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姐》的意义]桃姐影评

　　摘 要：《桃姐》的情节组织和安排存在着显见的二元对立——一应俱全与一无所有、幸运与不幸、淡然从容与惊惶不安。这几组矛盾交织而成的桃姐这一形象符号承载了许鞍华对传统伦理文化的想象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一方面，影片极力彰显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感。另一方面，《桃姐》在对现实的批判中显现出面对传统时的犹疑心理。
　　关键词：《桃姐》 二元对立 价值认同 现实批判
　　作为当今香港影坛的中流砥柱，徐克、杜琪峰、许鞍华均在2011年交出了新作品。三大导演的新作分别承袭了他们各自的创作个性。3D大片《龙门飞甲》昭示着徐克多年来在电影技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夺命金》体现出杜琪峰电影中惯见的偶然性与宿命论的奇特纠缠。许鞍华的《桃姐》一如既往地描摹市井小人物的人生百态，揭示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影片节奏舒缓、风格平实，与许鞍华作品一贯的现实主义基调十分契合。三部作品在2012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各有斩获，许鞍华和《桃姐》成为最大的赢家。
　　许鞍华的电影创作非常多样化，她是个擅长讲故事的导演，能够驾轻就熟地掌控诸如惊悚、悬疑、伦理、喜剧、武侠、爱情、社会问题剧等商业类型。在其作品序列中，《天水围的日与夜》当属一个特例。该片运用冷静客观的长镜头语言叙述贵姐一家日常的衣食住行和人际往来，故事极度弱化，亦没有戏剧冲突。《桃姐》力图延续这种随意、松散的叙事方式，且同样以大量琐碎的生活细节来构成影片的叙事内容。但是相较于《天水围的日与夜》的信手拈来与浑然天成，《桃姐》却处处显出斧凿和用心。《桃姐》在开场不久即抛出了一个类似于由顺境到逆境的突转——梁家老仆桃姐突然中风且无子女奉养她，无奈之下，她只得选择入住老人院。桃姐和她长年侍奉的少爷Roger二人将如何面对并适应这一变故本身就颇具戏剧性。影片在叙事上也讲究开阖起伏，往往大喜之后即大悲。比如影片开头Roger在工作上刚成功游说片商追加了投资，下一刻他的生活就因桃姐突然中风陷入混乱之中。再如桃姐参加电影首映礼后满怀欣喜，但马上便因金姨离世的噩耗颓丧郁结。在情节的组织和安排方面，《桃姐》存在着显见的二元对立——一无所有与一应俱全、幸运与不幸、淡然从容与惊惶不安等。这几组矛盾交织而成的桃姐这一形象符号承载了许鞍华对传统伦理文化的想象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一、传统人伦亲情的守望
　　影片片头字幕用寥寥数语就将主人公的身世和经历和盘托出。桃姐幼年失父失母，出生后不久即被人收养，养父死于日军侵华时期，随后，养母因家境艰难将她卖与他人。几经辗转之后，桃姐十三岁入梁家为佣，服务时间逾六十年。桃姐不曾婚嫁、没有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老。接下来，影片却为观众讲述了一个孤苦无依的人老有所依的故事。桃姐的主人家待她非常亲厚，尤其是她一手带大的Roger。他负担了桃姐的养老费用，得空便会到老人院探望她，在外更是以干妈相称。桃姐在老人院的生活也说得上怡然自在。坚叔时常逗乐和献殷勤，金姨、梅姑与她的关系亲密融洽，蔡姑娘等工作人员也很和气。除去一头一尾桃姐初入老人院以及病发就医时的青灰色调，全片均以温暖的淡金、橘黄作为主色。在此映衬之下，桃姐的故事犹如童话般梦幻而美好。
