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宣影像的国际化表达】人民币国际化现状2018

　　传统电视是世界人民都喜闻乐见的传播媒介，对传播多元价值观、共享文化信息、对不同种族、民族、宗教信仰、价值观消除误解、增强互信起着最为重要的沟通作用。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新媒体时代，影像的表达也已经不是传统媒体的表达方式了，我们特别需要新媒体冲击下的影像外宣语境的变革。
　　说到外宣影像，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纪录片，而纪录片的影像表达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弱项。寻找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多种的，但是有这样三点，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第一，我们要想方设法解决纪录片创作主题的多元化问题。几十年了，我们的影视界老师总是在教育媒体人员，创作纪录片一定要“鲜明地表达一种思想，一个主题，一个结果”。现在回过头来看，任何定论都是相对的，任何一种思想、一个主题、一个结果的表达都有他的局限性。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不断变化的，不断变化的事物(客观)要求我们不要把眼前的一切都看作不变的、唯一的。因此纪录片的创作当然也要遵循这个规律，不能总是要求下属创作一个思想，一个主题，一个结果的作品。我们不是“先知先觉”者，世上许多事情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也很难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不要总是试图给社会(别人)一个绝对的、完美的结论。
　　从纪录片的个性化创作和主观创作上看，一个思想，一个主题，一个结果的创作意识也是不妥的。我们都知道，纪录片创作就是“追求差异化”，故事相同，观点不同。所以创作出来的作品的主题、观点、结果也会不同。况且没有哪个人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中，准确地预测人物、事件的终极发展变化。
　　从国际交流的角度来看，一个思想，一个主题，一个结果的作品也是不利于在国际市场上交流的。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民风民俗也不同，中国的纪录片要想打入国外，让外国人也能够接受，我们就是要创作多元的主题，或者叫开放式的结尾，甚至将意识形态赋予故事形态之中，有目的地“模糊表达”。否则一些西方国家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政治语境”的不同，就会将中国的纪录片拒之门外。
　　我们提倡纪录片创作主题的多元化，不是不要思想，不要主题，不要结果，而是要提醒业界的朋友，当我们已经习惯了“表达鲜明主题”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种创作方法，换一种表述理念来指导我们的纪录片创作?
　　第二，学会使用纪录片创作的悬念性叙事。悬念是一种叙事的技巧和手段，通过使读者略感迷惑的情节设置，吸引读者持续观赏，悬念在文学中的表现是“伏笔”与“铺垫”，纪录片中更多表现为设问与拖延。巧妙的悬念设置，可以解决结构与欣赏之间的矛盾。当然，我们在前期选择要拍摄的对象时，最好能够发掘具有矛盾与冲突的故事，哪怕是内在的矛盾，矛盾存在的地方都是吸引人的，多年前我采访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常务副总监史博恩时，他告诉我国家地理频道在论证纪录片题材可行性的时候，会毅然的放弃那些缺乏戏剧化矛盾冲突和故事化基本建构的题材，哪怕这些题材再独有、稀有。而悬念性叙事，则是在我们进行了按时间顺序行进的真实记录之后，后期进行剪辑时一种使故事的呈现更精彩、更吸引人的手段。这里我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非线性结构”，区别于以往的“线性叙事”，非线性结构最常使用的是“插叙”与“倒叙”两种叙事方法，以达到营造悬念氛围的目的。国际范围内一些纪录片拍得很好的导演，之前是有过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或新闻故事的经验，自身具备很强的叙事能力。
　　第三，恰当地使用是“平衡性的呈现”创作技巧。纪录片虽然很难避免倾向性和主观性，但一定要让它至少在形式上是平行对立的，“婆说婆有理，媳说媳有理”，平行对立不代表不发表作者的观点，而是将作者的观点以另外一种更加艺术、更为巧妙的方式让人接受，是所谓“艺术化的传播”。有时越感性、越鲜明的表达方式反而传播效果不好，因为有强加于人的感觉，这样的片子无法与国际接轨。与平衡性观念一致的是，最后的结局一定要是“开放性结局”，让观点隐藏在看似不太确定的思考中。因为作为文化产品的国际流通来讲，纪录片的“文化贴现”是很严重的，伊斯兰世界的人、信xxx的人，和我们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它的影视产品怎么才可能有真正被对方接受呢?唯一可以在国际上进出自由的产品，就是要有这种平衡性观念、开放性结局，尤其是解说词，应该只谈背景，“一边倒”或主观宣教性的东西都很难被其他文化体系的人接受。文化贴现在全世界都一样，这是无法回避的。
　　纪录片要跟上国际化传播的脚步，必须从根本上承认一个概念，就是纪录片中永远没有绝对的真实，真实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革。中国纪录片界在30年中至少经历了三次对真实的颠覆：第一次是“长镜头”、“同期声”式的纪实主义风格(如《望长城》《毛泽东》)颠覆了“以词为主，画面配乐”的宣教片(如《话说长江》)；第二次是电视剧式的“搬演重现”与“数字技术”(如《故宫》《圆明园》)颠覆了纪实主义；第三次是纪实性的游戏娱乐颠覆了自然生活真实――这表现为带有人为游戏规则的真人秀节目颠覆了对纯粹自然性发生事件的记录。因此，过去看起来真实的，今天看就不真实了；而过去受众觉得很不真实的创作方法，今天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我们的影像(纪录片)正迎来了一个“怎么拍都行”的时代。今天，去争论其中的是非功过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但面对收视率为主导的电视评估体系，纪录片如何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环境中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对外影像传播之路，将是摆在纪录片产、学、研三大领域的共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