。前者指詹先生总是“贴”着自己内心深处的体验在写诗，无论对四季的感知，还是对故乡、亲情、生命的感悟，抑或旅途中捕捉到的点滴感触，他在表达时不曾显出任何的“隔”，因而也不会给人以隔膜之感；后者指詹先生能够“贴”着自己熟悉的语言来遣词造句，他善用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拿来的词汇，不避口语、俗字甚至方言，如《遗产》：“父亲在弥留时叫着我的小名三儿／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后遗产那么的清晰”；在《一只小鸡的诞生》中，作者不厌其烦地描绘了那个似乎“微不足道”的场面：“那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啄破／但那是我所经历的最震撼的石破天惊／掀起的是一小块三角的蛋皮／露出的是不到几毫米的小洞／探出粒米大的喙黄嫩如初生豆芽／啄啄再啄把天地打开一道门／带着胎衣伸出一个鹅黄色的圆”，所用多为生活化的语言，笔触却十分细腻。确如有论者所评说的：“他(詹福瑞先生)的诗仿佛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心灵的深处流出来的，像汩汩山泉，随地婉转，不择地而出，自然而又清纯，一派天然清新，无雕凿之痕。”(葛景春，文见《中华读书报》)诚哉斯言!
　　从新诗史的角度来看，詹先生的“贴”着自己体悟和语言写诗的方式，或许会给写诗者带来一定的启示。纵观新诗的百年历程，很多时候因受制于历史和时代语境，而承担了太多的“意义”或“功能”重负，难免流于空疏和“非诗”化。詹先生的诗作没有宏大的主题、轰轰烈烈的现实场景，一切情与感的抒发无不出自本己的真实体验，这种“为己之诗”反而比那些承载过多的诗歌显得更具体和切实。另一方面，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诸多难题，语言的运用是其中之一。詹先生诗作的语言质朴无华，充分展现了其贴合日常生活的那一面。他在写诗过程中，针对现代汉语的特性善于扬长避短，其拣字、炼词的用心已如前述，而他诗中某些句段口语化的“呢”、“哩”等语气词的恰切使用尤见功力。半个多世纪以前，诗人金克木曾谈到：“如何在诗中运用轻声虚字，使诗更接近口语的音调，更能扩大表现能力……还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诗歌琐谈》，载《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詹先生的一些诗篇恰好呼应了金克木的提议。
　　(张桃洲，供职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