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组歌》的千场“远征”|长征组歌

　　肖华(1916年1月12日―1985年8月12日)，江西兴国人，以文韬武略闻名于军内外。1955年授衔时，为共和国最年轻的上将。他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任红军第15师(又名少共国际师)政委，率领部队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完成了掩护军委纵队等任务，时年18岁。
　　
　　肖华创作《长征组歌》的三个动因
　　
　　“肖华同志的写作是含着眼泪，蘸者心血的，我拿到底稿时发现，上面满是泪痕。后来肖华同志向我们分绍，写的时候，他是一字一沼，那是把30年前d6场景郝回忆起来了。”
　　――晨耕
　　
　　1963年12月，总政罗荣桓元帅久病后辞世，军委决定由时任总政副主任的肖华将军全面主持总政的工作。接手工作的几个月里，是肖华在总政最忙碌的一个时期。总政工作涉及的层面本来就宽，兼及军队政治工作的诸多方面同时，1963―1964年国内政治风云的瞬息变化已开始初现端倪，超负荷的工作使肖华在1964年2月不幸染上了当时正在流行的严重肝炎。在妻子王新兰(原兰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的多方催促和大夫的建议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4月下旬肖华将工作交予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由妻子陪同去杭州疗养。是年9月，肖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此时，他48岁。
　　到杭州后，肖华被安排在西湖附近疗养，每日治病、服药、休息、散步，完全听从医生的安排。王新兰与医生紧密配合，为他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还规定了“几不准”。这样一来对平时忙惯了，日常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肖华来说，简直感到无所适从。这段时间，也是肖华参加革命以来最闲散的一段日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甘寂寞的肖华，除了对远在千里之外的总政治部工作时常用电话“摇控”外，自己也制定了一个“休息”方案，那就是：读书、练字，晚上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还些久欠的“文债”。肖华平时喜欢诗词歌赋，经常写些诗歌和歌词，是颇负盛名的将军诗人，部队文艺单位约他写歌词的不少。平时工作忙没空，答应后又搁下。这下，正好利用这个难得的闲暇了此夙愿。
　　恰巧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契机来到了：1965年是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全军各部队上上下下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的号召，准备筹办一些主题庆祝纪念活动。一些文艺界的同志，在红军长征3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多次约肖华写些有关长征的作品。肖华决定利用养病的时间，创作以长征为主题的诗歌。这是他文学创作的一次“长征”!也是他创作《长征组歌》的最初动因或直接动因。
　　动因之二：长征情结的驱使。红军铁流二万五千里，是震惊中外的伟大的历史性事件。对于讴歌长征，肖华早有冲动。自从走完长征路，长征就已成为他生命中一段割舍不断、魂牵梦绕的永久“情结”。深夜，肖华夜不能寐，浮想联翩。西子湖畔小楼的灯光，彻夜难熄。连续十余天，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或着低首沉思，或着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奋笔疾书，脑海里总是闪现出长征路上的一幕幕战斗场景……
　　
　　动因之三：黄镇画册《长征画集》的启发。《长征画集》，1962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黄镇绘，肖华、阿英序。据《阿英书话》记载：《长征画集》初版于1938年，也就是说长征结束3年后。当时阿英在上海租界。为了表现红军的大无畏精神，同时又钻了斯诺才出版不久的《西行漫记》的空子，取名为《西行漫画》，此举颇有搭车意味。当时用铜版纸、道林纸精印了二千册，大部分流散在上海和新四军控制地区，起到了鼓舞民心和土气的作用。后来阿英所在书屋因此被查封，此书也因此绝版。1958年夏，总政文化部的一位干事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此书，认为价值很大。肖华一见如获至宝，带着书，跑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建议重印。人美社领导答应了肖华的要求并请他作序，当年重印了三千册。这件事，对肖华的触动很大，他在与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交谈时曾说道：“除了画册，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表现长征。”他还对王新兰说：“如果有一整块时间，一定要写写长征。”
