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问政平台 两会代表委员微博问政的原因分析及困境应对

　　摘要：2010年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利用微博问政成为各界热议现象。微博的技术优势、门户网站的开博邀请、媒体的热捧、民众的表达诉求、代表责任意识强化等原因，使得微博成为表达舆论强有力的平台。然而在两会闭会期间，当初火热的代表、委员微博却面临流于形式、个人作秀、无人更新的拷问，设立实名制官方微博，从微博中来，到现实中去，与意见领袖建立良好的互动，创造话语交锋的公共空间成为高效利用微博问政的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两会；微博问政；困境应对
　　中图分类号：G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5-0099-02
　　
　　
　　作为实践民主政治的新途径，微博问政自2010年全国两会出现，就成功夺取了大众眼球，诸多好评蜂拥而至。一年过去了，该词也由时髦的新词变成了熟悉的热词。笔者关注了新浪2010年全国两会闭会后至2011年全国两会开幕前的代表、委员微博，本文将探讨微博问政的原因及代表、委员微博利用的困境与应对。
　　一、两会代表、委员开通微博动因
　　（一）外因推动
　　1.web2.0时代的特色产物：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技术限制。Web2.0是相对于web1.0的新型互联网应用通称，web2.0强调用户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发布者。微博即是Web2.0时代的特色产物，用户只需注册一个微博号，在144个字符范围内，就可以完成信息发布。
　　21世纪网络的发展延伸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空间，基于互联网诞生了BBS、电子投票、电子邮件、网络主页等常见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途径。而作为发布系统的微博，可以通过web、wap页面以及各种客户端发送信息，跨越了互联网和移动网的限制，互动、即时、易得的优越性得到彰显，降低了包括两会代表、委员在内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技术门槛。
　　2.门户网站（新浪）的营销策略：邀请代表、委员参与内测。“微博”是新浪继新闻、博客之后的第三代平台型产品。作为新浪商业模式的一部分，2010年初的微博尚处于发展初步阶段。“邀请名人参与内测”成为新浪的强势营销手段，并且越发成熟有效。2010年全国两会召开，为急需扩大知名度的新浪微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3.传统媒体的高调加入：营造全民“围脖”的舆论环境。随着媒介竞争的激烈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程度越来越深，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传统媒体频繁报道微博问政现象，同时高调开通微博，在新媒体领域争夺言论地位。此外，多家报纸、电视台还与代表、委员开展合作，将互联网的微博内容同步更新到所在媒体，让受众了解详情。作为两会新现象，传统媒体的加入无疑为两会微博盛宴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二）内因驱使
　　1.民众：公民权利意识觉醒，民主自觉度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迅猛。随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分化，利益追求也变得多样，精英参与政治的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一方面对公共决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另一方面现实的民主权利行使呼唤更为实际的实现机制。
　　网络恰好提供了公民意见表达的理想环境。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在网络世界的直接表现即网络民意的自主性发展。网络民意的自主性发展对决策主体和活动提出了要求：一方面，它要保持在决策中的“自主”地位；另一方面，它的快速变化和社会控制特点要求决策者能迅速跟上并及时作出反应。[1]由现实世界产生的情绪，在虚拟世界汇聚成强大的力量，最后再渗透到现实世界，这样的循环引起了代表、委员的重视，微博问政就是出于对中间环节的参与，一定程度上起到疏通民意的效果。
　　2.代表、委员：责任意识回归，自我素养提升。我国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和选举单位间接选举产生，每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名额人选由上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由于并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代表和民众之间的联系难免产生不对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变得畅通自由，网络审判、网络揭丑事件增多，来自网络的舆论压力使得代表、委员暴露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代表、委员迎难而上，勇敢应对环境变化，主动在网络回应民众的质疑，坦承的交流方式改变了群众对代表、委员单一、陈旧的刻板印象，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二、两会后代表、委员微博利用的尴尬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两会代表、委员利用互联网问计于民，显示出决策主体对网络民意的日益重视，为科学、民主的决策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然而根据对新浪47位2010年两会代表、委员微博的关注统计，截止到2011年1月底，有1个微博号码注销，1个微博没有任何内容，6个微博内容仅为1条。代表、委员微博利用陷入了一定的困境。这其中，又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流于形式的汇报微博。该类微博有行程交代的汇报式内容，有类似“关注西南灾区，承担社会责任”的标语式内容，也有个人博客标题的陈列式内容，内容均为陈述语句，微博博主极少与网友开展互动，也没有关注他人，内容信息价值小。第二种，个人宣传的展示微博。此类微博博主以企业家、文艺工作者等身份的代表、委员居多。微博内容与博主身份、职业、生活有极大的关联性，具有浓重的个人色彩。第三种，不再更新的空置微博。该类微博内容停滞于某一时间点，或者上次更新时间和最近更新时间将近1年，内容老旧，语句模式化,有个别网友留言建议该微博号注销。
