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信贷困局】 信贷是什么

　　浙商，一个无法让人忽略的群体。　　明初沈万三是天下首富，清末叶澄衷是中国五金行业的先驱，刘镛、张颂贤、庞云、顾福昌这“四象”为首的湖州南浔商人是中国最早的强大商人群体。以虞洽卿、黄楚九、袁履登为代表的宁波商人曾经叱咤于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
　　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字阐释着今天浙商的强大：邵逸夫、包玉刚、董建成、杨元庆、马云、丁磊、陈天桥、李书福、郭广昌、鲁冠球、冯根生、宗庆后、宋卫平、裘伯君、任正非、江南春、楼忠福……
　　零点调查公司曾调查显示，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场上的超级活跃群体；在沪浙军达50多万人，浙籍企业在沪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兄弟省市之首。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目前约450万浙商活动在世界各地。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提供的数据，2007年，浙江省用全国1%的土地，提供全国4.4%就业岗位，达到全国7.5%的产值。2011年，浙江GDP达3.2万亿元，人均GDP5.9万元，在全国除了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之外，仅次于江苏省。
　　波澜壮阔的江底必然有深流暗自汹涌。如果没有历史的长时间沉淀、从商文化的熏陶、数以万计的商人的实践以及整体商业环境的缔造，浙商如何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也有人说浙商厉害的主要不是名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间基础与庞大的群体阵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浙商的影响力让人无法忽视，其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风向标。据说，温州商人胡福林跑路之后的那一两个月间，从全国蜂拥而至的记者在温州大街上比当地人还多。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浙商，也就是在关心中国最前沿的经济龙头的走向。这个经济的龙头一旦出了问题，对中国整体经济而言具有不可预估的、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影响。
　　如今，浙商再次获得了社会的关注。这次的关注却几乎无一例外是关于弱者的呼吁与希望，呼吁政府援助、协调，呼吁银行多多体谅，呼吁社会关注到他们的生存艰难。此时正值温州金改百天，在金改仍然牵扯着全国企业界投资界神经的同时，浙江企业家联名上书，痛陈时艰，希望高层关注浙商生存状态。
　　本刊因此特派多名记者前往一线调查，去当地看个究竟。
　　浙商，你们还好吗？
　　一边倒的呼吁，两边倒的看法
　　7月中旬，浙江省金融办证实了600家杭州企业联名上书一事，此事引发了诸多关注和评论。也有人认为这是继2011年夏秋温州的民间***危机爆发以来，浙江民营企业遭遇的又一波资金链风暴。
　　600家参与联名上书的民营企业当中，除了我们认为一贯处于弱势的中小企业之外，不乏行业龙头、知名企业和中国民企500强企业，如国内输配电行业最强企业之一的虎牌集团、家具行业龙头嘉逸集团、国内人造板行业和家具业的领军企业荣事集团等。
　　联名上书中提出：希望浙江省政府联合各部门及各级政府成立协调小组，对这次因银行催贷引发的民企资金链危机尽快进行集中和系统性的处置。希望省政府出面协调银行暂时停止收贷，给企业以喘息和处理危机的时间；希望政府出面与银行方面协调，争取今后3年之内，不要削减相关企业的贷款额度。
　　有分析认为，第一条还可行，后两条希望不太大。事实上省政府一直积极应对此事，除了省银监局立即出台了《关于加强资金链风险管理工作的意见》之外，各种协调会就没断过。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磋商多次，虽然企业与银行之间的沟通已经达成了双方的谅解，却未能改变资金链紧张的现状：银行仍然按规定按协议看紧自己的钱袋子，企业无可奈何地接受经济不景气、资金日益紧张带来的压力。政府说，决定权还是在银行。
　　企业认为情形的恶化是由于银行抽贷、压贷造成的。而银行不及时处理“出事的企业”的资产，相反将参与联保的好的企业的资金看紧，既不符合常理，又影响了正常的生产。
　　银行则认为企业盲目扩张、部分企业将资金转投矿山、煤矿，却因不能及时实现资金回笼而造成资金链断裂，由此引发各种风险，为防范风险，银行才对有联保关系的公司看紧贷款。
　　流动资金缺失的恐慌不仅在企业中蔓延，银行也面临同样的气氛。一旦企业的贷款收不回来，从行长到信贷员都要下课。因此，只要一家银行抽贷，其他银行也赶紧下手。
　　由此引发的社会争论也是针锋相对，基本上代表了企业和银行两方的立场。
　　以马光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呼吁“政府应该出手相救”。他公开发表观点认为，因担保引发的信贷危机，本质上属于杠杆危机，解决金融的系统风险本来就属于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欧美等国对此都有成熟的应对方案。然而，对于公共资金的使用极为混乱的中国，对于民营企业的信贷危机，银行和国人却表现出高度的市场经济风险自负原则的理念。掩盖了政府金融体系的残缺和责任，更是对市场经济系统风险的误读。
　　另一种支持“市场经济”的观点以长江日报评论员文章为代表。文章提到，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要不要救华尔街，曾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美国民众看来，华尔街的投机金融家们，在光景好时，赚得盆满钵满，并没有分给社会一分钱，现在深陷在自己造成的危机当中，却要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去拯救，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中国情况虽不能简单类比，但同样，在市场自由的经济理论看来，企业经营不佳乃至要破产倒闭，那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结果，无须政府过多操心。如果要求政府救企业，很可能意味着，企业状况好时要“自由”，企业遇到了危机就要政府出手干预。这不仅会遭遇理论困境，也牵涉到社会现实层面的公平问题，毕竟政府救市的钱属于公共资金，不完全来自被救企业的纳税。
　　搜狐广州网友“搏大精深”在微博中评论：尊崇市场规律不能救，企业要自己负责，浙江民企出现该情况与自身经营直接有关，而银行催贷不是关键，应当培养法制和契约精神，政府不能介入过深。市场机制就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抑制投机。
　　企业面临的重重危机
　　磋商的结果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而实际中的问题可能复杂得多。索罗斯最近在演讲中提到，经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完全不一样，种种结果与原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纠结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