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三峡博物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文房玉器赏析

　　一、文房玉器的发展简述 　　 　　在中国的玉器史上，一直以来就有制作和使用玉文具的传统，使用玉质文房用具的文献记载很多，在宋人的笔记中就有关于玉质文房用具的记载，明代的屠隆在《文具雅编》与高濂在《遵生八笺》的“论文房器具”部分，对此都有很好的记叙与论述，[1]这些记载使我们了解到古人对玉质文房用具的珍爱之情。但由于玉料贵重，雕刻技艺较其他手工艺困难，所以存世量较少。
　　纵观文房玉器的发展脉络，从汉代就开始出现卧羊、卧熊等动物样式的玉砚滴。考古发现的宋辽时期的文房玉器中，有代表性的如浙江衢州南宋史绳祖墓中出土的玉笔架、兔形玉镇、玉墨瓶、玉笔洗等，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里出土的玉砚。总的看来，在明代以前，玉质文房用具还并不为大量使用。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手工业高度发展，书画艺术的成熟，文人崇尚美玉，并以此来抒发闲情逸致的风尚，玉质文房用具开始得以广泛运用，且纹饰繁琐精细，多为吉祥之意，大大增强了其装饰性，深受文人的喜爱，成为案头必备之物。考古发现明代的文房玉器数量不多，如山东省邹县朱檀墓出土的青玉砚和白玉葵花洗。大量明清时期的文房玉器多为传世品，收藏于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常见的文房玉器有水丞、砚滴、笔洗、臂搁、玉砚、墨床、笔架、镇纸、印盒等。这些作品在造型和纹饰上多体现庄重高雅的风格，与文人追求恬淡静雅的生活相对应。
　　
　　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文房玉器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的文房玉器以清代的为主，种类齐全，有玉笔杆、玉笔架、玉笔洗、玉砚滴、玉砚、玉墨床、玉臂搁、玉镇纸、玉水盂、玉印盒等，其玉质温润，造型典雅，雕工精致。
　　笔、墨、纸、砚是古人书写的文房四宝，其中以笔为先。馆藏的清代翡翠竹节形笔筒（图１）长16.7厘米，口径3.8厘米，翡翠质地，器呈竹节形，三节一段，平底，采用了浮雕和阴线刻的技法雕琢出分布于主干上的竹节、竹叶。竹子因其品格高贵，深受文人们的青睐，无论是绘画、题诗，都常以竹子为题材，以体现其清高、孤芳自赏的生活态度。这种题材体现在玉器上，显得别有一番韵味。
　　砚台与笔、墨、纸并称“文房四宝”，是伴随着笔和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刻砚、赏砚、藏砚，作为一种时尚的风气，浓缩了中国各个时期文化、经济乃至审美意识的各种信息，成为了集雕刻、绘画于一身的精美工艺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石砚，分别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北首岭遗址和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姜寨遗址。晋代葛洪在《西京杂记》上说：“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玉砚。以玉制作的砚台，具备发墨而不损笔、贮墨而不易干、磨之无声等优点，其上雕琢的图案工艺精湛，具有实用与观赏的双重功能。[2]馆藏的清代青白玉砚（图2）长7.6厘米，宽4.8厘米，厚0.7厘米，玉质青白色，呈长方形。前端阴刻扁长六瓣花形蓄水池，中间磨成圆形斜凹墨池，其内尚有墨迹，造型简洁大方。
　　墨床，亦称墨架、墨台，是专门用来承搁墨锭的小案架。玉质的墨床温雅圆润，置于书案之上，极有情趣。清代的玉墨床非常流行，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形状扁薄，其下有木座，墨床上大多有平雕花纹；另一类则为立体形状，造型富于变化，有的取书卷式，有的仿家具式，古朴而精雅。馆藏的清代仿明青玉镂雕“�”字墨床属第一种类型（图3-1、3-2），长8.1厘米，宽6.2厘米，厚0.9厘米，木质底座，其内墨床的玉质为青色，呈长方形，墨床边框为双层，镂雕一圈“�”字纹。框内深剔地，低于边框，分六格，每格中镂雕一个“�”纹，给人以旋转的动感，其雕工精细，十分雅致。“�”字原属佛教名词，从隋唐开始，这个符号就逐渐走出佛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装饰图案，取其吉祥福瑞之意。
