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大案德雷福斯案震撼欧美:跨世纪大案

　　德雷福斯是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1898年被误判为叛国。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与当时主持正义的力量薄弱的知识分子一道，同顽固守旧的军方及强大的民族主义势力进行了12年艰苦曲折的斗争，最终恢复了德雷福斯的名誉，捍卫了人类良知，维护了法国的国家荣誉。
　　1998年1月，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发表讨伐法国军方胡作非为的檄文《我控诉》100周年之际，法国总统希拉克致信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后裔，信中说：
　　正好一个世纪以前，法国经历了一场严重、深刻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像犁的刀口般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彼此以极大的暴力互相攻击……它是个严重庞大的司法错误，可耻地出卖了国家的原则。可是，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畏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因为这两位不同寻常的人对我们的共同价值——国家与共和的价值——充满信心，而且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爱如此深切，因而使得法国与它自己和解……
　　希拉克这封信代表了法国政府的立场——对正义和公正的支持。希拉克不是第一个坚定支持德雷福斯事件受害者的法国领导人。早在100多年前，德雷福斯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就自觉地站在了德雷福斯和左拉一边，与当时法国主持正义的力量薄弱的知识分子“合谋”，同顽固守旧的军方及强大的民族主义势力进行了斗争，终于恢复了德雷福斯上尉的名誉，维护了法国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荣誉。
　　从天而降的“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是法国陆军参谋总部的一位犹太裔实习军官。1894年10月15日，一个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降临到他头上，参谋总部统计处（情报局）以叛国罪逮捕了他。
　　事情的起因是一纸没有日期和署名的备忘录：9月底，法国安插在德国驻法大使馆的女间谍，从德国大使馆武官的废纸篓里捡到了一份被撕成6片的文件。女间谍将这份可疑的文件交给了法国陆军参谋总部统计处亨利上校手上，经过粘贴后确认：这份备忘录表明写作者正准备向德国间谍提供法国军队的最新情报——这意味着法国军队中隐藏着一个德国间谍。这一信息让法国军方大吃一惊，立即开始了秘密调查工作。亨利和统计处5名同事很快将目标锁定为最近接受训练的德雷福斯上尉，主要依据是“笔迹有点像”。统计处很快向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和陆军部长梅西耶将军进行了汇报——两位将军立即认定德雷福斯上尉就是德国间谍。陆军部长向总统和总理汇报相关情况时，好几位政府官员认为证据不够充分，建议就此打住，以免影响法国军队的名誉。外交部长阿诺托就认为，指控基于一纸从外国大使馆偷回来的未署名文件，其合法性不仅大为可疑，还可能引发国际事件。可梅西耶并没有听从外交部长的建议，他们很快从法国银行请来了一位专业笔迹鉴定家，对截获的文件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进行比对。当鉴定专家认为文件中有多处且重要的差异时，陆军部长又请来了一个反犹太主义的、被共和国总统称为“完完全全的疯子”的贝帝荣进行笔迹鉴定。贝帝荣作出了德雷福斯笔迹与备忘录吻合的结论。于是，厄运便降临到了这位梦想在军营大展身手的犹太裔军官头上。
　　尽管德雷福斯否认叛国，声明备忘录上面的字迹根本不像他的，甚至没有试着模仿他的笔迹。但负责审判的帕蒂上校及参谋总部人员仍一口咬定他就是间谍。案件很快进入司法程序，由参谋总部帕蒂上校和皮卡尔上校负责询问和审判工作。德雷福斯的辩护人（妻子露西、兄长马蒂厄及律师德芒热）因意识到秘密审判的危险性，上书总统请求仲裁，但佩里耶总统拒绝介入军事案件（在当时的法国，政府很难约束军方权力）。
　　秘密审判开始后，辩护律师在军事法庭上据理力争，他指出备忘录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根本不符，但军方的回答竟然是德雷福斯是将自己的笔迹与妻子、哥哥的笔迹混合，构成所谓“自动伪造”。1895年1月6日，军事法庭对德雷福斯进行了“拔阶”（一种羞辱与惩罚违法军人的刑罚，当众拔去军人的军服、军用器械等）处罚，很快将其押解到法国西海岸的一个孤岛上服刑，至1899年9月特赦。德雷福斯被大部分法国人当作共和国的敌人，受尽侮辱、谩骂及身心的巨大折磨。尽管其间有证据证明德雷福斯是受人陷害，少数有良知的知识人利用媒体的揭露批评，希望公布所有相关文件，进行公开审判，但陆军部长以公布相关文件会带来外交麻烦甚至战争为由拒绝公布，也拒绝改变德雷福斯有罪的立场。
　　当时的法国，由于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等原因，让很多国民感到羞辱和愤怒，各种矛盾冲突空前激烈，民族主义思潮趁机抬头。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犹太主义浪潮，除了宗教的原因外（圣经上说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他们对犹太人拥有的巨额财富及对金融的控制也有着强烈不满。德雷福斯事件极大地迎合了反犹太主义者的心理需求，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德雷福斯事件的制造者都是坚定的反犹太主义者，加上军方出于维护军队声誉的目的，一直置客观事实于不顾，让事件愈演愈烈。
　　左拉的积极介入与“知识分子”的觉悟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皮卡尔上校向外界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之后。
　　1896年3月，德雷福斯被流放至魔鬼岛一年后，新上任的统计处长皮卡尔上校通过艰苦的调查后发现，给德雷福斯定罪的备忘录出自一个叫埃斯特哈齐的有赌博恶习的匈牙利裔步兵营军人。他的笔迹与废纸篓里捡来的蓝色便条的字迹十分相像。直接负责这一案件的亨利涉嫌伪造证据。皮卡尔向参谋部长和副部长汇报后，却被早就知晓这一秘密的参谋总长布瓦代费尔调离巴黎。正如事件的关系人、德国驻法大使馆武官施瓦茨科彭后来所说的那样：皮卡尔若证实德雷福斯无罪而埃斯特哈齐有罪，那么参谋总长、陆军部长等人就有罪，军方及法国的声誉就完了。皮卡尔虽是反犹分子，但他效忠司法的公正甚于效忠军队同僚及对犹太人的憎恨，1897年6月，他利用回巴黎休假的机会向朋友透露了这个惊天秘密。皮卡尔的朋友向参议院副议长克斯特纳转述了这一发现，这位副议长向总统和陆军部长提出了对德雷福斯案件的疑问，但没有得到积极反应。克斯特纳公开要求恢复德雷福斯的军职，这引起了外界特别是新闻界的警觉。德雷福斯的兄长马蒂厄得知这个秘密后，与律师德芒热合作写了一封给陆军部长的信，并刊登在1897年11月16日《费加罗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