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苏越 [造星音乐人苏越]

　　8年前，苏越的名字已随《黄土高坡》《血染的风采》传遍整个中国；8年后，苏越又因为成功地包装了黄格选、谢东、安雯、酒井法子等歌星，再一次受人瞩目。循着苏越走过的路，一帧谜一样的人生画卷在我的面前徐徐打开。
　　一路坎坷一路风雨
　　难阻前行的脚步
　　也许人的许多东西是命中注定的。在很小的时候，苏越对音乐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良好的天赋。但伴随苏越童年成长的并不是优美动人的旋律和音符，而是一连串的坎坷和曲折。因为父母离异，年幼的苏越被寄养在姑妈家。好强的小苏越为减轻姑妈家的生活负担，常常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去赚钱给自己交学费，他曾经捡拾过橘子皮、收集过废报纸等等。可以想像，童年的那种艰苦生活和凄凉怎样使一个幼小的心灵过早地成熟，也许从那时开始他已经学会如何从容地面对接踵而来的磨难和艰辛。
　　上中学时，苏越开始学习小提琴演奏。在年复一年的琴声中，他倾诉着自己的情怀，寄托着年轻的梦想。他希望毕业后进入高等音乐学府，挥洒自由地去拉琴。然而十年**把他卷入了上山下乡的大潮，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开始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许多人放弃了从前的理想，但苏越没有。那把小提琴始终陪在他的身边。每天劳动结束，他总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专心地拉琴，拉到忘情处，他禁不住热泪盈眶，他渴望着有一天能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望着四周环绕的群山，他像一只雏鹰，梦想着展翅飞翔。
　　后来，政策改变，苏越又回到了北京。刚返城那回儿，因为没有工作，为了生活，有一段日子他去卖菜，之后又到眼镜厂去当学徒。这期间，他始终没有间断过学琴。197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苏越考入总政歌舞团任演奏员。总政几年，苏越不仅系统地学习音乐理论，而且掌握了小提琴之外其他乐器的演奏，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他开始发表作品，到1985年转到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任音乐编辑前后，他已出版近10盒个人作品录音专辑，并为20余部电视剧和6部电影配写了音乐。
　　真正让苏越扬名海外的是那两首传遍华人世界的《血染的风采》和《黄土高坡》。1987年的中国，确切地讲，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流行歌坛，流传于人们之间的几乎清一色来自港台与欧美。而苏越的这两首歌却开风气之先，在1988年举办的“新时期十年金曲”评选活动中，双双获奖，苏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面对蜂拥而至的荣誉和地位，苏越表现得异常冷静。“我觉得《黄土高坡》和《血染的风采》之所以走红，有其社会原因。当时毕竟有战争存在，而中国还需要看看外面的世界。”在深入思考之后，他作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去日本自费留学。
　　笑弃浮名东渡日本
　　一切从头开始这一去就是4年。4年中苏越饱经沧桑，但终不改其志。后来有人问过他在日本干过什么时，他回答说，不要问我干过什么，应该问我什么没干过。
　　1987年10月，苏越带着300美元只身来到日本。走下飞机，一踏上日本的土地，他就遇上了迎面而来的困顿。他不懂日语，经过海关时就耽误了几个小时。他没有日元，将100美元送进了兑钞机，那张绿色的钱币被那机器无情的吞食了——它只用于大面额日元兑小面额日元，它并不认识外币!他苦笑，一种苦涩涌上心头。几经周折，最后他在一位台湾游客的指点下才搭车进了城。站在异国的十字街头，他举目无亲，翻翻书包，甚至忘带唯一联系人的名字和地址。从一个享誉中国乐坛且声名正日益盛隆的作曲家，一天之内便变成“没家的孩子”，个中滋味没有亲身经历过是难以体味的。苏越说：“在初到日本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那时，我一天打3份工……”
　　在很长的时间里，他都是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到一家20层的商场打扫所有的厕所和楼梯。中午12点半再去一家四层高的大楼打扫办公室，下午2点赶到一所日语补习学校去学日语。4点半回家吃晚饭。7点半再去一家小饭店打晚工，给老板炒中国菜，收拾碗盘，最后还要把所有的碗盘洗净擦干收好。到夜里12点半下班的时候，腰和腿早就不知是谁的了。清晨1点多，他回家后，再复习一会儿功课，睡不了几个小时，又得起床。那段日子，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打工”。这种境遇也许正应了一句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以成”，受点磨难，对人生的飞跃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苏越“重新开始”的转机，在于一位东京大学教授为他提供的帮助。当时，这位教授正在日本各地讲授题为《中国音乐新事情》的讲座，其中就有对苏越创作的《黄土高坡》等作品的介绍。当他得知创作者苏越正在日本打工时，便辗转打听到他的下落，请他到电视台出席节目演播，介绍中国歌坛“西北风”的情况。经他的推介，国际流行音乐学会分会吸收苏越为会员，在他的帮助下，苏越得到了在日本名额极少的“艺术家签证”，考入日本大学音乐系，系统学习音乐制作、电子音乐和音乐文化，并更多地接触到音乐创作。3年多的学习使苏越受益匪浅。
