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秦地文化生态与秦腔习俗

　　一 　　 　　 在中国的大西北，多山、多原，特别是居于大陆深处，少雨、干冷、荒漠以及族间战争等有别于平原地区优越生态条件的这一方天地，天然造就了粗犷、豪放、直爽、激越的文化时空，于是就必然产生与其文化时空相匹配的文学艺术――一种豁达高亢的咏诵、抒怀的文化生活方式之秦风、秦声、秦腔。可能是中国大西北的广袤、相对的人烟稀少、无遮无掩的缘故，“喊”歌、“吼”戏应运而生。这里的“吼”戏在中国戏曲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戏曲在世界文学艺术样式中是独特的艺术形式，而“吼”戏之秦腔又是独特之独特的艺术。
　　这里的人们陶醉于“吼”戏，将“吼”戏与吃油泼辣子干面条、吃羊肉泡漠同视为天天不可少的大快事、解馋事！“吼”戏的人们在“自我感觉良好”中营造吼出的文化――秦腔文化，这或许是他们“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之喜，吼出的是“生命”，收获的是文化。当然，这里请不要误解，所谓“吼”秦腔，主要是指一种气势、一种艺术化的习俗（如同北方人说话嗓门高一样）、一种有别于其他姊妹艺术的文化特征而言。其实这“吼”戏的“吼”字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凝结，“吼”字是生命宣泄、是一种情绪的调动，“吼”字是一种外在压力（自然的，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和内在活力（文化的，往往是本能的带有地域文化品性的）相互作用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群集体行为之文化“符号”。那么这个“吼”戏，是以什么形态呈现于世人呢？这就是生存生长在古秦地(包括陕、甘全部，宁夏东南部，四川、湖北北部，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一些地区)，成熟发展在中国古都长安（西安地区），流播于中国大西北及秦岭以南，影响中国戏曲剧种演变的，以秦地方言方音为特征的秦腔艺术。
　　
　　二
　　
　　 秦腔艺术与秦文化有渊源关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秦地秦人自然的、社会的、民俗的形成了这个地域的――秦文化。“秦文化就是嬴姓氏族”“创建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它应是秦时文化与秦地文化的有机统一。”殷商时期，秦人祖先的一部分去为商朝奴隶主守护西陲，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商后，因秦人氏族人参与了商纣王儿子武庚的反周叛乱，遂被周人称为“顽民”而举家迁往西周边陲，今甘肃天水附近，即清水县秦亭一带守护边境。春秋时期，秦襄公率兵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阳有功，便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岐以西之地赐于秦”，允许其建国。周平王说：“戎无道，侵伐我丰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史记》）。到了秦穆公时代，“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国的声望由此而远扬域外。秦也就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商鞅变法的成功，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秦先民具有人才意识。秦国是靠不拘一格用人才逐步强大起来的。（田文棠《秦文化的历史渊源》，2008年5月12日《西安晚报》)
　　秦文化逐渐形成并成为这一地域的主流文化。秦人有励精图治，爱国爱家，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秦人从弱小到强大就是例证。秦人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历史上几次迁都：自西向东，从雍城、栎阳到渭河北岸的咸阳，目的就是为了自强、扩张，寻求更大的发展。秦人有尚礼诚信求善的道德追求，有纳异开放永不停歇的进取精神。秦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是以西部游牧民族特有的征服和扩张气势为特征的。秦人潜意识里有太多的帝王霸气意识和帝都人优越的意识。这些“耳濡目染”的帝都人的霸气，自然而然地反映在秦人的文艺生活中。所谓“吼”秦腔，乃是“我生长在帝王都京畿之地，我怕谁！”的帝都人豪气十足使然。“秦处西北，与番狄的不时战争，养成国人同仇敌忾之气，后人赞《秦风》为‘夏声’。‘夏声’即大声之意，这也同于秦腔高声亮嗓的风格。秦腔最重节奏，其鲜明特点是用梆子击节。秦时，歌唱时击缶作为节拍。李斯《谏逐客书》云：‘击瓮扣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可见唱歌时击缶作为节奏，已成为秦地的一种艺术特点。”可谓“秦声激越，多杀伐之声”。（《重刻秦云�英小谱序》）秦地区本来就是汉人和少数民族混居的地区，语言文字、生活习俗等渐进融合。深受这种民族精神影响的秦腔戏曲自然也就带有同样的风格了。这就是，秦腔的音乐唱腔高亢激昂、朴实粗犷、宽音亮嗓、直起直落，除拖腔外，都用本嗓歌唱。所以说清代学者焦循在《花部农谈》文中赞美秦腔“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
　　
　　三
　　