　　众所周知，艺术创作的端点，首先遇到的是艺术形式的确定。肖华长于诗词、歌赋。到杭州疗养后，又集中精力阅读了一大批唐宋诗词中的名家之作。中国古典诗词凝练、概括、含蓄，具有极强的张力，优美的旋律又使其具有高贵的形式美感。经过一番思索，肖华很快确定了作品的形式表现手法，那就是用组诗的形式来表现。后来他又从舞台表现的通俗性考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创作的总体原则：那就是：“有一定的格律，但又不囿于格律”。他最后确定采用一种新的体例，即“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用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共12行68字组成，一诗一韵，押一个统一的韵脚。
　　为了用诗歌来真实反映长征这一人间奇迹，肖华把自己的感情和精力全部倾注到了创作之中。他学习了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以此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他还认真阅读了毛泽东有关长征的一些诗词，以及刘伯承元帅的《回顾长征》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极大地丰富了创作素材。从1964年9月――11月，肖华忘记了自己病人的身份，进入到了忘我的创作境界。王新兰，这位9岁参加革命、11岁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此刻也无法阻止丈夫的创作热情。夜深了，看到肖华在案前写诗作词，她会悄悄地在丈夫身边站一会，她看到是肖华的激情和泪水沁透纸背。长征途中没流过一滴泪的肖华，将感情的闸门向逝去的历史延深……。这点，后来据担任《长征组歌》谱曲创作之一的著名作曲家、时任战友歌舞团团长的晨耕同志回忆：“肖华同志的写作是含着眼泪、蘸着心血的，我拿到底稿时发现，上面满是泪痕。后来肖华同志向我们介绍，写的时候，他是一字一泪，那是把30年前的场景都回忆起来了。”
　　创作时，掌握丰富史料的肖华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从极其复杂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12个(后来确定为10个)最具概括性的典型事件：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人云南(后改为“遵义会议放光芒”)，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以意境深刻而又通俗简练的语言，终于完成了大气磅礴的新格律体诗――《长征组诗》。肖华摘取毛泽东著名的《七律・长征》中的头句为名，将组诗取名为――《红军不十白远征难》。其后，总称：《长征组歌――红军不十白远征难》。
　　著名词作者石祥回忆：“组诗于1964年4月开始酝酿，9月―11月进行诗词文学创作，初稿10月完成，后又经过反复征求词曲专家们的意见，经过近10次的修改，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总题目的长征组诗于1964年11月中旬基本正式定稿，完成了文学创作阶段的工作。” 　　为创作长征组诗，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病中的肖华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又经历了一次艰难的长征转安酶升高了四次，体重降低了数斤。这确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口KJb沥血之作!
　　
　　将军为作曲家奠基
　　
　　“红军长征两个地方死人最多。一个是过封锁线；一个就是过雪山草地，那死人是最多的。敌人是有准备的，机关枪扫过来倒一大片，然后又冲上去……，就是这样于过舱封锁线啊！”
　　――肖华
　　1964年11月中旬，肖华通过总政文化部的领导，将为《长征组诗》谱曲的任务交给了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蒙和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组成了《长征组诗》谱曲创作的两套班子，形成了鲜为人知的两种版本。这两种版本：一是由总政歌舞团创作并演出《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简称“总政版”，另一个就是由战友歌舞团创作的世人皆知，后来摄制成彩色舞台艺术片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后来称为“战友版”。
　　概括的讲，“总政版”的《长征组歌》是经典版，“战友版”的《长征组歌》是普及版，各有所长。这两种版本争奇斗艳、各领风骚。而且这两套创作班子，都是在周恩来和肖华的关怀和指导下进行创作和排演的。
　　1966年2月，总政歌舞团创作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为在京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作汇报演出了两场，获得成功。后来，八一厂决定将“总政版”的《长征组歌》摄制成舞台艺术电影保存下来。可是，受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拍摄计划夭折了，“总政版”非常遗憾地销声匿迹了!
