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国防进程】 2018中国的军事实力

　　新中国建立六十年来，真可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近百年落后挨打的衰弱古国在这些年已被西方国家不断炒作出“中国威胁论”，虽带恶意却也反映出国力的根本变化。国防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大国防”的概念，包括国防指导理论、保卫国家的自卫作战、军队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国防工业体系、后备力量建设等方面。
　　
　　解放初：凯歌行进期
　　
　　从1949年到1964年，可谓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凯歌行进期。如果说国家经济建设在1958年就结束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期而陷入了误区，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在50年代末还难得地保持了相对清醒的认识，1964年以前还能在健康的道路上前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经历20多年战火已锻炼出一支坚强的人民解放军，然而国家的工业基础和国防建设的条件却极其落后。近代中国在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山河破碎，民不聊生，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的工业产值在世界上只居第26位，国内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当时发达国家军队已进入了机械化时代，如1950年美国军队已是人均20马力(平均3个人一辆机动车)，苏军人均5马力(平均10个人一辆机动车)，中国军队却是人均0.2马力，500万解放军只有1万辆战争时期缴获来的汽车。
　　军队现代化的基础是国家的工业和科技水平，旧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处于马车、牛车时代，国内稍具规模的军工业有沈阳、太原、重庆这几个兵工厂，只能生产简陋的步枪、迫击炮，年产弹药能力仅1万吨。相比之下，二次大战中美、苏、德等国年产弹药都在200～300万吨。近现代历史雄辩地证明，国家没有工业化基础就是一个“软体动物”，军队的机械化、现代化便无从谈起，中国也摆脱不了落后挨打的状态。从1949年至1958年，毛泽东在国防建设方面还着重于强调现代化建设，为此发出了一系列号召，要求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号召掌握最先进的技术。
　　“树欲静而风不止”。当新中国期盼一个和平的环境恢复国民经济并进行建设，美国却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乘机出兵台海，迫使中国不得不进行了为时近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人民解放军以志愿军名义出兵朝鲜后，实行“边打边建”，掌握了机械化武器装备，学会了打现代化战争，并通过这一仗彻底打出了中国的世界军事强国地位。
　　解放初期，中国对外实行“一边倒”的方针，苏联希望中国通过向其订货的方式解决武器装备。毛泽东却作出了一个有远见的决策，以全面引进苏联先进技术的方式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一五六项”重点工程有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军全面配套的军工厂。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利用赫鲁晓夫因内部矛盾有求于毛泽东表态支持的机会，得到苏联提供的核技术援助，开始了“两弹”(导弹、核弹)事业的起步，从而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中苏发生争吵后，赫鲁晓夫于1959年停供原子弹样品，于1960年撤退专家，至1962年停供米格-21战斗机技术资料，此后中国的国防工业完全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发展。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和地对地导弹试验成功，成为新中国国防建设初期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成就。“两弹一星”取得的跨越性成功，从发展战略来看主要经验有两条：一是开始就瞄准世界最先进水平，有很高的起点；二是集中国内有限的力量在重点领域搞攻关，有所为有所不为。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正确地认定国际形势已经缓和，在大力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又将全军数量从1952年的626万人减少至1958年的237万人，省出钱用于加强经济建设和改善装备。这一时期，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国防工业建设初步奠定了基础，军队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能力有了很大增强，堪称为中国国防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一个初步现代化且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军事力量就此建立起来。
　　
　　动乱年代：马鞍型发展
　　
　　从60年代中期起，中国国内出现了持续的政治动乱，国防事业发展同样出现了一个“马鞍型”。此前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已经大大缩小的差距，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又进一步拉大，并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
　　以1964年为转折点，毛泽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各领域的思想发生严重逆转――政治上以“反修防修”为纲，军事上预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经济上改变“吃穿用”方针，以战备为中心制订五年计划。此后十几年间，解放军的常规装备在仿苏式原基础上几乎未能出现质的突破，正规化建设中出现了停滞甚至是倒退的现象。过去强调的军队机械化在1965年又改为强调“骡马化”，同年又取消了军衔制和许多正规条令，在后来的十年动乱中军队的训练和许多日常工作也受到重大干扰。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出毛泽东晚年在国防建设上出现了一个不可解的自我矛盾，即一方面也重视发展尖端武器，另一方面总担心搞现代化、正规化会出现“修正主义”，影响他那个想建立纯净社会的理想主义蓝图。
　　对国际形势的总趋势判断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国防发展战略的制订。自60年代中期起，我国对主要战略威胁的定位、边界冲突的处理和援外的指导都表现出严重失度，尤其是“反修”成为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最大失误。对俄罗斯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适当地予以斗争自然应该，将其发展为“反修”斗争并实行长年的全面战备，则无疑属于过火反应。90年代中国的驻俄大使李凤林曾在《百年潮》上撰文指出：“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
