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给父亲读的书 父亲是本耐读的书

　　赵恺，1938年生，著名诗人、作家，代表作有《我爱》、《第五十七个黎明》、《走向青铜》、《五色环》、《诗雕》等。曾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诗歌委员会主任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赵锐，1971年生，赵恺之女。199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南京报业传媒集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级作家，发表文学作品上百万字。
　　感慨：读懂父亲真是件难事
　　首先想起一件陈年往事：那时，我还是个懵懂未开的文学少年，有一回慕名拜会一批诗人作家，手捧本本羞答答地请人家题词留念。时任《莫愁》编辑的诗人王德安是父亲老友，他接笔写下一句不同寻常的话：“你爸爸是本耐读的书。”似乎猜到我未必真的理解，德安叔叔又意味深长地嘱咐我要向父亲好好学习。
　　转眼20多年过去了，德安叔叔早已满头花发回家安享晚年，我也从一个满脑子文学梦想的黄毛丫头，变成了今天“天凉好个秋”挂在嘴边的文学中年——变化的很多，德安叔叔的话却一直沒变。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敢说读懂了父亲，更不敢因为如今也以文字为生，就自以为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与父亲40刚过即名满天下成就斐然相比，我们四个子女迄今无一闻达，真是愧对了父亲多年的耳提面命。好在我们子女全都老老实实、清清白白做人，让父母感到欣慰。
　　时下“官二代”“富二代”的称谓流行，人们依葫芦画瓢，也会冷不丁给我戴上一顶“文二代”的帽子。其实稍有写作经验的人都明白，财富可以传承，权力可以交接，唯有文学艺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需得每个写作者自己体悟。“文二代”也好，“文三代”也罢，这种现象与其说是遗传和家教的结果，不如说是机缘和命运的巧合。当然，我也毫不讳言，自己的文学生命亦来自父亲。玉米结不了高粱，梨树开不了桃花，诗人父亲、工人父亲、农民父亲、官员父亲或学者父亲确实差异万千，但这不说明任何问题，婆娑世界我们即便“拼爹”，也逃不脱“有所得必有所失”的天理。好父母坏父母无关乎职业、地位和金钱，标准只有一个：他们是否珍爱子女。
　　父亲从不对我们指手划脚生硬说教，他跟我们说话甚至很少使用祈使句，总是用婉转的口吻问我们“这样好吗”“你认为呢”，所以我们的家教故事乏善可陈。事实上，对于我们子女的成长，父亲的身教远远重于言传，他对我们的潜移默化，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细细品味。
　　记忆：像乔纳森那样飞翔
　　父亲是个苦命人，爷爷二十七八岁死于侵华日军飞机的轰炸，奶奶为了求学谋生，抛下幼子只身漂洋过海——父亲成了孤儿，从此他泣血呼唤爱。很难想象父亲前半生如何历经磨难：从免费的晓庄师范毕业（当时不仅免学费，并且还有生活费补贴），跟着全班来到苏北农村支教，19岁被打成“右派”，二十来岁丧妻下放……在1981年父亲以《我爱》一诗获得全国首届新诗奖之前，我们家一直在社会最底层挣扎，咸菜度日是常有的事，然而我从沒见父亲抱怨，更沒见他屈服。
　　当一个人有了信仰，他将拥有着超凡脱俗的能力：即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父亲也可以吟哦着诗歌沉醉在文学里，他的眼睛里只有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只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如果沒有文学，父亲恐怕无法忍受那痛入心肺的苦难，更不可能战胜那无边无际的黑暗。是缪斯女神拯救了父亲，也让我们全家得到了救赎。“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父亲天生就是一个诗人，永远激情万丈，永远热血澎湃。他用黄钟大吕般的诗句改变了人生，也用一言一行为我们子女树立着生命的航标。
