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怒：太阳母亲和月亮父亲的孩子]拥抱太阳的月亮 韩剧网

　　 　　撰文/何林摄影/吴晓慧执行/欧阳秀英 　　 　　太阳母亲与月亮父亲的儿女们 　　 　　阿怒人都说自己是“太阳母亲和月亮父亲的孩子”。为了寻找阿怒文化奥秘的线索，我试图“钻进阿怒的头脑”。很幸运，我在他们嘴里找到了几近失传的古老歌谣《本曲》（阿怒语发音为Banju）。
　　阿怒没有文字，一切的技术、制度和艺术的传承都靠言传身教。《本曲》由于其严格的歌唱规则和冗长且复杂多变的内容，现在几乎没有人能够完整地唱出。我的报告人顶嘎是贡山县的“民间艺人”，他在二十多年前曾经收集整理了部分《本曲》的曲子。据他母亲（信仰天主教，于2003年8月病故）说，《本曲》的曲子如果从晚上出现第一颗最亮的星星（北极星）时开始唱，要一直到天亮后最后一颗星星照到怒江中游泳的鱼儿身上时才能唱完，歌唱的规则非常严格：不能够唱全的人是不能唱的，唱歌者必须是多对已具有曾祖或祖父母辈分的夫妇对唱（鳏夫寡妇是不能唱的），后辈不能与自己的直系长辈一起唱，就是听也不可以。现在只有双拉自然村的De Ma Yong（现96岁，信仰天主教）等少数几位老人可以唱一些基本的曲调了。
　　
　　阿怒《本曲》的开篇是这样唱的：“……太阳就是我母亲，没有太阳就没有阿怒的金柱子……月亮没有两种月亮，父亲没有两种父亲，我们共有一个父亲叫月亮……”阿怒认为，太阳给予人温暖，她是母亲，负责照顾儿女们的衣食，她就是家的中心；月亮是水，像海一样多的水，他在夜晚用露水浇灌庄稼，使禾苗得以生长成熟，月亮就是父亲，他负责一家人的生计。有阿怒俗话说，没有父亲的孩子不算孤儿，没有了母亲，人就成了孤儿。天上的七颗星星（北斗星）是太阳与月亮的孩子，其他小星星是七星的孩子；人是父母亲的儿女，也是太阳和月亮的孩子。如同天上的太阳与月亮照看着星星孩子们一样，母亲与父亲是家庭的头，双双照顾着自己的孩子，父母缺一不可。孩子最终要离开父母，分家或出嫁，母亲（太阳）和父亲（月亮）要分给儿子及女儿们劳动的工具，并多次这样教导他们：你们虽然分了家，但要扭成一股绳，团结得像一个人，老大要担负起父亲的责任。后来，阿怒把太阳与月亮（母亲与父亲）下的七颗星星比做汉族、白族、藏族、纳西族、傈僳族、怒族（阿怒）、独龙族等民族。
　　在丙中洛的查腊村，有一支还没有名字却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阿怒民间乐队。乐队的核心人物是不信或有时信仰喇嘛教的顶嘎，其他成员有天主教的“盎闰”（阿怒语，“总管”之意）古拉叶、教徒王自强、赤脚医生阿迪等，还有信仰喇嘛教的丰氏兄弟、罗家兄弟，此外，还有独龙族和傈僳族的成员。不同于教堂的赞美诗，喇嘛的法会或喇嘛舞，也不同于怒江两岸叫嚣的喇叭声，阿怒乐队以古老歌谣《本曲》、《建房歌》等为基调创作的曲目为基础，唱着悠远的过去，讲述着现在和期盼着未来。任何用具都可能成为乐器，撮箕、箭包、竹筒、包谷，以及各种当地存在的声音都是演奏中绝好的配音。
　　
　　 交代怒族基本生存状态
　　
　　阿怒的“创世纪”里说，大洪水过后人类的始祖生了九对男女。这九对男女被父母分配到九条江去生活，于是成了九个不同的民族。其中有一对年幼的儿女是在母亲怀抱的襁褓中来到现在的怒江的，他们一路上不停地喊着“Nung Nung Nung…”（阿怒语中“Nung”即是“奶”或“要吃奶”的意思），于是父母就把这对要奶吃的儿女叫做“阿怒（Anung）”，“怒江”（阿怒语：Anung Rumie）也因此得名。
　　自称“阿怒”的人群为解放初期中国民族识别后认定的贡山怒族（怒族的四个部分之一），他们是怒江北部地区（包括当今的丙中洛地区以及捧当、永拉干、茨开、普拉底等地）的古老居民。阿怒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使用的阿怒语与独龙族语属于同一语系的不同方言。由于与周边的傈僳族、藏族交往频繁，阿怒几乎都懂傈僳语、藏语等，现在还有越来越多人精通汉语。
