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春秋扎西德勒是哪 [雪域青年，扎西德勒!]

　　不管是高原人，不管是内地人　　开拓者在荒原中走出坚定的脚印　　只是瞬间，他的脚踏进沙层、陷进雪层　　风，毫不费力地把这沙坑雪洼填平　　大自然却永远留下人类的烙印
　　——一位藏族青年致汉族朋友
　　雅鲁藏布江为岁月作证
　　喜马拉雅山用汗水装扮
　　我们说着今天，我们向往明天
　　我们对过去并没有多少怨言
　　只因为我们早已固执地认定
　　好马——一去不回头
　　——一位汉族青年致藏族朋友
　　扎西德勤——藏语：吉祥如意
　　1（崔明晨，24岁，东北人，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西藏青年报》记者。她丈夫王琬，25岁，东北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在是《西藏青年报》主编。他俩1984年铁了心要到西藏来……）
　　我这番话的题目是“血色藏恋”，够吓人的吧。不，事实证明，进藏4年，我已是几度生死。可我命中注定要到西藏去，去和我那15岁就相识的爱人王琬一起，在那里完成从炼狱到天堂的生命历程。
　　1984年8月，我们告别东北，取道西安、兰州、西宁，到了进藏学生云集的沙漠之城格尔木。报到、体检、借款，9月1日，我们携带一瓶白酒、几个饼子和一包榨菜，搭乘一辆新疆哈密地区的进藏货车出发了。一路上是大片的不毛之地。司机少言寡语，车厢里静静的，整个世界都是静静的。单调的山脉、冰冷的沼泽、枯燥而永无止境的道路，仿佛生命在这里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我们开始回避一些话题，不谈西藏，不谈旅途，不谈唐朝那个文成公主，然而我们的思想却可以在这博大而空旷的天地里任意驰骋，甚至内心曾经振奋地一闪—死亡。
　　不知不觉，黑色路面消失，剩下的是几千里坑坑洼洼的便道，尘土在车轮后飞扬几百米。在剧烈的颠簸中，饥饿来临了，可是，对沿途仅能提供的生肉、糌粑，我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只好忍着干渴吃掉了两个饼子。入夜，车至五道梁。据说这是青藏路上的第一道鬼门关。这里气候恶劣，空气稀薄，对初进高原的人威胁很大。在那个破烂不堪的客运站门前，我们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当时我们还穿着内地的夏季单衣。在同司机攀谈中得知，我们明天将要翻越的唐古拉山口，几个月前曾遭大雪袭击，几千辆车被困，许多人冻饿而死。
　　五道梁海拔4000多米，饥饿、寒冷及强烈的高山反应把我们搞得面目全非。我头疼恶心。由于干燥，脸上已裂开道道血口子。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王琬的鼻子上滴着鲜血。在那一刻，我忽然产生了一种负疚感：你当初完全可以选择美国或北京，你是北京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啊！可你为了那个久已渴望的姑娘放弃了所有的希望，王琬，你，不后悔吗？那一晚，我们身上缠满了裙子、裤子、背心，甚至还有纱巾。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盖上了客运站那条又臭又黑的被子。就这样，我枕着梦睡去。
　　9月2日，我们顺利地翻越了海拔5800米的唐古拉山口。这一天格外晴朗，银白色的唐古拉像一尊巨大的佛像，头顶祥云傲视着芸芸众生。由于快到拉萨了，希望在眼前，我们有些得意忘形。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比我们更幸福？我们拥有爱情和圣地，拥有阳光和泪水。我们就着榨菜喝干了带来的那瓶酒。
　　我们就这样相偎走向世界最高地，孤鸟般地在天外振翅奋飞。半年后，1985年5月7日，我们结婚了，在我们的新巢里，王琬怀抱着的，却是个双腿瘫痪且已奄奄一息的新嫁娘。
　　我的病来得很奇怪。4月的一天，我的双下肢突然开始麻木，不到一天的时间竟完全失去了知觉，以至无法站立。我的大脑也木然了。看着王琬掩饰不住的焦虑，我只有祷告佛主的降临。所有该会诊、化验的程序都经过了，均无结果。王琬不让我再去医院，因为那些医生在计划抽我的脊髓。他每天背着我到外面晒太阳，到电视房看电视，甚至到影院去看电影。他买来大量画报供我消遣，他卖劲地表演八封掌博我一笑。然而有一天我还是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绝望。我悲哀地用刀子划开了腿上的肉，没有疼痛，没有感觉，只有刀口中缓缓流出的鲜血，宣告了我精神世界的崩溃。
　　他也在这场搏斗中病倒了，但他的神色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刚毅：他要娶我！这是我们恋爱7年中，他第一次说出要娶我。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激起了我对生命的渴望。不用找证婚人，我养的小狗布克足以胜任此职。
　　新婚夜，我被他亲手扶上了窄窄的婚床，在意识到无法体验的新婚的愉悦后，泪水从我眼中奔涌而出。我同意回内地治疗，我要重新站立起来，完完整整地交给他！可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死亡已经悄悄地走近我：我的伤口感染了，已转成了败血症……
　　那场病虽然最终没能夺去我的生命，却也使我元气大伤。我形容枯槁，脸色苍白，父母见到我时竟失声痛哭。其实我一点也不悲哀，生了一场病，明白了许多道理，尤其是真正认识了高原，认识了王琬。他善良、坚强，像高原之丘，具有非凡的耐力与勇气；同时，他也像采摘雪山上的雪莲，在我身上找到了安慰和平衡。
　　我的病回到内地后不治自愈。后来，王婉从一本书上查到，我所患的是高原脑病。这种病的反应各种各样，下肢瘫痪是其中的一种。患病后只要送进加压舱或送回多氧地区就可慢慢痊愈。我患上这种高原病，与我的超量运动有关。当时拉萨的生活节奏十分缓慢，电视新闻只能看一周前的录像，机关里一星期的工作大概只是学学文件，帮厨翻菜地等等。由于1984年进藏大学生特别多，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学生阶层。他们一无所有，工作上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和拉萨的魅力，现实与当初的理想大相径庭，无聊的旺盛精力只好靠喝酒来打发。人们经常聚集在某个朋友宿舍里，吹牛，“拱猪”，喝酒，通宵达旦。在这种情况下，我通过保持大学校园生活的习惯来排遣心中的郁闷。打乒乓、踢足球、拉腿、练少林，每天早晨还要带着小狗布克冲刺400米。这在海拔3700米的拉萨，不能不说是一种无知的举动。
　　我有了一次可以不回高原的机会，大学生们都羡慕我能够不伤面子地离开拉萨。内调，是多少人盼望的啊！可是3个月后，我重新回到了拉萨，像那怀着强烈信仰的踽踽朝圣者，一心怀着的，就是对我丈夫的报答。因为他已在西藏找到了生活的基点，他珍惜自己最初的选择，勇于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并且，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都抛给了博大高原，他和几个同样年龄的朋友一起创办了西藏第二张综合类报纸——《西藏青年报》。创办初期，王琬对新闻工作一无所知，但他很快掌握了新闻工作的技巧，甚至可以在版面设计上开西藏报业的先河。它以大胆的言论、改革的雄姿、犀利的笔锋在西藏知识界独具一格，《西藏青年报》渐渐出名了。后来，朋友们调走了，王琬独挑一摊，承担着汉文报的组稿、采访、编辑、画版、美术设计、校对、发行等全套工作，为这张报纸的生存打了一剂强心针。如今，《西藏青年报》已初具规模，成为西藏舆论界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可王琬内心，却仍然想继续他的初梦——做一名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