　　参加“战友版”《长征组歌》演出的演员马子跃对“总政版”的《长征组歌》评价道：“总政歌舞团的节目很壮观、很有气势，既有合唱也有舞蹈和表演，音乐的交响性比较强，运用的美声唱法和西洋音乐元素更加丰富。”
　　当时，周恩来和肖华观看了演出，周总理问肖华，这两个版本哪个更好?肖华感叹地说道：“各有千秋。”
　　后来，“战友版”的《长征组歌》作为普及作品，由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选派精英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张振富、耿莲凤、王秀芬、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洪源、石祥、唐江等一大批著名艺术家精心排演、努力推广，流传至今。
　　对于《长征组歌》的音乐创作，作为创作者之一的战友歌舞团著名作曲家李遇秋回忆说：“我们晨耕团长当时接到一个任务，军区通知他去总政那儿取一个稿子，肖华同志写的词，具体怎么回事，反正是总政那边会给说的。”
　　在交任务的时候，肖华说了：“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的几位作曲同志，对民族音乐的形式比较熟悉，写了不少群众喜爱的歌曲，他们又有一批较好的独唱演员，先请他们对《长征组诗》谱出一个比较通俗、易学易唱、具有民族特点的曲子，争取明年‘七一’或‘八一’演出，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
　　从1964年12月起，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曲作者唐诃、生茂和遇秋接受了这部作品的音乐创作任务，开始初稿的创作。四位作曲家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一稿，即：将组诗择其十首谱成组歌，把十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作曲分别运用了红军传统歌曲、江西采茶调、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英明领袖来掌舵、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各族民歌的曲调，把高度的政治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较好地结合起来。
　　1965年4月下旬，四位作曲家带着为组诗谱曲的初稿，在肖华的秘书陪同下到了杭州，向肖华逐段试唱谱曲的效果。唱后，肖华沉吟了片刻，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说邀请大家和自己住上一段日子。
　　作曲家遇秋详细地回忆了与肖华将军相处的难忘日子：“肖华同志留我们在那儿住了10天，每天搞一个上午，一天一曲。第一天第一曲，第二天第二曲地这样讲。他向我们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写，当时怎么出发的，为什么说是‘热泪沾衣叙情长。’为什么说是这样，为什么说要那样……。
　　“我们一开始理解红军长征要革命，要北上抗日，那自然是浩浩荡荡的，红军从来都是英雄好汉。红军离开根据地时怎么可能让人觉得有牵儿挂女、难解难分的感觉呢?但是后来肖华同志说：听周总理讲那个时候长征是不得已啊!不是什么浩浩荡荡的。当时，上哪儿去，能不能回来，肖华说连我这样的师级干部都不知道。所以，肖华出发前与姐姐告别，姐姐哭成了泪人，不断地问：‘去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一不知道。’所以才有这个《送别》，告别应该是比较低沉的这么一个效果。
　　第二曲，他跟我们介绍，‘路迢迢秋风凉’。这几个字，从字面上看，很难理解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一讲，我们才知道：那时红军长征两个地方死人最多。一个是过封锁线；一个就是过雪山草地，那死人是最多的。敌人是有准备的，机关枪扫过来倒一大片，然后又冲上去……，就是这样子过的封锁线啊!当时过封锁线的时候，连我们的朱老总都亲自摔上了手榴弹。
　　“1949年建国以后，50年代初，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个小部队，配备非常精良，重走了一遍长征路，看到的当年最壮烈的场景依然是这两个地方。草地上，风雨中，摆躺着烈士的尸骨、武器、马灯和刺刀……。听了以后，对我们曲作者感受很深，对我后来的创作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一个感情的铺垫。然后第三曲、第四曲……，肖华同志就这么一直讲下去。
　　“我当时完全进入了红军长征中的一种状态。所以进入后期创作以后，非常非常快。最后在写总谱的时候，我基本上是3天一首。当时也就是吃吃饭，困极了睡一会儿觉而已。3天一首，现在如果让别人来抄总谱，他一天也不一定抄得完，他得抄一天半。我还得构思呢……，所以这个创作速度，在我这一生里边是最快的，并且，创作质量也是最高的。”
　　肖华鞭辟人里、动情的讲解、引导，对四位作曲家的谱曲创作启发很大。随即在杭州，作曲家们就对曲谱重新进行了斟酌、修改。再次试唱后，肖华觉得不错，可以投入排练。于是，四人4月底离杭返京组织舞台排练。
　　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接着，《解放军文艺》也在7月号的头题位置登载。1965年8月，《解放军歌曲》第8期首次发表《长征组歌》全部词曲。
　　
　　创“千场”演出纪录
　　
　　“那些老同志从音乐声起眼泪就哔哗地流，还包括他们的子女们，在北展看完演出后，几个人趱成一伙，也不坐公共汽车，就挎着臂膀走回城里，从北展到地安门。替他们的父辈骄傲，光荣啊！”
　　――遇秋
