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魅力　学界楷模】18个建议提升人格魅力

　　谈家桢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遗传学家，也是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自从谈先生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师从李汝祺教授研究遗传学以来，他始终活跃在遗传学研究及教学的最前沿，并致力于促进中国遗传学与世界的交流，为中国乃至世界遗传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年恰逢谈先生的百岁华诞，《生命世界》特别邀请全国政协委员、《谈家桢与遗传学》一书的作者赵功民先生为本刊撰文，以示对这位杰出科学家百岁寿辰的祝贺。
　　
　　谈家帧(1909－)教授是一位蜚声中外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遗传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一位最具人格魅力、受人尊敬的长者。
　　春来秋去，又是一个十年，谈先生80大寿和执教60年及90大寿和执教70年的庆祝活动似乎还历历在目，今年已是我们敬爱的谈先生百岁华诞了，谈先生的亲属、海内外朋友和学生都希望以多种形式来庆祝这位老寿星的生日。亲人、学生和朋友敬重谈先生，大家祝福老寿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谈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爱国科学家。他的一生是“求是”、“求实”的一生。他一生的风格是为事业始终不渝，不改初衷；面对逆境，锲而不舍又顽强抗争。他热爱祖国，忠于人民，追求真理，不断开拓。这些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时时激励着受过他教育的学生和相处过的朋友。不论生活在天南或地北，这种人格魅力能跨越地域的距离和年龄的差距，深深地铭刻于人们的心中。
　　
　　毛泽东与谈家桢
　　
　　在谈家桢80余年的科研与教育生涯中，至今使他难以忘却的是毛泽东同志曾四次直接接见了他，使他有机会当面聆听这位共和国领袖的教诲。毛泽东与谈家桢主要谈的是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支持和鼓励他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这些接见不仅给这位心直口快、对事业怀着赤诚之心的科学家撑了腰，使他能存事业和个人遭受挫折、处境艰难，甚至危机四伏的困境中得到解脱，更重要的是在客观上，把谈家桢推向了前阵，使他在扭转当时遗传学在中国发展的不正常局面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推动和促进了中国遗传学事业的正常发展。
　　也许遗传学作为贯彻“双百方针”的一个典型学科，在自然科学学科中占据特殊地位；也许谈家桢作为遗传学鼻祖摩尔根的入室弟子，在那些年里即使身处逆境，仍然挺身而出，坚持真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也许谈家桢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是一位活跃在社会上的著名民主人士，等等情况，使这位名教授在各种场合下多次见到过毛主席，并受到毛主席四次直接接见。这在中国的科技界精英中，似乎仅他一人获此殊荣。
　　1957年3月，谈家桢作为党外代表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就在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毛泽东要接见谈家桢等人。当他们走进怀仁堂接见厅时，毛泽东满面春风地站着同先来的同志一一握手、交谈。谈家桢怀着虔诚的心情，走到主席面前。主席微笑着同他握手。原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不停地用力摇着谈家桢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亲切地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这简短的一句话，使谈家桢激动不已。
　　毛泽东请大家坐下，开始了谈话。他询问在座同志的各方面情况，征询大家的意见。毛泽东接着问谈家桢关于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及在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意见时，直筒子脾气的谈家帧毫无顾忌地谈了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情况，以及在这次会议后，已经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出现的好苗头。毛泽东很注意地听了他的汇报，不时地点点头，显得很高兴。毛泽东鼓励谈家桢说：“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这席话，使谈家桢思想上进一步得到解放，增强了把遗传学搞上去的信心。
　　谈家桢回上海没几个月，就投入了“大鸣、大放”的反右派斗争运动。由于他的“大炮”脾气，豪爽不滞，再加上毛泽东同志接见的一番勉励，使他在思想上消除了顾虑，直言不讳地在院系调整、学习苏联和科学院机构建设三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这三个问题中，关于“学习苏联”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不过谈家帧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的这些所谓的“反苏言论”自然受到了一些人的批判。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柯庆施已把谈家桢划为“内定右派”。
　　就在这时，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有一天谈家桢接到通知，要他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去开会。毛泽东在那里接见了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谈家桢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那天，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亲切地说：“老朋友啦，谈先生!”又风趣地说：“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
