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流浪的精神探索者]探索者软件介绍

　　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穆旦祖籍海宁。　　海宁五大姓是“查祝许董周”，以查姓居首。　　查姓原为姬姓，周封八百诸侯于各地，姬姓封于查地，遂以地为姓，有休宁、婺源两分支。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海宁查氏始祖查瑜为躲避兵乱，从婺源来到海宁袁花镇龙山脚下，依山傍水居住了下来。他们以务农垦盐发家，以后又通过科举步入仕宦之途，到明清两代有极大发展，重臣迭出。查家的宗祠有康熙皇帝亲笔御书的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文风浓厚之下，查氏子弟早慧的例子很多，如查继佐“十五擅诗文，下笔风云走”；查容8岁好识难字，馆师屡为所穷；查慎行5岁即解韵声，10岁作《武侯论》等，而因为有了这样一批优秀人才，所以海宁查氏在经史、诗文、书画等方面均有不俗的建树，并且在海宁形成了两大诗人群体。而这中间，海宁查氏经历了两次惨痛的文字狱。
　　明末，海宁形成一个以查继佐为核心的家族诗人群体，查继佐精音律、擅书画，在著史讲学的同时，潜心诗歌创作，对查氏家族的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就是这位查继佐，却因“明史”案牵连入狱，几遭不测。
　　“明史案”的起因是湖州富商庄廷鑨邀请一些江浙名士编撰了《明史辑略》，书中对史实直录不讳，所用纪年都用明及南明的称号，还记录了许多抗清事迹，明显表露出对于异族统治的不满。庄廷鑨病逝后，该书由庄父出资刊印，书中列了18位名士的名字，其中就有查继佐，查继佐因此入狱，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参与该书的编写。
　　清代康熙时，又出现了以查慎行为核心的更大的诗人群。黄宗羲来海宁讲学，查慎行和其弟一起投入黄宗羲门下，又与他的侄儿、著名的书法家查昇一起投师当时的诗坛领袖王士祯门下，查慎行并与朱彝尊保持着很深的交情。王士祯、朱彝尊当时并称为“南朱北王”。查慎行热衷诗歌，遍历中华各地，写出大量作品，名噪当时，康熙器重他，亲书“敬业堂”以赐。
　　而且，他还是苏诗专家，曾用三十年精力成苏轼诗补注五十卷，他最爱苏东坡“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之句，晚年筑室名初白庵，人称初白先生，留诗近万首，有《敬业堂集》等多种作品行世。
　　也在这时，另一桩文字狱发生了。
　　这是发生于雍正年间查嗣庭江西科场“维民所止”试题案。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主持江西省试，出了一道考题：维民所止。这本来是《诗经》里的一句话，但有人却向雍正诬告说：“维”、“止”二字乃是“雍正”去首，岂不是暗示要砍掉雍正的头吗？于是雍正逮捕查嗣庭全家，查嗣庭及儿子在狱中受尽酷刑，含冤而死；查慎行也牵连入狱，78岁高龄时获释，未几，郁郁而亡。
　　此后，查氏家族其中一支迁居北京、天津一带，以经商为主，主要经营盐业。于是有北查、南查之分。北查家富财豪，民间有“阔查”、“查半城”之称。明清两代，北查在天津、南查在海宁，都成了望族，盛极一时。
　　乾隆初期诗坛有“南马北查”之称，北查即为天津的查为仁，是查氏到天津的五世孙。查为仁精研诗学、遍访奇书、广交名流，使其居住的“水西庄”成为京津文化中心，形成了以查为仁为核心的水西庄诗人群体。清人袁枚《随园诗话》中将水西庄与其他三处庄园并列为清代三大私家园林、文化胜地。
　　可以看出，历经了一代又一代，查氏家族都以诗文书画创作和文化传播为己任，这种对文化的坚守，成了这个家族的一种风气，影响了一代代人，直到穆旦等查氏后人——而似乎是宿命，到了查良铮——诗人穆旦身上，也因文字而获罪，被莫须有地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而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
　　可以这么说，正是几百年来在查氏家族血脉中生生不息流动的这种诗文书画的文化气象，既成就了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穆旦，却又宿命地让他备受苦难的打击。而并不宿命的是，穆旦并没有被击倒，他像查氏家族的先人一样，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继续着他所热爱的诗歌事业。
　　从而，一种自觉的文化立场最终战胜了残酷的现实，于是有了今天的穆旦。
　　在西南联大的天空下
　　1918年，穆旦生于天津恒德里老屋。
　　这时，查氏家族已在仕宦与盐贾两途中衰败下来，成为破落之家。但是他们恒德里老屋珍藏了大量的古典书籍，那是少年穆旦的精神来源。高秀芹、徐立钱在《穆旦：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中这样说穆旦：“出身于书香门第，穆旦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为了读书，他经常趁长辈不在，偷偷溜进恒德里老屋的客厅，如饥似渴地阅读那里珍藏的古典书籍。”
　　穆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的氛围里成长起来。和他的先人一样，他也早慧且早熟。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他在《南开中学生》上发表的杂感《梦》，首次使用笔名“穆旦”。1937年卢沟桥事变，平津诸校南迁，正在清华大学就读的穆旦，作为流亡学生一路南下，成为西南联大的一员，开始了他人生新的篇章。
　　对于西南联大，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曾经无比抒情地写道：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战争时期的昆明。”
　　这恐怕是无数西南联大师生的共同心声。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西南联大”，那是众多莘莘学子精神上的富裕之乡。而教授群体的中西文化背景，则更是西南联大一道绚丽的风景，他们学养丰富、个性十足，不但保持着超功利生活态度，又重视学生个性的培养，尤其是西方文学的滋润，对穆旦的诗歌创作影响更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东西文化开始了相互的渗透和交融。但是外国文学对西南联大学生影响最大的，恐怕是威廉·燕卜荪，对穆旦来说，尤其是这样。
　　燕卜荪，英国诗人、批评家，他23岁那年在剑桥大学期间完成《朦胧的七种类型》，一举成名。之后，因他的导师、英国理论家瑞恰慈的介绍，燕卜荪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任，来到中国，他到达中国时，恰好中国抗*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