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媒介素养教育论文内容的分析研究]大学生媒介素养论文

　　[摘要]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研究领域，在我国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已经进行十年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总结已有经验，遂采取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以及内容分析的方法，对2000年到2010年(截止9月)CNKI和CSSCI大引文数据库中的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从数量分布、研究内容、研究重心变化、研究机构、期刊分布、研究对象、作者所属地区七个维度进行了内容分析。以期探究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整体把握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宏观发展脉络。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内容分析；定量分析；文献计量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1)03-0083-07
　　
　　一、问题的提出
　　
　　媒介素养教育是当今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英国学者和丹麦教育者率先提出“教育界应以系统化的课程或训练，培养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使其能够辨别和抵御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而我国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始于1997年。第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是《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文中的“媒介教育”即今天的“媒介素养教育”。此后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教育界和传媒界的新兴研究领域。
　　那么，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现状如何?哪些方面还存在不足?应该如何改善?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以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检索工具，对2000年到2010年(截止9月)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786篇文章从数量分布、研究内容、研究重心变化、研究机构、期刊分布、研究对象、作者所属地区七个维度进行了内容分析。对目前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问题以及趋势进行了梳理。希望能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与实施提供可供参考之经验及下一步研究方向。
　　
　　二、研究过程
　　
　　1.样本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期刊论文，笔者从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为检索词，
　　“主题”为检索项，获取了2000年到2010年(截止至9月)的期刊论文共1012篇，对下载得到的期刊论文进行人工判读以及题名和关键词的检索，剔除重复和相关度较低的文章，最终得到有效样本786篇。利用同样的方法在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检索到171篇期刊论文，并从中筛选出116篇作为有效样本，将这两种引文数据库得到的题录信息(包括标题、关键词、发表机构、出版报刊等)利用信息抽取技术导人到数据库中，并采用SQI语言对期刊论文数据进行查询与整合，最终得到具体样本。
　　2.分析类目
　　本文以数量分布、研究内容、研究重心变化、研究机构、期刊分布、研究对象以及作者所属地区七个方面为研究维度。在此基础上，参照国内外各方学界人士关于媒介素养教育分类的界定，并结合我国具体研究情况，将研究内容的分析类目划分为：(1)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与外延；(2)现有研究状况分析；(3)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与途径；(4)媒介素养教育概论；(5)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开发与实施。详细分类见表1。最后，使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这七个维度和五个类目进行客观而系统的定量分析。
　　
　　
　　
　　
　　3.信度分析
　　由于本文在文章筛选、类目分析等工作中采用了人工判读以及内容分析的方法以满足统计数据的客观性、系统性与普遍性，进行信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信度是指使用相同研究技术重复测量同一个对象时，得到相同研究结果的可能性。内容分析法的信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研究者按照相同的分析维度，对同一材料进行评判，结果的一致性程度。本研究中内容分析法信度分析的基本过程是：(1)选取笔者为主评判员，同时安排另外两人作为助理评判员；(2)三人按照相同的分析维度，对同一材料独立进行评判分析；(3)按照公式求解信度，即R=n*K11+(n-1)Kl，其中R为信度，n为评判员人数，K为平均相互同意度且K=2M／(N，+N：)，其中M为两人都完全同意的分析类目，N，为第一评判员所分析的栏目数，N，为第二评判员所分析的栏目数。经导出计算得出信度分析的数值为0.93；(4)根据经验，如果信度分析的数值大于0.90，则可以把主评判员的评判结果作为内容分析的结果。由此可见，本研究中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较强，分析研究具有足够的可信度。
　　4.统计工具
　　本研究的数据统计、分析和图表生成使用了SQL数据库软件、SPSS数据统计软件以及Excel 2003软件。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数量分布的分析
　　论文的年代分布能从整体上反映论文研究的整体进展情况。通过CNKI(中国知网)检索发现，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从2000年开始呈相对缓慢的增长趋势，从2003年开始呈急剧增长的趋势，从2007年开始增长幅度下降，但仍呈上升趋势。分析得知，自2003年，相继出现了“非典”传媒失语现象、浮出了“芙蓉姐姐”等网络名人并随即发生了诸如“毒饺子”事件等具有强烈舆论导向的网络热门事件。一时间网络被大量利用，各种网络信息充斥，因此，具有规范网络行为作用的媒介素养教育被相继提起。此外，这期间政府的大力支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近年来媒介素养教育正逐渐成为各界研究的热点。
　　2.研究内容的分析