　　打我记事起，父亲写作就是全家的头等大事，一有机会他便把自己关进卧室，任何人不许打扰。谁打断他的思路，谁就会惹火上身，父亲暴怒起来六亲不认，和他平时谦和周到的形象大相径庭。有一年春节，父亲诗兴大发，把自己整整关了七八天。不陪我们吃年夜饭，不见任何亲朋好友，连我们声音大点也会喝斥。直到“禁闭”结束，父亲兴奋地捧出那篇后来轰动全国的《第五十七个黎明》，全家才暗松了一口气。听父亲大声朗诵着诗句，我们都凝神屏气、目不转睛，这个场景现在想起来还让我幸福不已。父亲的“不近人情”得罪了不少人，我却因此从小就习惯了志存高远和专心致志。
　　有一部美国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说一只名叫乔纳森的海鸥无法面对追逐鱼虾填饱肚皮的庸俗，他一心渴望自由飞翔。为了飞得更高，他忍受了饥饿、孤独、挫败、迷茫等一系列痛苦，最终获得了净化和提升，抵达那至高无上的自由境界。1987年，在我即将面临高考之际，父亲将这本薄薄的小书送给了我。他沒说一句话，只是在书后用铅笔写了一行很轻的字：“要想飞得高，就得抛弃很多东西，包括很多重要的东西。”这只海鸥飞进了我的灵魂，让我从16岁起就对行尸走肉的生活充满了鄙夷和警惕。不久前，我在书店邂逅新版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忍不住为年幼的女儿收藏了一本。我想我要学学父亲，女儿是不是乔纳森沒关系，但她应该知道，有一种海鸥叫做乔纳森?利文斯顿——至于这本书能不能陪伴女儿一辈子，那只能看她的造化了。
　　庆幸：多年父女成同行
　　要说父亲教我学写作的事，那还真是千言万语，不知道从何说起。但这个话题显然回避不得，因为我毕竟追随父亲的足迹也成了作家，而且由于对文学有着同样的痴迷，我和父亲一直互为知己。正如汪曾祺先生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炫耀的那样，咱赵氏父女的感情，那也是怎一个“深”字了得！
　　其实，我打小并不喜欢文学，父亲也从沒鼓励我要成为作家。恰恰相反，我小时候偏爱数学，一度立志要成为陈景润那样的大数学家。要知道，当时“哥德巴赫猜想”正风行全国，陈景润先生让多少天真少年且颠且狂！因为对文字不自信，我小时候写完作文总要请父亲过目，父亲往往会非常认真地帮我润色修改。父亲大概怎么也沒想到，拿回被改得面目全非的作文，我简直像被人当众抽了嘴巴一样难受。尤其是仔细看下来，又不得不认同父亲的修改，那个自尊伤得就沒法说了！所以，千万别以为父亲妙笔生花、名满文坛，儿女会更容易地培养起自己的作家梦——那实在是大错特错！
　　上世纪80年代，差不多全国人民都是文学爱好者，父亲当时也正如日中天，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初中的我一下子就掉进了文学沼泽难以自拔。家里的世界名著一本本啃下来，我被那个奇幻的世界迷惑得忘乎所以，恨不得退学在家以编织文字打发余生。哥哥姐姐们写的小说散文，屡屡得到父亲的肯定；只有我备受打击，每每看到我下滑的成绩，父亲的脸色便分外严峻。有一次，他在我的语文试卷上写了长长的批语，用严厉的语言要求我务必“深省”。老师最喜欢这样的家长了，她在班上公开宣读了父亲的批语，让我羞愧难当，想钻地缝的心都有。好在父亲自强不息的基因在我身上多少有些残存，关键时候我总能“悬崖勒马”，发扬古人诸多苦读精神，以不容置疑的高分一路敲开学校的大门。即便如此，当我将作文呈送给父亲时，他仍然不厌其烦地为我修改，字字句句都改，不少文章几乎等于重写一遍。
　　这种状况居然一直持续到我上大学。那时候父亲之于我，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我被他的阴影彻底笼罩了，根本沒有走出来的希望。那个时候，我对自己是否具备写作才能充满怀疑，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后来才慢慢避免与父亲谈论文学，慢慢坚持不听父亲的意见，慢慢不给父亲看自己的作品……过程不堪，结果尚可，直到我真正成为我自己，写出非我莫属的文字，这时候我才敢说：我和父亲成了同行。哥哥姐姐多年前就搁笔了，子女四人如今能同父亲说说文学的，唯我而已。这让父亲的晚年分外安慰，也是我深感庆幸的一桩喜事！
　　编辑 朱璐　zhulu8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