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金陵十三钗》的电影改编|金陵十三钗 百度百科

　　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①和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1］虽然讲述的都是神甫、军人、妓女们如何在兽性肆虐的屠城南京从魔鬼般的侵略者手中拯救13个含苞待放的女学生的故事，但细细比较原著和影片，却发现影片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存在太多值得商榷之处。
　　一、神甫及其职员形象
　　在原著中，威尔逊教堂有两个神甫——英格曼神甫(60岁)和阿多那多副神甫（35岁）。他们尽心尽力地保护进入教堂寻求庇护的每一个生命，包括妓女和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军人。在日本人骚扰教堂时，英格曼神甫舍弃了自己最心爱的老福特轿车，斥责侵略者的非人道主义行径，惨遭日本少佐的耳光和鬼子兵**的戏弄，终于在妓女们的“协助”下解救了女学生，表现出上帝的使者应有的忠诚、博爱、无私的高贵品质。而阿多那多副神甫则因为年轻和相对复杂的血缘关系和生存经历，比英格曼神甫少了些“神性”而多了些“人性”，如他对妓女的态度由厌恶到爱恋甚至甘心舍命相护的转化，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教堂中还有两个雇员——阿顾和陈乔治（20岁）。在妓女们进驻教堂时，当神甫们还在坚决拒绝的时候，两人就已暗中叛变，乐颠颠地为窑姐们带路，安排下榻之处；在中国伤病员进入教堂时，当英格曼神甫还在犹豫的时候，陈乔治则早已悄悄做好了营救伤病员的准备工作。此二人虽然戏份不多，且都有缺陷，但却不失为一个有情有义的中国男人。
　　在电影中，故事开始时英格曼神甫已死去多时，阿多那多副神甫根本就没有出现，雇员阿顾已逃走，只有陈乔治带领15个惊慌失措的女学生在枪林弹雨中一路狂奔逃进了教堂。取代神甫地位的是一位受雇来给英格曼神甫作殡葬的殡葬师约翰·米勒，一个自私透顶、要钱不要命的流氓加半混混式的人物。虽然最后这位假神甫开着一辆大卡车，用三四箱红酒顺利骗过了“愚不可及”的日本兵，帮助女学生成功逃脱，但这种只有在给小朋友们看的儿童剧中出现才合理的情况，出现在一部题材如此严肃的影片中就显得有点拙劣。正常情况下，日本兵即便是为了找酒，也会搜查车上所有的箱子，甚至用**戳底的。而原作中女学生们是这样逃走的：她们扮成染了传染病的男孩，在金陵医学院的病号房藏了两天，又偷偷躲进南京附近的乡下，然后从那里乘船到了芜湖，而后转船去了汉口，并由法比·阿多那多以“医生”的身份一路护送才成功逃脱。
　　鉴于剧本和演员都没有提供出任何实际或者生造的人物背景前史，使这个低起点的假神甫能够完成由自私鬼到高贵骑士的华丽转身，那么米勒的“立地成佛”就显得不合情理，加上他帮助女孩子们脱身又充满非议，他和玉墨的那场床戏又分明充满落井下石的味道——玉墨的身世好可怜，在最应快乐的时刻被卖进烟花柳巷备尝人生辛酸；在最想嫁人的时刻惨遭中国男人的欺骗；在生死未卜的时刻，偏偏又是在受东洋鬼子欺辱之前还要领受“西洋鬼子”的欺辱，真真应了玉墨所说：“生不如人，死不如鬼，打了白打，糟蹋了白糟蹋”［2］29的话，给人的感觉实在是心寒加悲凉。窃以为这种完全是为了吸引观众眼球的商业行为，添加应当恰到好处，不要画蛇添足才好。如此比较下来，还是英格曼神甫的形象比米勒更合适一些。日本人无耻的侵略行径本来就足够让观者恶心的了，实在没有必要再添加更多让人添堵的丑恶现象，这容易误导观众的情感指向。
　　二、女学生和妓女形象
　　在原作中，徐小愚和孟书娟②是作者重点塑造的两个女学生形象，在她们的带领下，这群温顺、高贵、纯洁、善良的女学生们因为道德上的优越感而和妓女们势同水火，因为饼干、麻将、厕所甚至一碗汤发生了多次冲突。而电影中塑造的女主角孟书娟，因为剧情中缺失了其父和玉墨私情的交代，她对妓女超出常人的仇恨便没有了合理的解释，也没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他女孩子们则因为缺乏生活细节的修饰而模糊得一塌糊涂。
　　原著中的妓女们为求生存用下三滥的手段,死乞白赖地进入教堂。国难当头，她们却没心没肺地打麻将、弹琵琶、行酒令、跳艳舞，引诱军官、教堂雇员甚至神甫，导演着一出“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闹剧。只有妓女领班赵玉墨（24岁左右）尚能自重，她与书娟父亲的恋情是一个迟暮待嫁的风尘女子最完美的人生赌注,可惜机关算尽、美梦成空。如果不是战争,如果她没有带领姊妹们代女学生们去日军驻所自赴死地,她可能永远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和同情；豆蔻（15岁）心思善良单纯却天性愚钝，从被同伴们呵斥到和教堂女学生们的那番厮打,她似乎总是一个小丑的形象。可当我们看到她对一无所有的伤兵王浦生（15岁）悉心照料并私订终身，甚至为他冒死去妓院寻找琵琶弦，结果被日本兵轮奸并杀死时，才发现她是一个可爱的、有情有义的女孩。在电影中则是豆蔻和香兰一起去了妓院，一个为了琵琶弦，一个为了耳环，结局当然都没有逃出日军的**。在这个“男人重命，女人重情”的世界，对于没有多少情感寄托的妓女而言，即便是琵琶弦、耳环和猫，都值得她们冒死追寻。这是她们的精神寄托，无关世间的安稳和动乱。这里面除了战争还有更深的有关人性的东西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这一点原作和电影都做到了。不过看到影片最后，除了无条件正义化身的玉墨和被**的豆蔻，其他十一钗甚至连名字都对不上号，建议此类出场人物较多的电影还是在每个人物出场时加上字幕才好。
　　三、军人形象
　　原著中为我们塑造了三个中国军人的形象：戴涛、王浦生和李全有。虽然他们曾经拿着武器威胁手无寸铁的神甫要求收留,又和妓女混在一起喝酒取乐,仿佛不几日就忘记了国耻，但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神甫和教堂其他女人时，则彰显出中国军人应有的气概和品质，而电影中却变成了李教官和王浦生。原著中精心安排的日本人残杀中国军人事件③也发生了质变：由原著中的戴涛、李全有、王浦生、陈乔治悉数被杀，变成了李教官在保护女学生的战役中以一当十光荣牺牲，王浦生在妓女们的精心照顾下伤口恶化而死，这样一来，死亡的原因就是战争而不是投降反被枪毙，这就避开了一个非常敏感但是又不可不说的话题——日本人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法规》，枪杀已经投降的中国战俘的事实。而这个不争的事实足以暴露出日本人的野蛮和残忍，从而引起世界人民的理解、同情甚至愤怒，进而使日本人无言以对！可惜奇怪的是，严歌苓身为华裔，身在美国，她写出来了，中国的导演却没有演出来。不知是因为和平时期需要高唱“和谐”而无意再揭历史的伤疤，还是为了申报奥斯卡而有意略去呢？可是如果受害者的一方都要对那些屠杀者企图强行掩盖甚至毁灭的证据置若罔闻不予揭示的话，那前车之鉴如何才能引以为戒呢？拍这个电影的意义又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