　　中国的文房用具除基本的“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外，还派生出来许多，如笔架、印盒、水盂、笔洗、笔筒、镇尺、臂搁等。这些文房用具小巧而雅致，充分体现了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也称文玩。
　　笔架又称“笔搁”、“笔枕”，是书写、作画间隙时搁置湿笔的专用文具。笔架产生的时代较早，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是浙江衢州南宋史绳祖墓中出土的玉笔架。从明代屠隆的《文具雅编》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玉笔格有山形者，有卧仙者。有旧玉子母猫，长六七寸，白玉作母，横卧为坐，身负六子，起伏为格，有纯黄纯黑者，有黑白杂者，有黄黑为玳瑁者，因玉沾取为形体，扳附眠抱，诸态绝佳，真奇物也。”[3]足以表明从明代开始，玉笔架的形制多样，题材广泛，玉料多彩。馆藏的清代青玉山形笔架（图4），高6.5厘米，宽10厘米，玉质青色，笔架呈起伏叠嶂的山形，这种山形笔架比较常见和实用，直至今日，仍旧是笔架的主要造型之一。
　　明屠隆《文房器具笺》曰：“笔洗，玉者有钵盂洗，长方洗，玉环洗，或素或花，工巧拟古。”笔洗是古代文人盛水洗笔的器皿，以形制乖巧、种类繁多、雅致精美而广受青睐。由于传统琢玉技术的不断成熟，玉制的笔洗雕琢细腻，形式活泼多样，除了方形、圆形、方胜形等几何造型外，还有荷叶形、桃形等植物造型，装饰效果极强，其艺术性远远超过了实用性。馆藏的清代青玉桃形笔洗（图5）长12.9厘米，宽9厘米，高4.2厘米，玉质青色，器呈剖开的半桃形，外壁镂雕缠枝花卉和仙鹤作为柄与圈足。此器造型清新，雕镂雅致，实为玉器精品之作。
　　水盂，又称水丞，砚滴，在古代则直呼为“水注”，其主要作用是为了给砚池添水。民国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曰：“水滴，象形者，其制甚古，蟾滴、龟滴由来已久，古者以铜、后世以瓷。明时有蹲龙、宝象诸状，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日滴，不名曰盂。”馆藏清代青玉水盂（图6）口径3厘米，高2.6厘米，玉质青色，圆口，束颈，腹为球状，圈足，这一类水盂造型简洁大方，并无多余的纹饰。除此之外，另有一类砚滴，多以辟邪、麒麟、鹿、天禄等珍禽瑞兽作为模本制作，造型古朴雄厚，做工精美，选用此类造型，使用者多将其作为一种驱邪避害的神物，代表祥瑞吉祥，其观赏性远远高于实用性。馆藏的两件砚滴均为麒麟形，明代青玉麒麟砚滴（图7）长13.5厘米，宽6.2厘米，高7.5厘米，玉质青色，采用圆雕技法。麒麟呈半匍匐状，背部中央有一圆孔，可盛水。另有一件清代青玉麒麟形砚滴（图8）长7.7厘米，宽5厘米，高3.7厘米，玉质青色，器呈麒麟形，匍匐状，独角，披发，长须，张口瞪眼，扭头侧望。腹部掏空以贮水，水丞开口于麒麟背部。两件砚滴均造型生动，纹饰细腻典雅，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
　　臂搁是古代文人用来搁放手臂的文案用具，防止墨迹沾在衣袖上。玉质的臂搁在文房用品中属于常置案头的玩物，文人们日夕摩挲，愈磨愈润。常见的臂搁主要有竹节形、书卷形等。馆藏的清代青白玉臂搁（图9-1、9-2）长8.4厘米，宽3.1厘米，高1.7厘米，玉质青白色，莹洁温润。臂搁呈长方形，片状，两端向下弧形弯折，优雅别致，正面中间透雕两个钱纹相套。
　　唐杜光庭《录异记•异石》曰：“会稽进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玩，用为书镇”。由此可见，镇纸的起源是由于古代文人时常会把小型的青铜器、玉器放在案头上把玩欣赏，因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分量，所以人们在玩赏的同时，也会信手用来压纸或者是压书，久而久之，发展成为一种文房用具――镇纸。明清时期的镇纸多为尺状，也称压尺。明朱之蕃诗曰：“文木裁成体直方，高斋时半校书郎”。随着工艺技术的进步，清代的镇纸集观赏性与实用性于一器，装饰味道浓厚。馆藏的清代青玉螭纹镇纸（图10）长26.7厘米，宽3.5厘米，高3.3厘米，玉质青色，器呈长条形，其上高浮雕一蟠螭，匍匐向前。
　　印盒，是盛放印泥的文房用具，属于文房用具中器型较小者。玉印盒的器型以方形、圆形居多，主要用于盛装印泥。明代玉印盒大量出现，盒的盖面微微隆起，多浅浮雕花卉图案，也有山水图案及诗句，十分讲究意境和布局，带有明显的文人特点。到了清代，由于玉料充足，清代的玉印盒多选用上等白玉，制作规范、严谨，但纹饰繁琐，多饰以蟠螭、云鹤、梅花、山水、人物等，采用浅浮雕或阴刻技法。