　　将从CNKI中筛选出的786篇文章的研究内容进行归类统计可以得到图2，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现状分析的文章比例高达57％(共443篇)，占到了总比重的一半以上。说明媒介素养教育还处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现状研究的层面。同时有关媒介素养教育方法与途径的文章占总比重的23％，共181篇，这说明，提高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与途径是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关键所在。概论类比例为14％，共53篇，这说明了国内外研究及其对比研究也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在研究概论的112篇文章中，本土媒介素养教育概论有53篇，占47％；海外媒介素养教育概论有5 1篇，占46％；研究海内外对比的有8篇，仅占7％。可以看出，本土和海外媒介素养教育概论的研究平分秋色，但从研究海内外对比的文章数量及比例过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层次不高，对外国经验的吸取还停留在介绍层次，而少有针对我国现状提出的本土化对策。
　　从图2也可以看到，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与外延以及课程体系的开发与实施的研究较少。对内涵与外延的研究只占3％，共27篇。为了探求原因，笔者对这27篇文章进行了深层划分，发现由教育技术专业领域人士发表的有9篇，由传媒领域人士发表的有15篇，由其他社会领域人士发表的有3篇。可以看出，研究者的范围较广，且教育技术领域与传媒领域的研究比 重相当，这说明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学科边缘性、学科交叉性，所以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界定尚未找到明确的学科归属，可以解释对内涵与外延的研究较少这一现象。研究课程体系的文章也仅占3％(共23篇)，说明关于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开发的研究较为匮乏。在这23篇文章中，研究中小学教育课程的有11篇，占48％；研究大学教育课程的有8篇，占35％；研究普适性课程的有4篇，占17％。而在研究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实施与开发的文章中，发表机构是大学的有10篇，占91％；发表机构是非教育机构的有1篇，占9％；发表机构是中小学的是0篇。可见，当今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多针对中小学，然而，这一主体的研究者却集中在大学，这说明中小学对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开发的重视程度普遍没有大学高，但由于大学一般没有中小学更贴近中小学实情，中小学媒介素养课程由大学研究开发极易造成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脱节的现象。
　　笔者将CSSCI中得到的有效样本112篇同样按照研究内容的五个类目进行了划分，得到图3。与图2对比可以看到：(1)在现有研究状况的分析方面，基于CSSCI的研究的比重并没有过半，与基于CNKI的研究比重过半现象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这表明，与国内学术权威相比，广泛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对现有研究状况进行分析。这是因为现状更易于研究，说明了我国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层次尚浅。(2)在内涵与外延方面，基于CSSCI的研究比重比基于CNKI的研究比重要高。这表明国内权威学术相比广泛的研究者来讲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笔者分析，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媒介素养教育固有的跨领域、跨学科属性使对于内涵与外延的研究的难度系数较大。因而这类文章多出现在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期刊中。
　　
　　3.研究重心变化的分析
　　图4是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内容从2000年"~2010年9月五个研究类目对应的文章数量的变化趋势。从图4中可以看到，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分析、途径方法以及概论是研究的焦点。
　　首先研究整体趋势。可以发现媒介素养教育这五个类目发表论文数量的整体发展趋势基本均是逐年递增的，这与近些年来媒介素养教育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而密切的关注是分不开的。计算机及网络的普及也是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如何正确使用媒介，如何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这类课题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可以说时代的特殊性决定了媒介素养教育势在必行，关于它的研究逐年增多无疑是历史的必然。
　　其次研究相对趋势。可以看出，在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内容的五个类目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现状分析，接下来依次是途径方法、概论、课程以及内涵与外延。对增长幅度快慢进行成因探讨得出，课程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密集的系统，研究难度最大，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也十分理论性、抽象化，争议性大，不够成熟，因此增长幅度和整体数量都较小；教学方法则较为简单、具体、易于研究，容易得出看法和结论，并可以切实进行小范围实验、推进教学改革，因而此类文章逐年稳步增多，但具体方法途径的研究却远远难以达到整个课程体系的研究开发与实证性试验；现状、概论的研究更是基于事实，以介绍、陈述为主，不必进行过多的深入分析，因而增长幅度和整体数量位于前列。此外，近年来，网络事件的报导激发了广大网民网络行为的增多，对此类现象进行媒介素养角度的分析，并进一步得出意见和建议是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良好契入点。故研究现状的文章较多，数量增长较快。
　　从图4中可以观察到，2004年和2007年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两个关键时期，在这两年无论是现状分析还是途径方法都出现了徒增的趋势。分析这两年的国家动态及媒体事件，可以得知，2004年诞生了“芙蓉姐姐”等大批网络红人，2007年由猫扑网引领的人肉搜索技术迅速在网络走红，引起广大青年网民的兴趣与使用热情。在此背景下，
　　“华南虎”事件、张殊凡事件等失真、造假甚至具有强烈社会舆论导向的媒体事件也相继出现。种种现象表现出的媒介素养偏低现象引起了人们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这两年现状分析以及途径方法文章数量的徒增也便不足为奇了。
　　
　　4.研究机构的分析