　　三、代表、委员微博高效利用的可行性探索
　　两会过后微博利用效率低下，除却微博所处的互联网环境本身具有的弱点外，代表、委员的主体参与意识缺失也是微博利用不高的原因。要让微博持续长久地发挥效力，可以从以下路径进行探讨。
　　（一）官方微博和私人微博的分裂
　　2011年两会期间，在腾讯实名开通微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指派专人对微博进行分类梳理。[2]派指专人管理微博，从这可以看出张春贤的微博已经具有了官方性、公共性的特征。
　　笔者认为要将官方微博和私人微博分开使用，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认识：第一，现如今的代表、委员微博内容大包大揽，未能有效区分个人信息和公共信息，导致民众想要知道的信息未必有回应，代表想要展现的信息民众未必有兴趣，问政不成还有可能制造垃圾信息；第二，某些拥有企业家、文艺工作者等身份的代表、委员微博内容难以避免与生活、工作有较大关联性，实行公私微博分开，能规避民众对代表、委员利用名人身份自我炒作的批评。
　　此外，设置官方微博，便于统一管理，例如将所有代表、委员的微博集纳为专栏专题，按人气将微博排名，把活跃微博和相对冷清的微博公布于同一页面，有利于网民根据微博的转发和回复数量进行评估与监督。我国法律规定人大代表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和反应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然而由于我国人大代表采取的是兼职形式，闭会期间由于各自岗位的需要，活动不再像两会期间频繁，官方微博的设立，能使得两会闭会期间的代表、委员履行职责以“看得见”的形式存在，一方面对代表、委员的述职有了可操作性的平台，具有不可比拟的轻便性，另一方面，为民众监督代表、委员打开了一个窗口。
　　（二）网络规律和社会实践的结合
　　当今社会是开放的信息社会，网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成为不可小觑的舆论阵地，作为先进的民意代表，两会代表、委员要投身到信息洪流中，开放心态接纳新技术成为必然。然而互联网的传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了解网络传播规律，使主客观有效结合才能达到问政的预期效果。从网络传播的主体来看，网民拥有是否匿名的能动选择权，出于不同的动机，会选择不同的网络角色来发表意见。当网民隐匿自己的身份、性别、学历、职业等真实信息时，他们的表达往往挣脱了社会约束，具有个人性与随意性，有些内容甚至是恶意、虚假、庸俗的。当然，网络中也不乏公开身份的网民。新浪微博中加V的微博表明博主是经过实名认证的，这类网民的网络言论相对于前者来说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选择匿名与否，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网络舆论真假难辨，复杂多面。出于对人民和自身角色的负责，代表、委员需要对采纳的民意做出实事求是的考证。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委员履行职责的最佳方法，仍要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为主。在我国，最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往往相对分散，游离，组织化程度较低，掌握的社会资源有限，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经济能力或者知识储备参与新兴的网络议政，更别提用强势的影响力参与决策，只有通过实地走访和面对面的沟通，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底层群众的困难，关注“沉默的大多数”。
　　（三）意见领袖和决策主体的交锋
　　从传播方式看，多级传播学说在互联网领域仍然适用，甚至更为典型。微博中受众较为关注的热门信息，大多经过人们多次转发和回复来扩大影响。有些为个体自发进行的转发，有些为同一圈子互相影响从而转发，有些甚至是机构有计划、有组织地转发。因而在网络中，信息传播过程不仅仅是单一传播方式的进行，它包含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多种传播类型。无论是何种传播类型，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善于表达立场和诉求、拥有一定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成为了意见征集者不可忽视的对象。在此要注意的是，尽管微博以零门槛著称，但有学者发现，在微博这种新型的社会网络中同样存在着权力关系，存在着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3]因此，代表、委员征集意见的微博意见领袖群体应当来自各个层面，要注重精英和草根的平衡。参考意见领袖的言论，一来在网民―代表的信息流动中可以减少垃圾信息的干扰，提高信息筛选的效率，二来在代表―网民的信息流动中可以使代表、委员的观点作出合乎民意的修正。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必须与别人的个人权利以及主要的社会利益相平衡。该理论强调“明智之士”应当激励公众运用理性，参与公共讨论，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意见。这里的两会代表、委员还承担了“明智之士”的作用，除了自己发布言论，代表们还要提供宽松、自由的微博环境，让观点接受各方的评议与考验，使之变成话语交锋的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1] 张淑华.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权利和权力的对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2] https://news.省略/politics/2011-03/18/c_121204253.htm.
　　[3] 李林容,黎薇.微博的文化特性及传播价值[J].当代传播.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