　　阿怒为远古氐羌系统乌蛮部落中的“施蛮”、“顺蛮”（唐代时的称呼）的后裔，大大早于傈僳族由北部路线（叶芝―菖蒲桶）迁移到怒江边居住（大约在唐代以后），到元朝被称为“橇蛮”。到了清代，阿怒由于受到北部藏族及南部傈僳族势力的挤压，聚居到以双拉村为中心的丙中洛地区。1958年以后，随着民族间交往和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丙中洛地区逐渐成为一个以阿怒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的区域，其中双拉（包括江西和江东的双拉、茶腊、九桶等自然村等）是阿怒的主要聚居村落。
　　
　　丙中洛地区位于怒江的上游，云南省最西北端，北与我国西藏自治区相连，西经独龙江至缅甸联邦，东接云南藏区德钦、中甸等县。这一狭长的峡谷地带与外界的交通极其不便，在藏传佛教传入以前与外界和其他民族交往甚少，几乎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状态从解放后，尤其是1996年贡丙公路（贡山县城茨开镇至丙中洛）通车后才逐渐被打破。现从丙中洛至西藏自治区察瓦隆乡的公路已基本通车。阿怒大多居住在怒江两岸海拔1500―2000米的山腰台地上，平地极其稀少，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生存资源缺乏。建国前，阿怒刀耕火种、轮歇耕作的原始农业占主要地位，传统的犁耕农业比重很小，采集和狩猎仍是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补充手段。目前，阿怒主要靠种植玉米为主，荞麦、大麦、青稞、马铃薯等作物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怒江两边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的高山草场是这一区域阿怒人的主要牧场，阿怒人频繁地往返于高山与深谷之间。在这样的条件下，食物（即生计）、安全和健康成了阿怒人生活的三大主题。对食物、安全、健康和“终极关怀”的需要构成了阿怒原始信仰的动力。
　　
　　 宗教是石板房里的兄弟姐妹
　　在丙中洛地区的阿怒中，至今仍流传着这样有关宗教由来的传说：很久以前，宗教原是一家，他们来自印度，后来住在嘎瓦嘎博山下。这家人的父母亲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后来兄弟姐妹间不和，大儿子去了金沙江，成为佛教（汉传佛教）；老二留在西藏，成了喇嘛教；两个女儿不听话，一个被母亲装进皮包投进了澜沧江，后来漂游到一个叫法国的地方，而另一个女儿被抛进了怒江，漂流到一个叫英国的地方。有一天，一个上百人的藏族马帮在澜沧江边歇脚准备做饭时，突然听到江中有人喊救命，于是前往察看，见江中有一女子呼救，便把她救上岸来。女子说她是天主教，名字叫玛利亚，是从法国漂回来的。之后，天主教就在藏族中传播，后来传到了阿怒的地方；玛利亚的妹妹基督教（新教）漂到了怒江傈僳族的地方，基督教就在傈僳族的地方传播，后来也传到了阿怒的地方。阿怒的这个传说不是历史故事，却表达了阿怒对宗教和世界朴素的看法与态度：世界是个大家庭，宗教都是这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
　　阿怒信仰喇嘛教、天主教在解放前就已经成为传统，但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们经历了20多年的“无宗教”生活。因此到80年代初宗教信仰得以恢复时，阿怒又面临着新的选择。阿怒说，既然各种宗教都是“兄弟姐妹”，那么，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信仰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阿怒家庭首先根据他们原有的传统恢复了宗教信仰，其次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和与婚姻缔结有关的选择。
