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与共生】共生体

　　樊建军，男，1970年生，在《当代》《山花》《清明》《散文》等多家杂志发表小说、散文150余万字，出版散文集二部，有小说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刊物转载，散文入选多种选本》。
　　我试图用一段文字来证明我想说些什么。
　　我先说我的一种真实感受。对生命而言，死亡只有一次，一次性的死亡让生命无比恐惧，又让死亡无比强大，无比狰狞。沒有生命会热爱死亡，哪怕渺小如蝼蚁。墙缝里的草，悬崖上一块风化了一半的石头，即使生命死去了九十九分，仅剩下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的生命也应获得珍惜和尊重。如果这仅剩的百分之一死亡了，那什么都不存在了，一切都消散了。死去的生命不可能活过来。生命死亡的过程同我写小说的过程很相似。每一次写下一个标题，不，甚至只是一个小小的构思，我就痛苦地知道，我要面对一场死亡。我在焦虑中朝死亡走去，很不情愿，又义无反顾。我走在一条随处都是岔路口的道路上，每一个岔路口都有逃脱死亡的暗示，偏偏戏剧性地选择了死亡。每当我写下最后一行文字，最后一个字，一个标点，我就死去了。我的脑子全是空白。我关上电脑，屏幕让死亡的阴影笼罩。一个小说从孕育到脱稿，我就经历了一次完整的死亡。死亡用一把刀子，将我的生命分解成一个一个的文字，一刀一刀剔除。它残忍之极，可我不能听命于它，我的死亡不能是一次性的。我需要时间遗忘上一个小说，需要时间逃脱死亡的魔爪，需要时间慢慢将自己复活，非常缓慢，又急切地，盼望自己活过来。生命重新在我身上枝繁叶茂，让我有力量开始构思下一个小说，构思下一次死亡的抛物线，直到自己又一次死去。一个小说的过程就是一次体验死亡的过程。死去，复活，再死去，再复活，我不断重复这个过程。我好像忤逆了生命的规律，同生命的规则逆向而行，死而复生。当我洞察了这一点时，我就无比热爱这个过程，沉恋生命颠来覆去的动荡不安。我怀疑自己并沒有那么强大，可以超越死亡。我问自己，我到底忤逆了生命哪一个不可侵犯的堡垒。我又猜测，那死去的并非生命，而是别的什么。它能够让我无数次死去，又无数次复活。它叫我生，又叫我死。它是灵魂，是精神，还是驾驭意志的某种不可扼杀的贪婪的希望？它具备了生命和死亡的全部功能。它是生命的某个神秘部分，某个隐藏的部分。它热爱生命，又贪恋死亡。它简直让人无法拒绝。
　　我在小说中享受这个过程，在享受中我又无比恐惧，也许有一次，会有那么一次，我死去了不可能活过来，我就终结在某个小说的最后一行文字。或者我无力走到终点，就在那个小说的中间卡住了，小说完不成，我回不去也死不了，就停止在那儿。我的生命就静止在那儿。就像一枚坚果，我掏空了它的果肉，它内心丰满的部分，就剩下一个空壳。这个空壳让我丢弃还是握在掌心，这是悲哀还是悲剧，我在逃避死亡还是在追逐死亡，我无法回答自己，但我终究会走到那一天。我甚至能想象那时的情景，我泪流满面，而又万念俱灰。
　　我探究过那些死去的部分，它们到底是些什么。很偶然的一天，我翻看自己的小说，突然发现那些死去的部分依旧活得好好的。它们将小说视做它们存在的独一无二的世界，视做它们的房子，它们的花园。那些死去的，丢失的，原来都存在于那里。它们同小说已经心心相连，无法分割。它们分散在每一个具体的小说中，表面上各不相干，隐秘里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沒有死去，只不过因为我将它们隔离了，封锁于每一个小说中。它们被我囚禁了，小说存在，它们就存在；小说死了，它们也难逃厄运。我生命的一部分，乃至全部，同小说一块儿共患难，同生死。这是一种悲剧式的共生。每个生命都有许多隐藏的密不可见的部分，它们甚至比生命本身还要庞大，这有些像绿色植物的根系，它们总生长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它们蓄意隐藏，绝不轻易暴露。地表的枝叶繁茂，地下的根系同样盎然。生命就依赖这些隐蔽的部分来支撑，它们是生命中真正的骨头，无可替代的钙质部分。它们骄傲地活着，活出了生命的另一重境界。它们走向了生活和生命的某些暗处，更远处，不可知处，无可捉摸处。它们穿行在生命无法抵达的地方。在对自我的阅读中，我找到了它们，它们的幻想，它们的羞赧，它们的隐痛，它们的愤怒，我生命中每一个卑微的部分，都被嫁接到它们身上。这是我的阴谋与夙愿。可当我想索回时，它们什么也不愿意还给我了。我用我自己隐秘的生命创造了它们，它们却不再受我控制，它们不是我手中的提线木偶，而是一个个独立的，不再依赖于我的鲜活的生命。它们独自存在，它们掌握它们自己的生命和命运。我不能将它们怎么样。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对它们无可奈何。别人对它们的赞美，善意的批评，还是亵渎，中伤，统统与我无关。就算我亲听了，目睹了，又能怎样。它们谁也不愿意回到我的生命中。我就像一个年老色衰的母亲，渴望儿女成群，儿孙绕膝，却又不得不在孤独中死去。谁也无力挽留。
　　一枚被掏空的坚果，它必定羞愧于苟活。它情愿消散在风中。
　　责任编辑 陈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