　　在日本打工学习苦不堪言，但这些都没有令苏越至今心痛不已。强烈地刺激他的民族自尊心、让他铭刻在心的伤害有两次。一次是苏越到日本一唱片行，惊讶地发现这里有世界各国的4万多种流行乐唱片，却唯独没有中国大陆的。苏越不解地问老板，老板反问他：“大陆的所谓流行乐即使与他国60年代音乐相比也太落伍；为什么要这种音乐？”弄得苏越哑口无言。另一次是日本同行竟然也这样对苏越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还反对流行音乐的一个半国家之一（半个指朝鲜）。”这又一次令苏越无言以对。
　　这些使苏越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歌曲为什么不能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去？“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但缺乏世界性。于是我想寻找一种世界性的音乐语言来描写我们民族的感情。这样创作的歌曲才有可能在世界上流行。”民族性的问题，一直是苏越在日本4年里所思考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根在中国，游子走得再远，最终也是要回来的。
　　学成归来
　　终是流行乐坛弄潮人
　　1990年，国内流行音乐处于低谷，而苏越在海外开始名声大噪，但他作出了又一个惊人之举：回国。于是，苏越再次成为焦点：大陆也有了第一个正式的偶像派对“兄弟”，苏越走进了大陆流行乐的未知领域。尽管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苏越一手带起的这个组合未尽人意，但在港台偶像横行天下的当时，确实使大陆扬眉吐气。到1991年，“兄弟”的首张专辑已卖出60万张之多。当时苏越与香港达利普安公司合作，又推出高枫、假日小子，还办了大陆首期艺员培训班。但因为当时许多待完善的体制，条件的不成熟，他的计划很难完美地实现。1992年，在兄弟组合自己的要求下苏越与他们解约，他也再次开始冷静地思考所有问题。
　　1993年，苏越出任北京市文化局下辖的北京影音出版社社长，开始尝试“企划人、经济人、制作人三位一体”和“签约歌手加一体化的发行、销售”的制作方式，黄格选可说是这种方式的第一个成功的典范。
　　苏越第一次见到黄格选是在首届“英皇金融杯”的赛场，当时苏越应邀作评委。许多参赛歌手纷纷给评委送礼表心意，请客吃饭。唯独黄格选淡然处之，他只在台上用心唱自己的歌。这一点给苏越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觉得黄格选不但唱功好，人品也好，非常有发展前途。不出所料，黄歌选进入决赛，且极有可能夺冠。如果夺冠，他必须和主办单位签约。黄格选考虑再三，毅然退出比赛，与北京影音出版社签约，他说：“和苏越签约，我比较踏实，我相信自己的感觉。”果然，由苏越亲自挎刀做艺术总监，并为他度身做了《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等几首主打歌的首张专辑，结果一炮走红。接着又很快推出第二张专辑《爱你和从前一样》，成绩照样不俗。
　　黄格选之后，苏越又成功地包装了新古典主义艺员安雯和以平易朴实定位的谢东，由他们各自演唱的《月满西楼》《想你总是在雨季》和《笑脸》《中华民谣》等歌，传遍了大街小巷。1994年，他又签下来自上海的邱嘉扬和集词曲创作于一身的西安歌手张恒。同时还成功代理了日本当红偶像酒井法子在中国大陆的宣传，制作了她的首张中文专辑《微笑》，发行仅半年，销量已达20万盘。
　　在成功地推出歌手外，苏越正带领公司上下，积极扩展业务范围，不断壮大公司的实力。不只投拍电视剧，还准备引进外资创办一所流行音乐学校，为影音公司，同样为我国的流行音乐培养专门的音乐制作人、音乐企划人、音乐经纪人，希望它能规范化、系统化，能起到一个引导市场的作用。
　　如今的苏越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事业如日中天，可他仍然满怀忧虑：这几年中国的流行音乐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各路明星纷纷走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量的突破，而质呢，文化产品是否也应该质量万里行？苏越说在矛盾中生存，是他的标志。说他总是想得很多很多，然后作出一次次不安分的举动。明天的苏越会有什么样不安分的举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