　　馆藏的玉印盒以龙纹和花卉为主要装饰图案。明代青玉蟠螭龙纹印盒（图11-1、11-2）长6.5厘米，宽5.9厘米，高4.1厘米，玉质青色，器呈长方形，盒的盖沿、底沿呈子母口。盒盖顶雕琢波浪纹，中间生出一枝荷莲，三条鱼游弋其间。盒身外沿长的两面对称饰有造型相同的蟠螭纹，作奔走状，短的两面对称饰有造型相同的龙纹。另有一件清代青玉“乾隆御制”龙纹印盒（图12）长7厘米，宽7厘米，高3.9厘米，玉质青色，器呈方形。盒的盖沿、底沿呈子母口。盖上浅浮雕龙纹，盒底阴刻“乾隆御制”篆书。
　　花卉是清代玉器上主要的装饰题材，多根据它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特性，赋予了它们各自不同的象征意义，其寓意丰富，构思巧妙，以此表达人们内心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馆藏的清代白玉折枝牡丹纹印盒（图13-1、13-2）直径7.8，高3.4厘米，玉质白色，器呈扁圆形，圈足底，盒的盖沿、底沿呈子母口。盒盖上浅浮雕折枝牡丹纹。另一件清代青玉印盒（图14-1、14-2）高3.9，口径4.5厘米，玉质青色，正圆形，盒深盖浅，直口直壁，盖面镶嵌碧玉花卉。
　　
　　三、文房玉器的独特魅力
　　
　　中国人对玉富有强烈而特殊的情感，玉的温润之美，象征着仁爱、和谐，与中华民族追求仁善谦和的道德准则相吻合，其优美的质地和精巧的造型，备受人们的喜爱和尊崇。英国李约瑟博士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赞许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三千多年以来，它的质地、形状和颜色一直启发着雕刻家、画家和诗人的灵魂。”由此可见，以玉制作的各类器物不仅凝聚了历代琢玉工匠的心血，而且还寄托了文人们的儒雅情怀。
　　明清时期手工业的高度发达，造就了玉器业的昌盛，使中国的玉器制造工艺达到了巅峰。文房玉器作为一个独有的品类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得以广泛运用，其品种和数量超过了其他时期。文房玉器不仅因其高雅珍贵受到人们的喜爱，更多的是融入了文人学士的知识、理念、情怀和志趣，使其不同于其他门类，由实用品走向艺术品的更高层次。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以佩玉、赏玉、用玉来显示君子风范，寄托文人的情怀。春秋战国之际，有“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说法。玉在传统文化中，与儒家道德观念紧密结合，奠定了儒家用玉的理论基础，成为君子为人处世、洁身自爱的标准，同时也给玉器赋予了高尚的道德内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中国文人与玉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文房玉器作为文人书房中朝夕相伴的必备之物，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体现了文人以玉为贵的审美意识。明清时期，文房玉器的发展鼎盛，除了琢玉工匠的辛勤劳动，更多的是与文人参与其设计密不可分。文房玉器采用优良的玉材，制作精巧雅致，代表文人气质、思想的梅、兰、竹、菊以及古诗、辞赋成为主要的装饰内容，体现了文人雅士的思想情感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文房玉器作为中国玉器中特有的门类，不仅是实用品，同时也是精美的艺术品。它呈现给人们的不仅是其优美的质感，雅致的造型，更多的是体现了人文观念。琢玉的艺术大师们赋予了它各种思想观念和文化内涵，把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现在每一件玉雕艺术品上，让人们在把玩、欣赏之余，提升了思想境界和情操，净化了心灵，培养了文人的高雅情怀。绚丽多姿、清新雅致的文房玉器作为文人书房中的珍爱之物，既是中国文人理想、情感的寄托，也是文人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些丰富而具有民族特色的玉质文房用具成为了中国古代玉器中一颗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