　　当中国对苏担忧达到极点时，美国又放风声称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以此扩大矛盾并对华进行战略争取。中苏长年军事对峙，给中国的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却也引出了中美和解这一副产品，在某些意义上开启了向西方改革开放的先河。
　　在为时十多年的紧张持续的战备中，解放军数量大幅增长，自1965年超过500万后，至1975年达到640万，军队的武器装备却提升缓慢，国防建设和整个工业建设都在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中错过了国际列车。在动乱期间，国防科研人员坚守岗位，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例如取得了氢弹和人造卫星研制的成功。
　　过去国人谈到文革动乱时，只归咎于毛泽东个人失误，或四人帮的破坏。其实领袖个人的举动都是社会思潮的代表，我国的国防建设在动乱时期出现曲折和挫折，从深层次看反映了从上到下的思想观念还不适应进入世界型现代化发展大潮的要求。中国是千年的农耕社会，受这一传统习惯影响的领导人和众多军民对现代化的进程感到不适应，这在国防建设上也充分表现出来。历史证明，国防现代化建设作为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 最终要靠提高全民的现代文明和科学素质来解决，这又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
　　
　　改革开放：信息化建设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使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转折点，国防建设也迈入一个全新阶段。从此人民解放军抛开了“空头政治”，确定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指导思想。
　　70年代末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国际战略上坚持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一条线”方针，联合美国和西欧国家对抗苏联。在这一时期，通过面向现代化，引进先进技术，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打破了长年徘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此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又转变了思想认识，看到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现实性，在军队建设中要求减少数量以保障经济建设。1980-1982年全军通过两次整编，由590万人减少到423万人。1985年，邓小平又宣布裁减军队员额100万，使全军总数压缩到320万人。
　　在80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央为保障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大幅减少了国防开支的比例，邓小平特别强调军队“要忍耐”。有限的军费中又压缩“人头费”的比例，着重加强装备技术的科研投入，在“多研制、少生产”的方针下，一些重点装备得到了突破性发展。虽然军队因缺少经费没有大量装备新武器，国家却通过“863”计划等项目增强了科研实力，这为后来国防科研的大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不过在80年代中期后的十多年间军队为解决经费开展了经商活动，也滋长了腐败风气，后来由江泽民下决心煞住了这股歪风。
　　1989年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与改革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集中精力所抓的问题就是“能否打得赢、不变质”。进入90年代后，国际上高技术局部战争成为军事斗争舞台的主角，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到来向中国国防事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展现了新的机遇。江泽民代表中央军委及时提出了科技强军的要求，及时地抓住了信息化这一新契机。解放军实行了科技建军中心的建设方针，在削减数量的同时不断增强质量，如军队员额在1992年降到300万人，1999年又降到250万人，2005年又降到230万人，军队的装备和信息化水平却得到大幅提升。
　　迈入新世纪新时期后，改革开放大潮又推动着以信息化为中心的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面对着挑战与机遇并存，胡锦涛根据对国家发展和军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判断，于2004年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即“四个提供、一个发挥”――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财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国防建设的投入已经超过了此前的50年，中国的国防建设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过的经费充分、发展迅速的黄金时期。不过目前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传统的安全威胁减少，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诸如恐怖主义袭击、能源争夺、民族分裂主义、对领海的侵犯这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加，使人们对国家安全也要有新的思考。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入新世纪后军队已经结束了“忍耐”而转入新的大发展，富国和强兵达成了有机的统一，解放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不断提高。不过人们也应看到，中国的国防建设面对着以信息化为中心的世界性军事变革大潮，还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尤其是进行高技术战争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中国的军工体系及作为其整体支撑的国家工业能力还存在着规模虽大、科技含量却不高的局限，确保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任务也依然艰巨。回顾以往的成就，再看现有的条件和面临的复杂任务，相信国防建设会在今后取得新成绩，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将攀登新高峰，在10年后即国庆70周年时能在多数军事项目方面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