　　
　　茶腊自然村罗生亚家就住在天主堂旁边，她的父母在解放前就信仰天主教，而丈夫罗学文家则信仰喇嘛教。1959年他们结婚并到丈夫家迪麻洛村居住时，双方都不信仰宗教。1964年迁回茶腊居住时，罗生亚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支委委员和妇女主任。1982年卸任之后，罗生亚走上了与自己父母相同的信仰道路，丈夫随后也受了洗。他们的孩子都跟着信仰天主教，丈夫和次子阿开还相继负责管理教堂的财务。
　　双拉村的De Ma Yong属鸡，据说100多岁了。她的汉语说得很流利：“我娃娃的阿爸果卑是藏族，来自阿路拉卡（位于茶腊自然村东面的碧罗雪山上），那边的人（藏族）都信天主教，他来到我家后也跟我们家一起信喇嘛教，1958年后不能信也就不信了。10多年前，我的侄女从秋那桶来，叫我一起信天主教，娃娃几个都信了，我不信不行，要不然以后（死后）一家人不得在一起。”
　　双目失明的林秀每天都坐在火塘旁边，手里不停地拨动西安神甫送的那串挂着小十字架的念珠。她每天早晨、饭前饭后、临睡前都做祈祷，主日（星期日）偶尔会有神甫到家里来给她做弥撒。她现在还在世的五个儿女都信天主教，其中嫁到江东茶腊的三子李信（教名董麦）于1996年与妻子同时受洗信仰天主教，现在在茶腊天主教堂担任读经员。
　　余成伟有兄妹六人，大哥由于“舍不得烟酒”而信仰喇嘛教，他与弟弟余成生和余成平先后皈依基督教，弟弟余成清由于早年过继给在普化寺做喇嘛的舅舅而入了喇嘛教，而嫁到公路边的妹妹则跟随丈夫信仰喇嘛教。余氏兄弟五人的住房以老幺余成平继承的祖房为中心形成一排。春节期间，信仰基督教的弟兄们住房的门上都会贴上新的画有十字架的红纸，房前都会用青藤和五彩纸花扎彩门；而信仰喇嘛教的兄弟们则会为房前的风玛旗（Latse）换上新的经幡，在Song Teb里燃上新的香火，在门头上和墙壁上用洁白的小麦粉涂洒上喇嘛教信徒特有的草型符号并贴上新的喇嘛教印记――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迎接新春。
　　同样在茶腊，顶嘎的妻子5年前经常醉酒闹事，全家经讨论后决定让她去信基督教。她很听话，就去了，至今没有再喝酒。现在见到她，简直无法把她与酒联系在一起。3年前，她的大儿子媳妇年松刚从附近的九桶村嫁过来时与其父母一起信喇嘛教。某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她在外面喝醉了酒找不到路回来，险些冻死在路上。后来为了戒酒，她决定跟随婆婆一起信基督教。每周三的晚上，婆媳二人在阿德家学习傈僳文《圣经》、学唱诗歌，周日还一起到双拉教堂做礼拜。顶嘎的两个儿子信天主教，小女儿随丈夫信喇嘛教，顶嘎本人什么也不信，但对各种宗教都有了解。当有人从省里来调研，乡政府的宗教干事经常把他们带到顶嘎家，说他家是丙中洛地区多种宗教并存的典型家庭。顶嘎说，个人想信什么就信什么，家里从不干涉，只要家庭的工作安排得当就行，不论信什么宗教，归根结底都是一家人嘛。
　　阿怒的人际关系简单得只包括父母、孩子和各种各样的兄弟姐妹等亲属关系。换句话说，同一村落甚至临近村落的阿怒几乎都是亲戚，不是父方的就是母方的，不是太近的就是较远的，他们所有的生活需要主要在此关系内获得。
　　人们曾经花费气力来寻找或结构“和谐”，其实在阿怒看来再简单不过了，只要人及其社会本身是宽容的，任何潜在的分裂因素都可能被淡化。用阿怒的话说，“父母难道会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兄弟姐妹之间难道会关系不好吗？”因此，宗教之间本身可能并不相容，但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却可以亲密无间。
　　
　　不相往来的宗教，亲密无间的信徒