　　本研究把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机构分为高等院校、中小学校、教育研究机构、新闻传播机构、行政机构、图书管理机构六种。如表2所示，由高等院校发表的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有677篇，占总数的86.1％，说明高等院校是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主力，这是因为高等院校是国家学术界的代表，掌握着国际学术界的最前沿讯息，具备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但是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也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中小学对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薄弱与重视程度的不足(发表相关文章15篇，仅占1.9％)制约着高等院校的研究向中小学进一步开展；另一方面，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推动力不足(行政机构发表文章占2.7％，新闻传播机构发表文章占7.4％)也对大学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困扰。对比国内外，可以发现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仅以美国为例，国家电视媒体委员会(National TelemediaCouncil)、西南媒介替代计划(SWAMP)、公民媒介素养(Citizens for Media Literacy)、西北媒介素养研究所和阿斯平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等都是诸如此类的专业化研究组织，并且国家及社会对此类组织都给予了充分地关注与丰厚地物质支持。相比而言，在我国较少有这类组织，仅在如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几所研究相对成熟的高校设置了试验点与研究点。
　　表3是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列表，表中排名前两位的，也就是刊载论文数量最多的均为传媒类院校，而师范类院校紧随其后。综合来看，排名前14位的高等院校中，由传媒类专业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有8所，且多居前列；师范类的有6所，且多居于其后。可以看出，在高等院校中，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学者以传媒专业人士为主。然而教育界人士也可谓后起之秀，正在逐渐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主力。
　　
　　5.期刊分布的分析
　　由表4可得，综合载文数量排名前25位的期刊，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主要发表在新闻传播类期刊，共21种；较少发表在教育类期刊中，只有4种。回顾历史，媒介素养教育最初就以传播领域为阵地，“根据对中国大陆学术期刊论文的检索，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卜卫发表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应该是中国大陆正式引人媒介素养教育概念……此文中提到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发表在《现代传播》。，此后此类文章大多都在传播学领域探讨，故研究者一般会惯性投稿于新闻传播类期刊。然而，随着教育领域研究的加深，人们也渐渐接受并转向在教育类期刊投稿，如表2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以及 《中国成人教育》关于媒介素养教育载文8篇，《远程教育杂志》载文7篇，《中国电化教育》载文6篇。经笔者进一步研究，未在表4列出(载文6篇以下)的排名中，紧随其后的多为教育类期刊，如《电化教育研究》、《教学与管理》中5篇，《当代教育科学》和《现代远距离教育》中有4篇，说明教育界正对媒介素养教育投入越来越多的研究热情，教育类期刊也会更多地发表媒介素养类文章，在未来的研究与发展中极有可能会等同甚至超过在传媒类期刊中发表的数量，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新阵地。
　　
　　6.研究对象的分析
　　本研究将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对象分为校园和社会两部分，其中将社会研究对象分为公众、新闻工作者、行政人员、军人、农民五类。如图5所示，高达53％的期刊论文选取校园为研究对象，说明媒介素养教育的主体研究对象为校园，研究的关注点仍在于获悉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与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这也充分体现了多数研究者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解更向于教育的狭义观念。从图中还可以观察到，选取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总数的47％，也占不小的比重，这同时也说明媒介素养教育不仅仅关注校园，每个年龄团体以及社会阶层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在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公众成为绝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热点，分析原因，通过上面表2对于期刊分布的研究可以得知，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主要发表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上，而新闻传播的讨论主体则为以公众为首的大众传媒，自然公众成为社会领域的研究热点。而新闻工作者本身担负着发布新闻、传播信息的重任，是新闻传播媒介的操控者与社会舆论导向的引领者，媒介素养是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而现今许多报导的失真、扭曲、偏离、夸大都使新闻媒介渐渐丧失了原有的公信力，在这种状况下，对新闻工作者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可谓迫在眉睫，这方面的研究也便应运而生并逐渐增多。对于行政人员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也是势在必行的，如何借助传媒来教育、组织和鼓舞群众，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以及正确有效地引导舆论已成为政府机关与行政部门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农民，作为媒介受众中人数最庞大的，却又经常被忽略的社会阶层，因其独特的社会处境和面临的艰难的现代化任务，其媒介素养状况理应被纳入到考察的视野之中。对于农民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也是极有必要的，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民的媒介教育工作一直难以开展，这也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与开展中亟待加强并亟需突破的领域。鉴于军队本身的特殊性质，对军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对于培养其有效利用各种媒介的能力、强化军队“软实力”、打造一支适应新时代战略任务的现代化军队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
　　