　　谈家桢听到毛泽东热情的话语，如释重负。就在这次接见后，他的“内定右派”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了。谈家桢忘不了毛主席的那两句话，就是因为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样的表情，解救了谈家桢，使他不至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他感动万分，他要永远铭记“他老人家的宽厚和教诲”，“吸取教训，努力改造自己，坚定不移地为人民服务”。
　　在大跃进的1958年1月的一个晚上，谈家桢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要他立刻到上海统战部。他到了统战部后见到了周谷城和赵超构。随后他们三人被送上一架早已准备好的飞机。谈家桢上了飞机一看，很像照片上看到的毛泽东的专机。这时心里有些明白大约是毛泽东派专机接他们去，心里不免一阵激动。
　　飞机降落在杭州机场，由专人陪同坐车到夜景如画的西子湖畔一个幽静的庭院里。那是毛泽东在杭州下榻的刘庄宾馆，当时已是晚上10点过后了。当他们乘坐的汽车到达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站在门前等候了。据陪同说，主席是刚结束完一个重要会议后，马上赶来迎候他们的。
　　毛泽东亲切地把他们三人迎进室内。那里的陈设十分简朴，一张方桌，四把椅子。毛泽东和他们二人各据一席，相向而坐，像老朋友谈家常一样，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极为丰富，谈到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学等各方面。
　　毛泽东反复说，不论办什么事，都要从六亿五千万人民出发来考虑问题。并希望他们不要老呆在教室里、报馆里，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去走走听听，去呼吸新鲜空气。
　　毛泽东十分关心遗传学的发展，他再次关切地问谈家桢：“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
　　谈家桢直言相告：“‘双百方针’提出后，学校成立了教研室，本人也可以开课讲授了，但是有人把这些看成是‘统战的需要’，是对‘高级 知识分子的照顾’，在思想上并没有尊重摩尔根遗传学派，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仍阻力重重……”毛泽东坚定地说：“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
　　谈话进行到深夜，主席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毛主席的精神极好，侃侃而谈，直到深夜两点多钟，还是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他看了看表，刹住了话头，说：“已快三点了，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三位教授告别了主席，从主席住处出来，到他们上车的院子门口，有一段约百米长的曲径小道。毛主席坚持把他们送到厅口。皓月当空，毛主席笑着用手指着高悬于头顶的圆月，不乏诗意地说：“今晚的聚会，也可算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大家听了，都会心地笑了。
　　这次被毛泽东称为“西湖佳话”的谈话，使谈家桢思潮翻滚。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毛泽东给予知识分子的期望化为动力，不遗余力地努力工作，把遗传学搞上去。
　　毛泽东第四次接见谈家桢是1959年。国庆10周年时毛泽东到了上海，在锦江饭店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谈家桢。这也是谈家桢最后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你对遗传学还有什么顾虑吗?”
　　“没有什么顾虑了。”谈家桢说。
　　谈家桢又说：“我们遵照‘双百方针’，学校里已成立了遗传教研室，两个学派的课程同时开。”
　　毛泽东说：“我支持你!”
　　当时在场的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副书记陈丕显，市长曹狄秋和副市长刘述周，以及负责科教工作的杨西光等。杨西光接着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大搞特搞起来。”并讲了发展的计划，准备在遗传研究室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成遗传学研究所。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并点头说：“这样才好啊，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
　　自195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又开设了遗传学专业。由谈家桢和刘祖洞开课讲授摩尔根遗传学说。与此同时米丘林遗传学课程也同时开设，两派和平相处。
　　1961年底，复旦大学建立了遗传学研究所，谈家桢任所长。自1958年开始招收遗传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以来，到1966年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教学和科研人员，他们都已成为我国工、农、医、林、牧、渔等各条战线和高等院校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的骨干力量，不少人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1974年冬天，毛泽东已经病卧在床了，但他还没有忘记他的朋友谈家桢。他让王震带来口信，主席还在关心着谈家桢。这一切，使谈家桢对毛主席的恩情刻骨铭心，使他更坚定了要把遗传学搞上去的决心。
　　一位是政治舞台上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星辰；一位是以研究瓢虫起家的遗传学家。以“双百方针”为契机，把他们两人联系在一起。一个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找到了一个典型学科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在一位政治家的庇护下，为施展抱负得到了支撑，并在他个人笼罩在淫威杀气之中时，他得到了保护和解救。肝胆相照的“西湖佳话”，使双方的交情得到了升华，即使这颗明星将要陨落于天际前夕，仍不忘却这位忠于事业的科学家；而这位科学家也牢记着“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的嘱托，矢志不渝地为此奋斗。
　　当严寒过去时，谈家桢已是年近70的老人了。但在他眼里射出一种兴奋和坚毅的光芒，毛泽东多年来嘱咐他把遗传学搞上去的话，激励着他在有生之年为重建中国遗传学事业做些实事。他焕发出许多年轻人都难有的活力，活跃在国内外的学术舞台上，为中国新一代的遗传学研究者开辟道路，使他们早日脱颖而出，走上科学的道路。
　　
　　辛勤的耕耘者
　　
