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善头发干枯毛躁 [思想贫血之后的艺术干枯]

　　一　　中国当代作家中一直流行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一个自“新时期”以来长盛不衰的神话，一个仿佛已成不言自明的“真理”，这个自浪漫主义时代以来的陈辞滥调就是：思想或理性压抑文学想象力，文学创作能力本质上和某种天才性的艺术敏感相关。于是，作家们以不读书（尤其是批判性地阅读那些反映当下优秀思想成果的人文社科领域内的著作），懒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思考为荣，小心翼翼地爱护着他们稚嫩的想象力和艺术感性。这导致了当下作家们思想上的普遍平庸状态。孰不知，所谓没有理论，可能只是固执于某种糟糕的理论的说辞罢了。其实，中外文学史一再证明的是，没有思想深度与力量，就没有伟大的作家。当然，思想与文学的关系不是机械的，好的思想表现在文学中，如盐融入于水，味在而形不存。所谓思想，并非存在于艺术性之外可以抽离的部分，它直接就是艺术性的内在构成因素，甚至是它的最深的动力源泉。
　　没有超越思想的感性和想象力，所谓现实和感性经验，都已先验地被各种观念所过滤、筛选和建构，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现实。柄谷行人用“装置”来指称观念塑造感受性的机制：没有纯自然的、生理性的感性，我们的所谓本真经验是被后来的回溯而创造出来的。经验不是自然的，而是被自然化的。
　　因为对思想的一贯轻视，众多的当代作家只是自以为是地沉浸在过时的意识形态幻像中，顽固地用旧观念理解当下生活。于是，他们无法有效地共时地图绘现实情景，也不可能历时地建立历史感，即在过去、现实与未来的三维中确立位置感。当下的绝大部分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既不能像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那样富于信念地讲述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又不能通过对主流现实的有效批判，以锐利的目光发现那些被压抑的现实面相，打开关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另类的想象性空间。那么，它还能做什么呢？似乎只能像现在很多作家那样，在旧有的思想框架或失效的意识形态内打转，进行“鬼打墙”式的写作。尽管表面上看，人物、情节花样翻新，编织技术柳暗花明，却不过是在重复1980年代以来的那些陈辞滥调，它既表现在题材的重复上，更表现在观念的重复上。只不过，“人性”、“自由”、“反专制”、“个体权利”等等，这些1980年代以来光辉灿烂的理念曾经有过的历史能动性、解放性、有针对性的批判力量，都已随着时过境迁而消失殆尽，如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蜕化为空洞的话语标本，甚至，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还被注入了保守的、反动的内涵，成为给新的权力秩序背书的意识形态说辞，于是，当代文学的革命性就走到了尽头——它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沦为新意识形态和宰制性社会秩序的潜在辩护者。
　　最近有几位年轻的批评家认为，那批被称为“右派”和“知青作家”的作者——甚至还包括更年轻一些的作家，已经难以摆脱对历史的迷恋和癖好，写作总是在重复“反右”与“**”。其实，这不难理解，这些作家们已走不出和某种人生经历相关的历史创伤记忆，这些记忆自然更容易带出那种1980年代的情绪，一种被历史亏欠了的人生情结。似乎只有在这些题材中，他们才能找到经典文学的意义，包括主题、模式与写作的良好感觉。因为自19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意义、价值以及那一套不言自明的政治正确的观念，已经沉淀为当下文坛关于文学标准的某种尺度，至少在老一代作家中早就形成了共识。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在某些作家笔下一直流淌着对历史的怨毒情绪和冷眼旁观的淡漠气息。他们的小说写作，虽然外在文学形式或叙述方式有了进步，内容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无非就是批判“革命”历史，呼唤“自由”，既有悲剧式地控诉，也有喜剧、闹剧式地反讽与嘲弄；再不就是颂扬历史暴力下的个体道德或知识分子操守。阎连科、张炜、刘庆邦、苏童等近年来被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无不带有这种特征，尽管程度有别，写作的技术水平高低不等。
　　这些迷恋于表现特定历史的作家，似乎对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缺乏兴趣，即使勉强去写——比如为了建立完整的历史逻辑框架，也往往是把当下生活当作旧历史的延续来写，而且，一般而言，这种当下生活总是沾染了旧时代的遗毒，带有了旧体制的原罪。
　　对历史的固执迷恋与创伤性体验，造成了他们对当下现实的隔膜，或者说，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观念硬化成一个壳，顽强地屏蔽了他们对现实的感受能力，这使他们对正在发生的鲜活生动、复杂多元的生活视而不见。在他们笔下，现实永远是阴郁、荒诞，充满苦难，由于政治权力的压抑，民众遭受着权利与物质上的剥夺——不是说这些东西在当下不存在，而是说是否只有它们才代表了唯一的真实？而且，小说家也有必要追问：它们是在一种怎么样的背景与机制下被制造出来的？——在这一点上，像陈应松这样的作家打破了关于现实的流行的描述与垄断性的艺术阐释，以更为深刻的历史视野给出了更加富于革命性的有力呈现。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文坛作家们书写的对象是什么，而在于他们提供了什么新鲜的内容，如果总是以同样的套路不断地重复书写同样的历史生活，那么这些作品意义何在？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抱怨当代读者们对文学艺术缺乏阅读的耐心呢？
　　当然，很多作家对当代生活还是有所涉及，文坛从来不缺少对当下生活的书写，尽管以“纯文学”圈子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单纯描述正在进行中的生活状态，似乎先天地就缺少了“历史感”和“人文精神”的厚重感。在方方、池莉们“来来往往”的“生活秀”中，我们看到的是当下主流社会的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小说在写作之初或之前即已经与最平庸的那一类影视剧模式暗通款曲；叶兆言、阎真的某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作家对生活的观察视野和认知程度。相比较而言，毕飞宇的《推拿》已经有相当了不起的突破，它毕竟对特殊人群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
　　二
　　在某种程度上，当代作家能否创作出优秀的小说，就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摆脱旧的僵化的观念模式的影响与控制。在这种意义上，有些作品值得注意，如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基本上跳出了1980年代的狭隘观念的影响，产生了丰富而多元的意义，尽管它还是试图表达所谓普遍性的生存状态——这使它先天不足，却也在既有的“纯文学”的框架内部，几乎达到了当代文学艺术性的极致。而曹征路的小说写作则是在对1980年代历史观的批判性反省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也是《那儿》、《问苍茫》产生巨大揭示力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因。他新近发表的《民主课》则有意识地颠覆1980年代以来关于“**”的意识形态说辞，呈现了历史被刻意压抑的另一面。如果说曹征路的小说在小说修辞的角度还显得有些粗糙，那么，同样对“**”进行另类书写的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则显得更加成熟。至于在思想上早就远远超越了当代作家总体水平的韩少功，其小说的巨大成就已经和他在当代主流观念之外运思这一事实密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作家已经把一般作家甩在了后面，是他们在为当代文学的继续存在提供着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