　　7.作者所属地区的分析
　　本文将中国按地理大区划分为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东北、西南七个地理区域，对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期刊作者按以上地区进行分类统计，得到图5。由图可以看出，华东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刊载数量居于首位，华北、华中地区次之，西南、西北、华南、东北地区则相对落后。
　　究其原因，从各区的经济发达程度与教育重视程度层面分析，华东地区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金利用率以及资源利用率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上海、江苏等教育大省的聚集地，因而兼具实力和能力研究媒介素养教育。华东地区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媒介素养教育论坛，2007年4月，首届西湖媒介素养高峰论坛在浙江传媒学院举行，同年底，首届“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论坛主题为“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并且，在随后几年的论坛中，先后开展了中国广播协会媒介素养专项课题立项工作，成立了中国媒介素养浙江传媒学院研究培训基地以及媒介素养研究所等核心研究机构，极大推动了华东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发展；而华北、华中地区(除京、津)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很高，只因经济发展水平稍逊于教育发展水平而给实际研究带来一定阻碍。例如课程体系的研究只能拘泥于少数、小规模的试验。
　　而在华北地区，我国教育的领军地――北京，一直在积极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并带动着全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2004年10月，中国首届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次年，以“媒介素养与和谐社会”为重要研究主题的第五届全国新闻与传播心理研讨会也在此举行，随后，2010年4月，首届北京师范大学传媒与教育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并成立了传媒与教育研究中心；西南、西北、华南(除广东)、东北地区相比其他三个区域在教育和经济两方面都略显力不从心，因而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因此会议开展方面相对较少，但也不甘落后。2007年4月，中国首家从课程角度介入媒介素养研究，融媒介素养教育科研、教学与应用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媒介素养课程研究中心在东北师范大学成立，并于2007年9月开始编写小学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试用教材。该教材于2008年上半年在长春市的2-3所小学和广州市番禺区的1―2所小学进行首轮试用，这就意味着东北等地区也开始着手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与媒介素养课程的开发。在试点建立方面，复旦大学、浙江传媒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现今都在进行媒介素养课程的开发与试验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总而言之，媒介素养教育在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但在总体发展上一直是稳步前进，各地区都在用自己的努力，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积极地探索和发展媒介素养教育，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四、思考与建议
　　
　　1.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全社会加大关注力度，增加深层次研究
　　有关媒介素养教育文章的数量逐年增长，正说明近年来媒介素养教育正逐渐成为各界研究的热点。但是通过内容分析发现，有关现状分析、途径方法、概述类文章较多，内涵与外延、课程体系类文章较少；探究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多，探究中外对比的少，这些都说明研究层次还停留在介绍阶段，缺乏探索意识、实际操作意识。“量变”没有引发“质变”，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逐年增多但是研究的深度并没有逐年深入，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需要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但是，仅仅靠研究者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中国内地所开展的有关媒介教育的尝试，其社会影响力和效果都还十分有限，相比之下，日本、欧美国家及港台地区的民间组织、教育研究机构、公共媒介、政府组织等都在协同开展推动本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运动，日本的“社会行动者网络”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以教育界和学界、民间团体、政府组织和企业界四股力量的整合为主线，作为日本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突破口，极大推动了日本本土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
　　由此，笔者建议，应加大媒介素养教育与传统教育、学校教育、大众教育等的有机结合。这就要求，政府与社会、企业与民间团体提高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并给予支持，同时，研究者应 中外结合、深入探索，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模式。
　　2.媒介素养教育需要以开发媒介素养课程为核心
　　研究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文章较少，出现较晚，为数不多的几个概念、相对完善的课程模型也都是近几年由高校学者提出的，例如CTL(文化――理念――语言)课程模型。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领域，课程的开发研究却还停留在整个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较低层次，处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较晚阶段，且局限于个别专家的研究，呈现出“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严峻局面。相比之下，国外对课程模型构建的重视程度就较高，目前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瑞典等国均已将媒介教育纳入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正规教育课程中。仅以加拿大为例，早在1998年其本土学者即提出T.A.P媒介素养教育模型(媒介信息、媒介受众和媒介产品)，进入21世纪之后，加拿大全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
