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世界理论【当下农民的媒体镜像反思】

　　摘 要：伴随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农民的社会地位、生存环境、社会认同、自我认同等方面也都发生了变化，而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在农民的报道方面究竟是担承了一种构建其阶层（阶级）主体性认同的作用，还是在商业利益、市场博弈中放逐了农民这一最值得关注的群体。这成为我们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农民；话语权；认同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057-02
　　
　　时代发展至今，中国农民已然从新中国的主人翁、主要的阶级力量、伟大的共和国建设者，退居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最先放逐的一个群体。农民内部也有一个完整的充满认同的阶级整体，变为一个内部不断分化、离散的群体。加上商业化大潮的席卷，农民的身份在消费主义、市场主义中更加模糊不清。在这个方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在农民的报道方面究竟是担承了一种构建其阶层（阶级）主体性认同的作用，还是在商业利益、市场博弈中放逐了农民这一最值得关注的群体。
　　一、对农媒体的数量背后
　　从“文革”结束后，一批农民报刊的复刊，到伴随90年代国内的媒体出现了一个递进式增长，农民报刊也随之增长，但是发行量却有所减少。我国现有期刊9000余种，农业期刊1400种，仅占16%；有报纸2000余家，但以农民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仅几十家。据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统计，现在全国的省级农民报仅有17家，这些省级农民报纸无一例外地面临着发展中的困境。从发行上，各地农民报、农业报及各种涉农的科技类报刊，实际期发行量极为有限。实际广告收入也难以与一些都市报数千万元乃至数亿元的年广告收入同日而语。没有足够的广告商，没有足够的注意力带来的眼球经济效应，因此对农的报刊杂志必然出于不景气的状态。
　　作为在现代农村接触率最高的电视（有样本调查显示：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上，电视以 95.57%的高投票率遥遥领先，然后依次是报纸（31.10%）、广播（23.24%）、亲戚朋友（12.77%）、杂志（9.82%）、村委会（5.56%）、互联网（5.40%）、信件电话（4.26%）、进城到相关部门咨询（1.15%），在目前全国范围内，除了中央7套半农半军的农业频道外——（中央电视台军事农业频道），省级卫视对农电视专业频道不足10家（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山东电视台农村科教频道、山东临沂电视台农村科教频道，占全国1254 套电视频道的 0.4%），电视台开办的对农电视节目不超过60个，虽表面上看对农节目较以前增加了，实际上节目在整个频道中所占比例正在减少，是一种负增长。加上有些省市甚至根本没有对农节目，让对农电视在该地“失语”。
　　从上述数据对比来看，一方面是农民对电视媒体的接触逐渐增多，另一方面却是对农节目总量在相对减少。这种倒“二八现象”——即占人口总数80%的乡村，拥有信息总量的20%，而另一方面占总人口20%的城市却拥有信息总量的80%——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对农媒体背后的原因。在媒体数量和类型膨胀性增长的背后，其实大都是考虑到媒体经营、广告利润，而扎堆城市，打城市牌、吃城市饭、做城市文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二、媒体报道的三大倾向
　　1.形象——刻板印象与他者。其实不难发现，社会上一直对农民存有一种污名化的倾向，尤其是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后，被认为是城市脏乱差、火车、汽车站拥堵不堪的主要原因，存在于人们头脑中对于农民的刻板印象与中国媒体缺失对农民的正面典型报道有一定关系。因为对于擅长树立正面典型的中国媒体来说，囿于广告赞助等商业经营的原因，不得不选择更“有料”的题材，进而减少了对于农民典型报道的笔墨。因此，从题材上看，媒体报道农民时，往往会在将对于农民负面的刻板印象用于新闻的报道语言中，自杀、跳楼、抢劫、***、素质低下、影响城市大都市形象等字眼经常性地出现在都市类报纸中，似乎这些报道同时也成为了媒体换取关注度的砝码。这样媒体就以城市人的眼光、对农民的窥秘心理将农民置于一种他者的目光之下。在现实中会经常发现出现在城市的农民工总是沉默寡言、躲避城市人的目光，他们的认同感极度瓦解；或者一些穿着山寨名牌衣服、用着山寨手机的农民工，总是用这种商品的伪认同来遮蔽他们是农民的事实，而这种认同背后其实是一种更深刻的区隔。
　　2.话语——集体失语与缺席。不仅在对农媒体的数量和比例上可以显示出农民话语的被压抑，农民集体失语的现象也发生在媒体的立场和报道角度上。
　　一方面，当市场成为王道，广告价值、商业利益成为了媒体的“衣食父母”。媒体往往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在选择报道内容时越来越顾及广告商的偏好以换取收益，而广告商又以购买力强大的城市受众为天然的诉求对象。因此那些无法吸引广告资源的弱势群体就被大众传媒一步步边缘化，对于农民的权利诉求更加无暇顾及。另一方面，农民在媒体中有着严重的配角化倾向。在“农民报道”中，农民理应担任主角，但事实上农民以绝对主角的身份出现在报道中的情况并不多，被有意无意地“配角化”了。农民通常以“被引导”的身份出现，更多是对党政干部政绩的弘扬。以《人民日报》为例，1987年8月4日二版《不搞高消费不当守财奴 平定县引导农民向生产多投入》、1993年6月1日三版《宣城党组织引导农民闯市场》、2003年2月17日《阿荣旗引导农民引草入田》等。在这些不同时代的报道中，可以发现，虽然都针对农民，但主题却在强调各级政府及各种团体、组织对农民的引导和帮助，连最基本最常规的生产活动中，都少不了作为主角出现的“引导者”的形象。农民仅仅是扮演着被引导和受帮扶的角色，农民仅仅只是为衬托业绩而被报道。甚至在报道致富和高科技应用的同时，农民也成了政策、技术的配角。从两个方面，已有的报道或者是负面新闻获取市场注意力，或者是村干部、乡镇企业领导作为主要的典型，广大农民作为一个社会权利主体、市场经济的主体、阶层的主体都是失语和缺席的，尤其是农民工，他们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没有寻得一片自己的话语天地，他们的生活经历、内心体验、现实境况，也只能通过知识精英和媒体的转述呈现在公众面前。集体的失语、话语权的缺失造成了本因作为主体的农民无法获得进行权利诉求与维护的渠道，这亦是媒体在议程设置、媒体功能方面理应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