　　1965年5月初，战友歌舞团排 出了最佳演出阵容，正式排练《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历经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1965年7月19日在天津人民礼堂，肖华第一次审看了由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等谱曲，著名指挥家唐江指挥，战友歌舞团演出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看后，他动情地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1965年，《长征组歌》在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的8月1日，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正式隆重公演，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随后在京、津、沪、宁等城市及部队巡回演出了50多场次，场场爆满。观众反映之强烈，为建国以来音乐会所罕见，达10万余众。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长征组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一时间，《长征组歌》成了全国人民争相学唱的歌曲，《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等唱段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当时，小伙子以会哼《雪皑皑》，大姑娘能唱《苗岭秀》为时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65年8月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每天播出一次组歌的录音，马国光、贾士骏、马玉涛、耿莲风等演员因此也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长征组歌》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的大型音乐套曲，两者在艺术递进性上有着明显的继承、发展和关连关系，它与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代表了当时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
　　“文革”期间，《长征组歌》曾被禁演。1975年，在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下，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冲破“四人帮”重重阻挠，指示有关部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复排《长征组歌》。同年10月，经过修改、加工，复排后的“战友版”《长征组歌》，终于在可以容纳2700多人的北京展览馆剧场再次公演，连演45场，场场爆满。担纲主要演出的有该团当红演员：马国光、贾士骏、马玉涛等。然而，江青等人却极端仇视《长征组歌》的演出。他们诬蔑肖华将军，说《长征组歌》是“毒草”，演出《长征组歌》是“复旧”、“翻案”、“是为老帅们招魂”，威胁说演出后要“批判”、“消毒”，并说《长征组歌》反对毛主席，为肖华本人树碑立传。周总理挺身而出，在六千人的总政全体干部、战士及职工大会上激动地指出：“肖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会反对毛主席呢?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可是神来之笔啊!”但是，“四人帮”却指示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不准刊登《长征组歌》的歌词和宣传文章；不许播放《长征组歌》的录音，不准灌制唱片，不准出版歌集，当时在八一厂拍摄的“战友版”彩色舞台艺术片《长征组歌》，也横遭他们的破坏，险些夭折。
　　关于1975年《长征组歌》复演时情景，作曲家遇秋深情地回忆遍“1975年的时候，那演出就又不一样了。那些老同志从音乐声起眼泪就哗哗地流，还包括他们的子女们，在北展看完演出后，几个人邀成一伙，也不坐公共汽车，就挎着臂膀走回城里，从北展到地安门，替他们的父辈骄傲，光荣啊!”
　　毕竟，“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同年，由肖华作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作曲，唐江指挥，战友歌舞团演出，汇集著名歌唱演员马玉涛、贾世骏、马国光、王克正、耿莲凤、杨亦然、王伯华等联袂主演的，由八一厂摄制、八一厂资深导演王苹、黄宝善拍摄的彩色舞台艺术片《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完成，献诸观众。全片由《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十部分组成，一时间神州大地上红军的歌声响彻四方。
　　《长征组歌》首演距今已整整40年了。40年来，《长征组歌》历演不衰，演出总场次已经达到1000场，观众多达百万，创造了中国音乐史和中国演出史上的一个奇迹。有评论说：在国内，《长征组歌》的普及率、影响率，在我国大合唱的历史上是少有的。鉴于此，1995年，《长征组歌》被中国文化发展促进会授予“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合唱作品经典”的殊荣。
　　责任编辑／翟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