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记|成龙新电影我的日记

　　深夜，接到贵刊编辑的电话：“对不起，黄先生，打扰了。白天与您夫人电话联系过，说您回来得很晚，所以才……我们中国青年杂志想向您约篇稿子。”青年杂志向我约稿，使我万分激动，因为这些年在小品中没演什么帅哥，因此把我本人的形象歪曲得一塌糊涂，虽说只有35岁的“芳龄”，却给观众留下53岁的面孔。生活中则处处遭到不应有的年龄尊重——“黄老师”“黄大叔”“孩子叫爷爷”。记得一次在外地和电视台的同志就餐，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主持人举起酒杯，十分客气地说道：“黄老师，您今年有五十……”我急忙举起酒杯，打断她的话语：“小姐，你是‘夕阳红’栏目的主持人吧？”在场的演员笑声不止。
　　用玩笑来自我解嘲是喜剧演员解脱尴尬的最好方法。话筒里又一次传来编辑的声音：“黄先生，我们这篇稿子要得挺急，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吗？”“可以。”也许是“青年”两字吸引我把这件事应了下来。放下电话之后，有些后悔，不知该写些什么。不写，言而无信；写，没有什么可说的。几次坐在桌前又放下了笔。算了，还是让她骂我一次吧。因为没有激情去硬写东西比挨骂更难受。
　　可是昨天，在整理我的日记时，无意识地翻开一页，看着看着，眼前便呈现出那一天的情景，这对我来讲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听说朋友的孩子得了骨癌，约了几个朋友去医院看望。面对这个不满10岁的小姑娘，我心里难受极了，总感到生活的不幸对她来得太早。孩子看到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妈妈问：“认识这个叔叔吗？“”电视中见过。”“他叫什么名字？”“我不好意思说。”我走近病床：“这是叔叔给你买的儿童故事书，喜欢吗？”“你能在书上给我签个名字吗？”“好。”对演员来讲，签名是件常事，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漂亮一些，下面写上日期。有时一天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越写越快，越写越帅，越写越草，连自己都认不得了。可是今天，我拿着笔持续了很久，不知该给这孩子留下一句什么样的祝福。
　　“黄宏来了！”“演小品的！”“看着比电视里高多了！”“转过身来让我们看看！”我顺声望去，病房门前挤满了人。他们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有的已经截了肢。我知道这是一群癌症病人。一时我不知怎样向他们表达感情。我急忙走上前去，十分认真地说道：“你们好！”万没想到，话一出口，他们“哈哈”地乐了起来：“声音跟电视里一样。”一位大嫂走进病房：“黄宏同志，有件事情麻烦你。我的儿子今天下午腿刚刚做完截肢，就在隔壁病房，听说你来了，急得要命。能过去让他见见吗？”“当然可以。”我走进隔壁病房，6位患者躺在床上为我鼓掌。“你们好！”他们又笑了起来。“给我们演段小品吧，我们的病就会好了。”作为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听到掌声与笑声有时不以为然，可是在这个病房里，我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激动不已。难道我们的一段小品真能给人们带去那么多的笑声吗？还是他们想通过我的出现来故意用笑声麻醉一下自己的精神痛苦？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普通演员，我获得了最大的满足。我们为了搞出一个好的节目要付出很多辛苦，有时对观众的不理解还要抱怨几句。但是看到今天的一切，我的一个最大感受就是：再苦再累也值了。
　　1994年11月21日
　　一定要蹦出来的几句话：曾与不少的名人打过交道，黄宏先生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位。周六晚上给他打电话，似乎正在梦乡里转悠。但随即进入状态，认真地记录下地址、要求等一干事，没用太多客气，他答应试试。我只有一句话：“您的公众形像可是非常可信的！”下个周二，黄宏先生来电话说文章已经写好，因为急着去香港，当即要求用电话传给我。一时，我竟然难以置信。如此之负责任守信用的名人写家，实在是本人今生第一次遭遇。感慨不已。
　　——约稿编辑 韩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