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意义和精神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展开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了。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一九一六年以后进步分子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条件。因为新文化运动彻底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民主和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在群众中广泛地唤起了解放精神。但是，如果仅是新文化运动，而没有十月革命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上产生的深刻的影响，还是不可能爆发如此巨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十月革命传播了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思想，为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指出了方向，并提供了最实际的行动的榜样。十月革命给予倡导新文化运动的进步分子和拥护新文化运动的青年群众以极大的震动。他们同情十月革命，并从它的伟大的胜利中认识了群众的力量。
　　这样，当巴黎和平会议的令人痛愤的骗局被揭穿的时候，群众的新的反抗运动便立即爆发了。
　　巴黎和平会议的骗局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求和代表在协约国起草的停战协定上签字。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
　　为了处置战后世界问题，特别是分割德国因战败而退出的世界市场问题，战胜者的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政府宣布一九一九年一月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
　　当时很多中国人对于这次会议的实际作用毫无认识。在大战中对日本侵略活动怀有反抗情绪并被英美所宣传的“公理”和“正义”一类字眼弄糊涂了的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列强宣称和平会议将按照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所提出的十四条来解决世界问题而感到兴奋。甚至若干进步分子也并不例外。他们几乎完全一致地认为威尔逊在十四条中列举的外交公开、尊重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大小国家互相保证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都是神圣的诺言。因此，他们积极地要求政府争取和平会议的座位，以便根据这些神圣的诺言收回中国在大战期间所丧失的权利。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依靠段祺瑞用国家主权向日本抵押来的借款维持着的。段祺瑞虽然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就已经辞去国务总理的职务，但是他仍旧担任“参战督办”，直接掌握着用日本借款建立起来的“参战军”，是北京政府的实际控制者。群众的要求出席和平会议的运动显然带有反对段祺瑞卖国外交的锋芒。为了回避这个锋芒，北京政府指派外交部长陆徵祥和另外四个亲美的外交家：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魏宸组及南方军政府驻美代表王正廷，组成列席和平会议的代表团，向和平会议提出以一切在中国享有特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对象的七项要求：一、废弃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队；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四、撤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主。
　　这些要求没有包括日本在大战时期向北京政府勒索的权利。但是亲美的外交家们到了巴黎以后，宣称接受留欧中国学生的请求，在上述七项要求之外，向和平会议提出了取消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协定二十一条及换文的要求。
　　中国代表从和平会议得到的最初回答是，所有他们的要求都不在讨论之列。但会议讨论处置德国殖民地的问题时，把中国领土青岛的主权问题列入了议程。在这个议程上，展开了美国和日本的斗争。为了和日本对抗，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中国代表在会议上发表关于青岛问题及中日协定的意见。
　　中国代表指出，日本据以占有青岛的中日协定是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不能视为有效。中国既是参战国之一，当然有权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
　　日本代表回答说，青岛是日本在对德作战中取得的，而且中日协定曾由中国政府在一九一八年九月照会日本表示“欣然同意”。所以日本占有青岛是有理由的。
　　为了使这个争端达到有利于美国的解决，威尔逊提出了由列强共管青岛的计划。亲美的中国代表们拥护威尔逊的计划，表示愿意把青岛交给列强共管，以便使国人承认他们有办法清除日本在中国的势力。但是美国由于战后西方斗争的极端尖锐，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对德和约规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这个残酷的事实证明，中国在国际上依靠美国正和依靠日本一样，决不可能使自己脱离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的命运。
　　中国代表知道他们的失败必然引起国内舆论的斥责。他们在四月下旬对德和约草案公布的时候，便发表他们给北京政府的一个报告，巧妙地利用美国的欺骗宣传避开了这种斥责。他们在报告中写道：“此次和会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青岛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一九一八年九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美国无从为力。”
　　这个报告的发表使中国人对和平会议的一切希望都消失了。
　　在和平会议开会以前。倡导新文化运动和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认识是和资产阶级一致的。陈独秀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一期的“发刊词”中，还认为大战的结果是所谓“公理战胜了强权”，“威尔逊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初，“每周评论”的言论便完全转变了。它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它指出，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每周评论”第二十期）。
　　“直接解决”是中国人从十月革命得到的最有力的启示。由于中国在巴黎和平会议的失败，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在他们影响下的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加认清了这个真理，懂得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认识这个真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点也没有因为美国在和平会议上暴露了它的狰狞面目而放弃对它的依赖心理。他们反对日本的侵略和亲日派的卖国政策。然而他们认为只有美国的支持才能使他们有力量进行这种反对。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在于中国的真正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在于代替亲日派组织内阁，以便凭藉美国的投资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