　　如果说喇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就是当初分道扬镳的“亲兄弟姐妹”，那么他们现在即使见了面也不相认。在丙中洛，不可能有人周日的上午参加天主教堂的弥撒，下午到双拉教堂做礼拜，或某个时候请喇嘛师傅来治病，而同时向神仙、耶稣或玛利亚祈祷。即使有喇嘛教徒不经意地进入了基督教唱诗的聚会，他最多可能成为一个听众。信仰天主教的妻子在喇嘛教治病仪式上找到自己正在敲鼓的丈夫，她最可能做一个面无表情的看客。
　　春节前一天在普化寺举行的喇嘛祈福舞，不仅吸引了众多的喇嘛教世家的信徒，也吸引了信仰其他宗教的群众和地方官员，但真正的参与者只是信徒，其他人仅仅是来参加一场热闹的娱乐活动或与朋友相聚喝酒。真正参与和自己信仰无关的宗教仪式是不合适的。
　　信仰各种宗教的阿怒一旦脱去宗教的外衣，离开教堂、喇嘛寺、宗教仪式及其它宗教活动，回归到田园家庭坐在一起吃喝、帮忙干活或在江边桥头打一局台球时，几乎没有任何宗教的界限，只有一些与戒律相关的生活习惯偶尔显露出不同宗教信仰的痕迹――信仰喇嘛教的一般都抽烟喝酒，脖子上系着一个彩色的毛线圈；信仰天主教的不戴毛线圈，却同样抽烟喝酒，但有些节制；信基督教（新教）的没有毛线圈，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衣着比较整洁。
　　据茶腊天主堂的盎闰古拉叶说，他们与基督教在宗教上没有任何的交往，圣诞节从来都是各搞各的。1994年双拉基督教堂落成典礼和1996年对岸的天主堂竣工典礼，双方都没有给对方送礼――而阿怒之间会经常以送礼的方式帮助或祝贺自己的亲友和邻居。
　　在阿怒的传说中，充满了“兄弟姐妹”间的不和与分离，以及阿怒对和睦的更多的期盼。在现实世界中，宗教间虽然无法“亲如兄弟”，但信仰不同宗教的阿怒之间却是亲密无间的。
　　2004年12月24日是平安夜，也是李向才（喇嘛教徒）家修房子的日子。作为茶腊天主教堂教主和茶腊二社社长的古拉叶，安排好了教堂圣诞节活动的准备工作后就来指挥大家修房子。来帮忙的男女村民约有40余人，他们主要是茶腊二社的社员和李向才家的邻居。帮忙的人们一边干活、一边喝水酒和唱歌，大约到下午6点房子就收工了。喝过虾辣（Shara即酒煮肉：一种用辣酒煮肉制成的酒食，一般在重要的场合或繁重的劳动之后食用），已是晚上8点，信仰天主教的村民都回家洗脸，准备去教堂过圣诞夜，其他人则准备跳中柱锅庄。此时还能隐约听见怒江对岸双拉基督教堂的唱诗声――已经持续了一整天的礼拜将近结束，明天还将举行盛大的圣诞唱诗敬拜，届时全乡的基督徒都来参加。由于停电，天主堂里点亮了蜡烛，古拉叶和李信等带领众信徒读经、祈祷和唱诗歌。烛光照亮了经书和虔诚的脸，悠扬的诗歌声飘向遥远的天际……大约晚上11点，教堂圣诞节的活动结束了，古拉叶敲响了教堂的钟声，并与儿子依次熄灭了蜡烛。从教堂出来的人们陆续加入到跳中柱锅庄的队伍中，那间新修好的房子越发沸腾起来。
　　“乃热”（Naize）在阿怒语中为“朝拜神仙”之意，它是阿怒惟一的土生土长的节日，阿怒每年农历三月十五都要举行至少三天的祭拜活动。届时，阿怒必沐浴、着新衣、采摘鲜花、带上酒食，到丙中洛乡的兴炯乃（掌管超度众生的神仙）、帕姆乃（掌管牲畜的神仙）、典确乃（掌管经书和念经的神仙）等三个神仙洞朝拜。他们在洞里插上鲜花，献上酒、肉等饮食，由“南木萨”主持礼祭庄稼种子和祈福，之后吃供品，从钟乳石上接下泉水（仙水）带回家，最后全寨人唱着古老的歌谣跳脚舞。“乃热”曾经因涉嫌搞迷信活动而被禁止，1982年刚刚恢复时刚好鲜花盛开，因此后被称为“鲜花节”。“鲜花节”现在已成为贡山县全县范围的重大传统节日，重大的祭拜活动每年都由普化寺主持，地方政府也在丙中洛集市上举行盛大的文艺活动。节日期间，信仰喇嘛教的阿怒等各族群众到诸神仙洞朝拜；天主教徒有时也去看热闹，但不参加祭拜；而信仰基督教（新教）的群众一般不去神仙洞，只参加政府组织的文艺活动。
　　阿怒的鬼、自然崇拜已与喇嘛教的神灵等合而为一，而分别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阿怒绝对不会重操拜鬼神或赶鬼治病的旧业。但不论信仰何种宗教，他们首先是阿怒，他们的亲属社会、神话传说都是阿怒的标志以及他们行为的“操作系统”，而各种宗教不过是此“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