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从客体的再现到主体的建构】 主体和客体
摘要：与比较文学的发轫同步的形象学，经历了由传统向当代的转变。在不同发展阶段，形象学对“异国形象”的理解完全不同。传统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是对客体的再现，即对现实中的作为被关注者的异国的反映和表现。而当代形象学则认为，异国形象是主体的建构，是由作为注视者的作家及其所处的民族、国家、文化等的合力创造。
关键词：传统形象学；当代形象学；形象；转向
遭受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韦勒克、迪塞林克等人的批判之后，同时受益于萨特的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比较文学形象学实现了由传统向当代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就是，对于“形象”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向。
莫哈在《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一文中指出，“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在这三点中关注的重点不同，其结果必将迥异”［1］(P25)。而在这三种“形象”中，莫哈认为，第三种“形象”在形象学研究中没有意义。他认为，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必然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而不能仅从作家个人的特殊感受来理解形象的全部意义。“即使是那些不承认、蔑视这种关系的精英们，他们的态度本身仍然表现出了与社会的一种关系。”如果将形象仅仅理解为“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就有“虚设文学、将它与社会语境割裂开来的危险”。研究作家创作的异国形象，“是所有形象学研究的必要阶段”，但“非唯一的阶段”［1］(P26)。
所以，形象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前两种“形象”。下文将着重指出，形象学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异国形象”的理解完全不同。传统形象学对“形象”的理解偏重于前者，认为异国形象是对客体的再现，即对现实中的作为被关注者的异国的反映和表现。而当代形象学对“形象”的理解偏重于后者，则认为异国形象是主体的建构，是由作为注视者的作家及其所处的民族、国家、文化等的合力创造。
一、传统形象学：形象是客体的再现
莫哈认为，如果将形象理解为“异国的形象”，“就会更强调形象的现实性，这就是同意基亚的观点，认为‘形象总是某某事物的形象，总要与它或多或少忠实再现的现实保持联系’”［1］(P26)。莫哈强调，将文学中的异国形象视为“现实复制品”，“以此来了解异国情况”，是十分危险的，“形象学的研究方向就转向了民族心理学”［1］(P26)。以卡雷、基亚为代表的传统形象学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形象”的，他们的研究确实面临着上述问题。
在《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这本传统形象学经典著作中，卡雷指出，“从斯达尔夫人时开始，我们对德国形象的认识就是不符合时代的”［2］(P110-111)，“很少有什么作家愿意从德国本身来了解和认识德国”［2］(P112)。由此可知，在卡雷的形象研究中，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前提，即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是“对异国社会（缺席的客体）的表现”［3］(P9)。基亚也认为“形象总是某某事物的形象，总要与它或多或少忠实再现的现实保持联系”［1］(P26)。卡雷和基亚的这种关于形象的理解方式，在传统形象学中具有代表性。
这种形象符合休谟的想象理论。在休谟的理论，形象“从在场弱化的意义上说，它只是感知的痕迹”［1］(P27)，“趋于此端的形象，被看做弱印象”［4］(P43)。就是说，形象是对异国的复制和摹写。异国形象如果真实，那么这个异国就必须真实、在场，异国形象是对异国的如实再现。保尔?利科在《从文本到行动》一书中指出，这种形象实质是“再现式想象”，“再现的对象是缺席的或不存在的事物”［4］(P43)。就是说，传统形象学视域中的异国形象，只是“作者所感知的那个异国的复制品”，是“复制的想象”［1］(P27)。于是就有问题：这种“感知”和“复制”的异国形象，是否符合异国的历史实情。自然地，异国的历史实情，就成为了判断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真实性和价值的原本和依据。而传统形象学所要做的，就是评估异国形象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异国的历史实情，并分析原因和影响。这种研究很容易溢出文学研究的范围，变成民族心理学和国家关系的研究。
二、当代形象学：形象是主体的建构
莫哈认为，若将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看作“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即意味着“将对异国的文学描写视为一种创造或再创造”，是作家和他置身其中的那个民族（社会、文化）合力创造了这个形象。
这种形象实质上是“创造的想象”［1］(P27)，它属于萨特的想象理论。根据萨特的理论，“形象基本上是按照缺席，按照在场的他者构思的”［4］（P43）。萨特是存在主义者。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了一对范畴：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所谓“自在存在”，就是人意识之外的物质性的客观实在，而所谓“自为存在”，就是指人的意识的存在。萨特认为，“自在存在”只是纯粹的事实，没有原因，它的存在完全是偶然的，是孤立的，没有意义。如果非要说“自在存在”有意义，那么，其意义唯一的来源，只能是“自为存在”，即来自人的意识，由人赋予。在他看来，人的意识有个重要特点，就是“意向性”，就是说，当意识指向某物时，就赋予对象以存在的意义。
由此推知，作为客观存在的异国，如果它没有进入一国的关注，那么，不管这个异国实际情况如何，对于不了解它、甚至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的外国人而言，这个异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说是虚无的。因此，作为一种自在存在的异国，只有进入他国人的意识并受到关照才是有意义的。于是，异国形象由此诞生。此时的异国形象，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自在存在”的国家的再现，而是掺杂进了大量来自另一国的观察者意识和文化的成分。确切地说，这个“异国形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作为观察者的另一国的人、社会、民族所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异国形象就是“在场的他者”的建构，体现了“在场的他者”的主体性，是一种“创造的想象”。所以，不同于传统形象学，当代形象学的研究重心就在于弄清楚形象的创造者依据什么来想象和建构异国形象的。换言之，它研究的是“想象的创造者们”，或者说是“造出了形象的文化”［1］(P26-27)。
三、结语
如果说异国是被注视者，是客体，那么，本国（包括作家和社会集团）就是注视者，是主体，双方构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如孟华所指出的，“注重‘主体’可说是当代形象学研究对传统所作的最重大变革，它意味着研究方向的根本转变：从原来研究被注视者一方，转而研究注视者一方，即形象创造者一方。”［3］(P6)
需要指出的是，从传统形象学向当代形象学的这一转变，表面上看是体现了从重视研究被注视者向注视者转移，实则反映了对“形象”的理解的根本转向，并由此带来了研究方法与重心的转移。传统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是对客体的再现，因此研究的重心是异国形象与异国之间真实相符的程度，而当代形象学则认为异国形象是主体的建构，因此研究的重心是异国形象与创造了这种异国形象的文化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3］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 保尔?利科，《在话语和行动中的想象》，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