　　一无所有的桃姐能够安享晚年，原因在于Roger的善良和仁义。桃姐和Roger之间极具理想化色彩的伦理关系成为全片叙事重心所在。片中所有事件都经过了精心的选择，目的即在于凸显桃姐与Roger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桃姐和Roger这一组人物无疑是古典戏曲中忠仆义主的翻版。梁家为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状态的桃姐提供了庇护，让她过上难得的安稳生活，免除了她的流离失所之苦。梁家之于桃姐就是归宿和依靠。所以，桃姐视梁家人为亲人并终其一生来回报梁家的恩德。她先后伺候四代主人，悉心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她不懂为自己打算，宠辱忧欢均系于主人一家。梁家也同样把桃姐当作家中一员。在举家移民之前，Roger的父亲就为桃姐做了安排，许诺她日后居梁家旧宅养老。桃姐中风后，Roger感念她多年对梁家的看顾，主动承担了为其养老送终的义务。Roger像儿子一般礼待桃姐，不仅让她衣食无忧，而且顺应她的心意、让她得到内心的愉悦。这对主仆各安其位，且都恪守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正基于此，主仆二人才能够跨越诸如社会等级制度等人际间的壁垒。主仆之间的情谊最终升华为相濡以沫的亲情。
　　相对应地，影片安排了另一组人物（三个家政服务应征者以及未出场的金姨儿子）分别与桃姐和Roger二人形成了对照，从一般人际关系和家庭亲子关系两个层面审视了传统价值体系崩塌之后人伦亲情的缺失，由此折射出传统与现代两种价值观的对立。桃姐打算找一个钟点工帮Roger料理家务，但说到具体工作内容时，几个应征者都无法和她达成一致。在一切皆商品化的现代社会中，雇佣双方的关系显现出纯粹的以金钱为纽带的本质。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淡漠与疏离。与桃姐相比较，应征者们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在她们看来，桃姐对工作细节提出的精细要求已远远超出她们的职责范围。在这场戏中，许鞍华对桃姐的不合时宜不乏调侃，但其价值判断的天平仍然偏向了桃姐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我们从桃姐所具有的面试官身份便不难发现这点。应征者的拂袖而去也正意味着重义轻利、克己、奉献、牺牲等传统价值的失落。如果说应征者同桃姐十足鸡同鸭讲的面谈颇具喜剧意味的话，那么站在Roger对立面的金姨儿子则给影片平添了些许阴霾之色。这是一个无视亲情、唯利是图的不孝子，他在得到母亲的房产之后即弃之于不顾。以血缘结成的人与人最牢固的关系在金钱至上法则和现实利益面前也变得脆弱不堪。
　　与以往的许鞍华作品一样，家庭被认为是传统得以维系和传承的重要纽带。因此，《桃姐》的叙事被置于“Roger结束旅程回到家中”这一总体框架之中。不过，梁家业已解体、桃姐垂垂老矣、Roger孑然一身，大有传统无以为继的尴尬。《桃姐》不免留给观众一丝神话不可企及的无奈和怅惘。
　　二、大写的人，小写的社会
　　《桃姐》的取材切中香港人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即老龄化问题。要实现人人皆有所养的社会理想，需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作保障。随着老龄人口的逐年增长，社会所承受的压力势必会加大。另一方面，由养老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家庭伦理问题也层出不穷，不时拷问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作为一部“有使命感的电影”，《桃姐》在投拍之初就令人期待。但实际上，《桃姐》触及现实的深度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从制度层面的意义上来讲。桃姐的幸运不具有普遍意义，在当下社会很难复制。在影片中，Roger的善举帮助桃姐化解了生活中可能遭遇的种种生存压力和危机。至于其他院友的处境，影片多数情况下取桃姐的视点而不是全知视点来加以观照。一则叙述时着墨不多、轻描淡写，二则让桃姐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拉开了她同现实之间的距离。基于全片叙事以散和淡为宗旨，那些现实中的矛盾、人所承受的苦难不是通过首尾完整的事件集中呈现出来，而是隐匿在琐碎的生活细节中隐而不发。因此，在思想激进的人眼中，《桃姐》未免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