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私利观，冷的寒心，热的躁动]婚冷寒心慕先生请接招

　　在如何看待个人私利的问题上，40年来，中国人仿佛只过了一个寒暑，并且是大冷大热的寒暑。先是冷于私利（前二十几年），后又热于私利（近十几年）。冷，冷得寒心，冷得不允许有个人私利，甚至不允许有关于个人私利的念头。热，又热得高烧，热得满世界乱撞，到处找钱，甚至不择手段。
　　前二十几年狠斗“私”字，造就了一批伪君子，深深毒化了当代中国的社会风气。
　　高度集中的公有制经济严格限制劳动者拥有个人资产。这就使他们把自己的生产劳动，只能看作是挣饱肚子的事，而不能同时看作是不断积累财富的过程。他们劳动了几十年，也就是吃了几十年饭，养了几个孩子，几乎没有积聚任何直接隶属于自己的产业。
　　高积累的留成方式，实行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制，限制了产品分配中的劳动者个人所得比率；再加上平均主义大锅饭限制了劳动者个人的收入差距，结果是，干个十年二十年，提个一级两级，长个十块八块，干活能有劲吗？
　　强求一律的社会整体，使个人显得无足轻重，可以随意被处置。只要打着国家、集体的旗号，就能够轻而易举地限制乃至剥夺个人的权利。在农村，大队干部要捆个人，家常便饭。在城市，“公检法”、“运动办”要制造个“反革命”，轻而易举。刘少奇的官够大了，也得服从革命运动需要，也得在所谓“全党全国人民”的名义下被处理了事。在如此“大公无私”的社会中，私人私利的确都是“无”。
　　“大公无私”或“公而忘私”当属人生的很高境界。笔者无意贬损，相反倒存有一种深深的敬意。问题是只有少数优秀人物才能实行它，而多数老百姓难以做到，至少难以长期做到。因此这些话只能作为道德口号来提倡，而不能作为政策法令强制推行。否则，当人们难以做到时却又强求他们保证做到，这毋宁是在诱使他们放空炮，说大话，说假话。你强要他们怎么说，他们也只好怎么说；至于究竟怎么做，只能量力而行了。于是说归说，做归做，你哄他，他哄你，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始成风气。
　　有一些人，则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地、大搞言行不一、口是心非，以从中谋求个人好处。他们叫别人大公无私，自己却损公肥私；叫别人奉公守法，自己却为非作歹；叫别人艰苦奋斗，自己却骄奢淫逸。尤其是在多次颠倒黑白的政治运动中，别人纷纷落马，唯他青云直上，搞一次运动，升一次官，唱一次高调，占一次便宜……这是些彻头彻尾的伪善者、伪君子，深深毒化了当代中国的社会道德风气，使之日趋虚伪化。
　　近十年国人私利观由冷变热，社会财富总量和个人平均收入迅速增长。同时也伴生着某些不确定的东西。
　　近十几年来，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人们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合理性。于是，人们又开始热衷于私利。人人想富裕，个个谋创收，千方百计地使自家日子比过去好，而且比别人好。
　　现行经济政策如承包经营政策、个体经济政策、私营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着眼点，就是把生产者个人利益同其生产过程直接联系起来，就是要调动人们热切关注自身利益的“私”心来从事生产劳动。为自己干活变得名正言顺起来。这就非常实在、非常有效地激发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带来了个人财富乃至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
　　然而就在社会财富不断迅速增长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问题，例如“相对贫困”问题。当今中国社会有一种奇怪现象：一方面，多数人都承认自己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另一方面，许多人又都表现出一种愤愤不平、牢骚满腹的气势。这也就是所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现象。说白了这是一种“绝对增值，相对贫困”现象，即这些人收入的绝对量增长了，但其增长速度低于社会平均增长幅度。即一些人的富裕速度赶不上其他人的富裕速度。我一升长一升，一斗长一斗；可别人一升长十升，一斗长十斗。因而，其个人收入量在社会总量中所占比例日渐下降，个人的经济状况在社会总经济状况背景的参照下日显寒碜。
　　在竞争的社会中，一部分人的相对贫困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是相对贫困的幅度有多大？也就是所涉及的人口比例有多少？所下降的速度有多快？当既多又快时，就会出现较广泛、较强烈的社会不满，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就会有一部分人把他们在“相对贫困”中积聚的怨气向社会宣泄，并从中寻求刺激，以摆平自己失衡的心理。因此，研究当今一些重大历史事变时，不仅要探寻政治的原因，还要考察经济的作用，考察收入差距对人的影响。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人好打听左邻右舍、好攀比张三李四的心理行为特点，这种考察就更显必要了。
　　人们热衷于私利不仅表现在物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前者表现为追求个人富裕，后者表现为追求个人独立。这同时也伴生出一些不甚明了的问题。
　　近十年的社会变革使人们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公民的个人独立性在一定范围内比过去增大了。
　　个人对政治运作的独立性增大了。由于很少搞政治运动，人们已不那么惧怕“书记”了。又由于很少参加政治学习，人们已不太清楚也不大关心“红头文件”发到多少号，传达至哪一级。人们更关心的不是上面怎么说的，而是眼前有什么样的实惠。
　　个人对行政单位的独立性也增大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所谓的“跳槽”现象越来越多。它表明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既可以辞去一单位而就职于另一个单位；也可以辞去一切单位而独自营生，当个体户，做小老板或大老板。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形式的“人才中心”起了很大作用，成为人们“跳槽”的中枢机构，犹如火车站的中转签字处，人们通过它由一股道中转到另一股道，由国营中转到集体，中转到私营。甚至一些人干脆把它当行李寄存处，档案袋放下，扭头就走，天地好宽任我飞，何必要个破单位。
　　个人对政府户籍管理的独立性也逐渐增大了。由于身分证广泛使用，各种生活票证如粮油票的逐渐取消，人们今天只要兜里装着钱，哪儿都敢去，只要身上有把力气，哪儿都可以挣口饭吃，甚至自费出国留学、劳务输出也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民工进城上北京下广州无所不往，学人经商闯特区走口岸无处不到，人才流动换行业跨省市无处不去。作为现代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自由迁徙权，正在中国趋于部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