　　在科学园地里，谈家桢是一位辛勤的耕耘者。自1932―1991年间，他在国内外发表的遗传学主要论文与综述文章有百余篇。他主译了《生物学引论》、《遗传学与物种起源》，出版了《基因与遗传》、《谈谈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说》、《基因工程》等，主编了《中国现代生物学家传》等书。
　　1987年，他出版了67万字的《谈家桢论文集》。文集选录了自1932－1985年在国内外发表的学术性论文和综述共51篇。内容包括群体遗传学、细胞遗传学、辐射遗传学和遗传毒理学，以及遗传学争鸣方面的代表性文章。
　　1992年，他又出版了35万字的《谈家桢文选》。他以摘要形式收录了一‘生所从事的遗传学研究的四个领域(瓢虫遗传学、果蝇遗传学、辐射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的主要论文。
　　2002年，他与笔者共同主编《中国遗传学史》，科学、系统地总结和回顾了中国遗传学的发展历史，介绍了中国遗传学界所取得的成就和一批代表人物。
　　从谈家桢一生的科研和教育生涯的时间表上来看，他主要的研究工作集中在20世纪30－40年代。
　　1930年，当谈家桢还在李汝祺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开始了对亚洲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遗传问题的系统研究，并逐步为群体遗传学的研究积累实验数据。亚洲异色瓢虫是自然界中一种色斑变异具有多态性的生物，是研究生物进化与群体遗传学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实验材料。
　　1932年，谈家桢在瓢虫遗传学研究上取得初步成果，其研究论文的核心部分《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在李汝祺的建议下直接寄往摩尔根实验室。这篇论文经摩尔根推荐后，首次在《美国博物学家》杂志上发表。他的研究初步表明了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类型既由遗传基因决定，也受环境条件影响。通过杂交实验，他证明了异色瓢虫的鞘翅色斑是遵循孟德尔遗传规律的。
　　1934年8月，谈家桢西渡重洋来到被称为世界遗传学研究中心的摩尔根实验室，在导师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的指导下进行细胞遗传学的深造。在摩尔根实验室里，他利用果蝇唾液腺巨大染色体的新技术，先后对两个近缘种果蝇的染色体结构的差别及演变规律，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将研究结果撰写成《果蝇常染色体的遗传与细胞图》等多篇论文，陆续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遗传学》等学术期刊上。在这以后，他又进一步用细胞遗传学的方法，发现果蝇种间的性隔离机制是由多基因突变形成的。他的这些工作被称为是细胞遗传学的经典性研究，为杜布赞斯基等学者创立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
　　1936年，谈家桢从美国获博士学位回到浙江大学后，仍然主要以亚洲异色瓢虫为实验材料，继续进行着经典群体遗传学的研究工作。
　　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浙江大学被迫内迁。从1937年11月到1940年初，历时两年多的时间，经四次迁徙，最后西迁到贵州省的遵义、湄潭等地建校，生物学系就设在湄潭的一个破旧不堪的祠堂里。在这以后6年的艰难困苦时间里，谈家桢完成了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遗传学课 题的研究。
　　1944年，谈家桢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他在亚洲异色瓢虫的色斑遗传实验中，观察到异色瓢虫的杂交后代身上，同时呈现出父本和母本所显示的显性性状。这种新发现的显性现象，被定名为“嵌镶显性现象”。在此基础上，他继续进行广泛的杂交实验，深入探讨亚洲异色瓢虫这种遗传现象的形成机制，摸清了嵌镶显性现象的遗传规律，指出鞘翅色斑的遗传至少由30个以上的复等位基因所控制，提出了著名的“嵌镶显性理论”。
　　1946年，谈家帧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期间，把1944年以来关于嵌镶显性现象的研究材料加以整理，撰写成《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嵌镶显性》论文，发表在《遗传学》杂志上。这篇论文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认为是遗传学研究中的一个经典性的工作，是对孟德尔一摩尔根遗传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美国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198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当年在冷泉港研究所见到谈家桢时，曾高度评价这项工作，认为谈家桢提出的嵌镶显性理论，对她致力于玉米“转座因子”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1948年，谈家桢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唯一代表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了第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就亚洲异色瓢虫遗传学研究的新进展，做了题为《异色瓢虫色斑的季节性变异》的学术报告。他还被大会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谈家桢以亚洲异色瓢虫为材料，所进行的鞘翅色斑遗传变异的系统研究，被称为群体遗传学领域中富有开创性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谈家帧作为“反动的摩尔根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而受到不公平压制，研究工作已无法进行，除了他翻译的达尔文进化论论著外，只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前后发表一些“争鸣”性的文章。在当时的气氛和处境下，他介绍摩尔根遗传学说的发展现状，表达他对当时学术上推行的形而上学做法的不满，并为争得摩尔根学说在百花园中的一席之地而呼吁。60年代上半时期，他一方面筹建和领导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在科研和教育的组织工作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另一方面在短短几年中与学生合作进行辐射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以后的10年，众所周知的社会环境，根本谈不到在学术上和教育上有突出的作为。70年代末以后，虽然年已古稀，但此时的谈家桢在学术舞台上显得异常活跃。他不仅亲自培养博士生，同时作为一位科学家与社会活动家，超乎寻常地发挥他的组织才能，为中国遗传学事业在经历一段时间停滞后的再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个人声誉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前后10余年时间里，虽然谈家桢已登耄耋之年，但他似乎把几十年积压下来的那股劲，集中于一瞬间，洪水般倾泻而出。这位小知疲倦的老人，在事业上丝毫不改初衷，始终抱有一种坚定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生追求。他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也被社会所承认。他的个人声誉与日俱增，也使他在人生阶梯上越登越高。