　　鉴于这种情况，国家和各研究机构应该将重心和力量放在课程体系的构建等发展相对缓慢的研究方面上，教育的核心是课程，只有相对完善、具有可实性的课程体系才会在真正意义上建构受众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方能真正地落到实处。
　　3.建立多层次研究机构，加大各级政府扶持力度
　　研究表明，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机构呈现高等院校居绝对主体地位、其他各类研究机构凤毛麟角的局面。高等院校无论从科研能力还是经济实力上来讲都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最佳阵地。“我国大学已经有了200多个新闻、传播学科点，这些学科点作为培养传媒专业人才的主要输出基地，经过多年的建设，无论在师资力量还是在学生的传媒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方面都具有了相当的基础和平台，这些学科点应该成为启动和推广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龙头和骨干力量。”基于此，政府和社会应加大高等院校在物质上的帮扶力度。但是，高等院校就其所处地位与社会环境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研究机构，在国外，民间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机构充当着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重要角色，如英国的“全国初级传媒素养教育工作小组委员会”、加拿大的“媒介素养教育协会”、美国洛杉机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心”、旧金山的“媒介素养教育方略”、麦迪逊的“全国电子传媒协会”、新西兰的“全国媒介教育协会”等等。可以说，国外媒介素养教育发展之快，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类民间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机构的推动，这类组织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以政府引导为基础的。
　　由此可见，我国政府也应支持民间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机构，为其设立专门的研究基金以确保媒介素养教育的长足发展。与此同时，针对各地区媒介素养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笔者建议，各级政府应对媒介素养教育开展相对薄弱的地区提供更多的物资及技术支持，协助其开展更多的媒介素养教育的高端论坛及相关的科研技能培训工作，从而实现媒介素养教育在全国各地的协调发展。
　　4.细化研究对象，深化公民媒介素养教育
　　统计结果表明，校园人群是媒介素养教育最关注的研究群体。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与大学媒介素养教育研究都受到了学界人士的青睐。不论从外界的硬件设施建设还是从自身的信息获取能力上来看，校园人群都更易接触到媒介环境，所以在媒介识别和媒介批判方面也就更容易出现诸如“低水平的满足”等问题，对他们的研究自然较多；与此同时，对公众、军人、农民、领导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研究较少并不能认为他们的媒介素养较高；相反，正是因为欠缺与媒介环境的接触，所以在他们身上出现的问题和对他们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实则是这类人群媒介素养更加贫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学界人士并没有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最急需解决媒介素养问题的群体上，而是放在了普遍意义上被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实施的群体――校园人群上，略有避重就轻之嫌。对非校园人群的研究较少并不代表这一类人群的研究不必要，不重要。拿公众群体来讲，有学者提出过“政府公民”的概念，在我国，“政府公民”既是媒介报道和监督的对象，又对媒体具有制约作用和管理权利，通过提高“政府公民”的媒介素养，可以减少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处理与媒体的关系的做法，营造一个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
　　再对公民媒介素养教育深入分析，可将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对象细化为新闻工作者、农民、军人和行政人员，对于这几类群体专门而细化的研究微乎其微，却迫切需要加强媒介素养。这里先以新闻工作者为例，“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媒介在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传播内容，使传媒趋于低俗化、煽情化，导致媒体责任缺失。”因此，急需加强新闻工作者的媒介素养，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道德素质，以提高媒体的公信力。再以农民为例，“由于知识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不能够参与创造和分享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文明成果，其本质就是与现代化隔离，与对外开放无缘，与经济全球化无关，成为知识社会与信息社会落伍者或边缘化人群。”因此，加强农民的媒介素养教育也刻不容缓。
　　笔者强调，国家和社会都应多将注意力放到这类数量众多而又缺少媒介素养教育的帮扶政策、急需提高其媒介素养的人群上。跳出局部研究来看，界内研究者对校园和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相对独立，缺少衔接点，使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出现断痕。因此，媒介素养教育必须向终身化发展，使每个个体在每个阶段都能接受到媒介素养教育，从而将自身媒介素养的提高视为不可或缺的个体培养工程。这样，媒介素养教育才会均衡、稳固地发展并得到全面的实施。
　　综上所述，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呈现出起步晚，层次浅，忽视课程体系建设，缺少专门研究机构以及泛化研究对象的现象。但是在整体上还是稳步前进、逐步发展的。有望通过动员政府及社会各界加大对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机构的投入、组织研究人员加强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开发力度、呼吁全社会关注媒介素养教育来加快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步伐。这样，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才会真正地立得住、扎得深、走得远，在我国全面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更充分地发挥出自身的价值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