　　 秦腔艺术得益于汉唐长安文化的熏陶。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汉唐文化，是在继承发展秦地秦人创造的秦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各民族文化形成的，汉唐经济文化中心在古都长安，因此可以说汉唐文化即长安文化。长安文化融合了中原文化、楚文化、西域文化和其他文化因素。长安文化的特点是：开拓精神与综合性。秦腔艺术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成长起来的。正如金元代诗人元好问所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送关中诸人引》）。秦腔艺术的形成和完备得益于长安风，如秦腔的语言就是以自古帝王都的长安及京畿地区三原、高陵、泾阳当地语言为母语。秦腔艺术传承着长安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秦腔艺术承担着对人们的启蒙教育任务，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秦腔传统剧目，在文化思想上弘扬儒、释、道的精华思想内容，文化精神上弘扬家国一体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如《杨门女将》《郑成功》；弘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和社会道义的《火焰驹》《三滴血》《赵氏孤儿》《铡美案》《法门寺》《窦娥冤》《游西湖》等；弘扬忠孝节义传统道德精神，如《三娘教子》《五典坡》《周仁回府》等；弘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秦腔现代戏，如《祝福》《红灯记》《西安事变》等，体现出秦腔文化是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越《对秦腔文化的敬意与痴情》，2007年1期《西安艺术》)秦腔戏中贯穿着明是非、知荣辱、辨善恶的价值尺度和人文情怀。这是秦腔具有雄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和不灭的生命力之所在。秦地传统民俗文化中的文字风格与音乐风格，也能显示出秦腔艺术的历史渊源。秦腔音乐高亢、激越、豪放、悲愤,蕴涵着秦人的性格特性；唱、念、做、打、舞等表演方式中有秦人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民俗习惯风格。这些都和秦地秦人长期的民俗生活分不开。
　　
　　四
　　
　　 秦文化、汉唐长安文化与秦腔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而秦腔艺术所体现出来的习俗事象无不体现出秦地秦人的民间情结和“民俗思维”个性。
　　秦腔习俗主要包括践行秦腔艺术的主体――秦腔演员学艺、表演、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习俗；流行、传播秦腔艺术的演出习俗；接受和宣传秦腔艺术的观赏习俗等内容。
　　习俗作为特定的文化形态，本身反映着特定的文化生态。比如就演员身份、归属来说，新中国建立以前是演员个人与戏班班主“雇佣和被雇佣”的从属关系，遭遇的是下九流的“戏子”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演员成为国家的文艺工作者，演员的社会地位是与政府文化事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国家主人地位。这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进步而发生的文化生态的改变。文化生态的改变，必然引起文化习俗的变化。比如现代传媒手段在秦腔艺术传播过程中的运用，改变了传统观赏戏曲的习惯。所以，我们在记叙秦腔习俗时，就包括了原生态秦腔习俗和“新生态”秦腔习俗。所谓原生态秦腔习俗，就是保持秦腔艺术本真的原特质文化形态的、并与其依存的秦地文化生态相适应的秦腔文化习俗。所谓“新生态”秦腔习俗，是相对原生态秦腔习俗而言的，是在文化生态发生变化情况下出现的秦腔新俗，如由于秦腔生产体制机制的革命性“转型”和现代传媒手段引起的秦腔超时空的传播等等，事实上形成与原生态秦腔习俗不一样的新的规制习惯。我们有必要将这些与传统秦腔习俗不一样的新的秦腔文化事象记录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了解秦腔习俗的同时认知文化生态的变化和文化建设的发展。
　　 秦腔艺术是祖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秦腔习俗是在长期的秦腔艺术实践过程中积累形成的。整理和研究秦腔习俗，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知秦腔艺术的发展历史，有利于我们继承发展秦腔艺术。包括秦腔艺术在内的中国戏曲的传承，主要是依靠前辈艺人对后来学生、即师徒关系的“口传身授”的自然传承，这个传承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事象，很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秦腔习俗反映着秦腔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秦腔习俗体现着秦腔艺术形态的发展过程，它是秦腔艺术形态的“实况转播”。了解和认知秦地文化生态同秦腔艺术与秦腔习俗的内在关系，对于促进秦腔艺术的繁荣，构建和谐发展的秦腔文化，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