　　谈家桢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和中国科协常务委员(1980年)。他身兼多职，社会活动活跃。他是五届、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兼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1988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1980年辞去复旦大学副校长职务，担任复旦大学校长顾问。
　　为表彰谈家帧在推动遗传学发展及促进国际性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授予他各种荣誉称号。
　　1983年，谈家桢由邦纳、廖英华和孔宪铎三位著名科学家的推荐，作为著名学者被邀访美。在美期间，邦纳以美国科学院院士身份和孔宪铎博士两人签名支持，谈家桢被罗斯福肿瘤研究所聘为高级研究员。同年，加州理工学院授予谈家桢杰出校友荣誉奖状，并授予一枚银光熠熠的奖章，上面镌刻着“真理将使你获得自由”。
　　同年，他分别被联合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非政府性组织指导委员会、联合国国际未开发植物利用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遗传工程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科学顾问委员会等组织聘为委员。并被中国生物工程发展中心聘为科学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4年4月，应美国科学院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之邀访美讲学。6月转赴加拿大，接受约克大学授予的荣誉科学博士称号。同年，他被日本遗传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1986年被大英遗传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
　　1984年4月，美国科学院进行院士选举，1985年公布选举结果，谈家桢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月24日，谈家桢收到美国科学院外事部主任罗森布里希院士发来的贺电并通知说：“由于您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您被选为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他是我国教育界的第一位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也是继华罗庚、夏鼐之后第三位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科学家。1986年，他去美国接受了科学院士证书，并在林肯为第一签名者的历届院士签名册上签下“中国，谈家桢”五个中文字。
　　众所周知，美国科学院选举院士主要是凭着研究的实力而不是其他。提名谈家桢作为院士候选人的是华莱士等三位院士。华莱士教授是进化遗传学权威之一，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在他们的推荐书上简明地这样写着：
　　谈家桢公认的主要贡献有下列三点：
　　1．果蝇的进化遗传学研究。包括利，间和种内唾液腺染色体分析，使用转移技术确定在不同种之间基因的同源性，以及性隔离机制的遗传学分析。
　　2．瓢虫的色斑变异的群体遗传学分析。包括独特的嵌镶显性现象的发现。
　　3．猕猴的辐射遗传学研究。
　　同年6月，谈家桢出席马里兰州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称号颁发典礼。典礼是存巴尔的摩分校举行，整个会场庄严隆重，由总校长陶尔与分校长杜塞主持。两位校长均盛赞谈家桢在遗传学上做出杰出贡献。
　　1986年，谈家桢成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发起人之一。
　　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于1979年，总部设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院长是荣获诺贝尔奖金的著名巴西籍物理学家阿卜杜勒・萨拉姆。科学院的经费一部分是由意大利政府拨款，一部分来自各地方的捐助。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组织条例中明文规定，凡当选美国、苏联、法国、英国等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和外籍院士自然作为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发起人，院士由各国推荐。第三世界中国籍院士除谈家桢和冯德培为院士和发起人外，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被选为院士和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后由谈家桢提名经选举通过为院士的有谢希德和李国豪。
　　1983年以来，谈家桢连续二届被推选为国际遗传学会议副会长。
　　1987年，意大利国家科学院授予他院士称号。
　　同年，中国科协聘他为全国委员会荣誉委员。
　　1989年，谈家桢被中国科学院授予荣誉勋章。
　　1990年，他被授予美国加州荣誉市民的称号和荣获德国康斯登茨大学功勋奖章。
　　1995年，谈家桢被“求是科技基金会”授予1995年度“杰出科学家奖”，表彰他在遗传学领域做出的重大贡献，奖金为人民币100万元。
　　谈家桢还担任多种国际性科学刊物的编辑和顾问，如《国际生物和哲学》杂志编委、英国《遗传学报》顾问编辑委员会委员、美国《科学家》杂志的编辑顾问、《非洲环球科学》杂志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谈家桢以渊博的知识，出色的组织才能赢得了各国科学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科技界的信任和赞誉。
　　
　　(责编　景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