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说家话本与郑风】小说家的话本称小说

　　 [摘要] 宋小说家话本是宋代话本小说的一种,创作面向现实社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其诉求对象主要是城市市民,由于最初兴盛地是汴梁,因此,宋小说家话本除了受一般城市市民审美趣味的影响外,还特别受到汴梁这个古郑之地的区域风尚的影响,呈现出与唐传奇及元明白话小说不同的风貌与特点。
　　[关键词] 宋小说家话本 郑风 区域风尚
　　
　　唐代兴盛的作为小说成熟标志的传奇,到了宋代,让位给了另一种小说样式――话本。鲁迅说:“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白话小说’者是也”。鲁迅所谓的“白话小说”指的是“说话”艺术的底本。根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吴自牧的《梦梁录》对说话的分类,“说话”又可分为四类:小说,说经说参请,说史和合生。此文研究的小说家话本是话本中的一种,是最能充分反映听者和读者要求的一种文学样式。
　　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对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城市生活的记载可以想见,宋代的说话艺术非常繁盛,一定产生过不少话本小说。仅《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等明人刊刻的话本载,宋代的话本就有四十篇,但目前被大多数学者肯定是宋代小说家话本的很少,《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西山一窟鬼》《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得到了比较多学者的肯定。从这四篇话本可以看出,宋代的小说家话本带有汴梁的地域性特点。
　　《礼记•王制》篇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此话中有两个要点:一是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不同,不同地区的人民有着不同的性情,所谓风土不同人情不同。因此,政治制度的制定要考虑“齐其政,不易其宜”。二是各地的风俗一但形成,就有很强的稳定性。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已认识到,地理环境对一地风俗的影响,一地风俗对包括政治在内的文化影响的重要性和持久性。
　　宋代小说家话本风貌的形成,受到了区域风尚的影响,这可以通过它与《诗经》中郑卫之风的比较看出来。因为宋小说家话本兴盛之地与郑卫之风的产生地是在一个区域内。
　　从《诗经》中的十五国国风中可以鲜明地感觉到各地风俗的不同。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明确说《诗》是“可以观”的。他认为从《诗经》中可以观察到许多东西,这当然包括对各地风俗的观察。
　　古人往往把郑卫二风并称。在《诗经》十五国国风中邶、�、桧、郑、卫、王之风等都产生在今天的河南,所谓“十五国国风豫居其半”,而古人又往往把上述诸风以郑卫之风统称之。对于郑卫之风,古人批评很少,但对于郑音,却多有贬辞。孔子首先对郑音提出批评:“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者”,“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也对郑音评价不高:“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朱熹把郑卫之风与郑卫之音联系起来,又将郑风与卫风区别开来。在《诗集传》中朱熹道:“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矣。”朱夫子认为郑卫之诗比别的风中的爱情诗为多,但郑卫诗中也有区别,一是郑风中的情诗的比例远大于卫风;二是虽然同为情诗,卫风的情诗中表现为男子对爱情更主动,所谓“男悦女”;而郑风中的情诗中不少表现为女子更主动,所谓“女惑男”。
　　卫风中的《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佩玉)。匪报也(不是报答),永以为好。”是从男子的角度写两情相悦,相互赠送礼物以表达情意,是男子主动追求女子,所谓“男悦女”。
　　郑风中的名篇《将仲子》:“将仲子兮,无�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可以看出郑人对爱情追求的大胆,竟然敢翻过墙头与情人约会,与周南之风《关雎》中只是“辗转反侧”的君子形成鲜明对比。
　　郑风中的《溱洧》就是朱熹所说的“女惑男”型的情诗:“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此诗写的是上巳这天,女子主动邀请男子去游玩,且与他不断开玩笑逗趣。从中可以看出,女子对男子的追求毫无羞涩之感。
　　“悦”和“惑”一字之差反映出朱熹的爱憎态度。“悦”是喜爱,没有贬意,说明他认为男子追求女子是正常现象;而“惑”有迷惑之意,是贬意,说明他认为女子主动追求男子是不太正常之事。因此,他认为这可能是孔子说“郑声淫”,而未说“卫声淫”的原因之一。朱子之所以用“郑风”考证“郑声”,是因为在《诗经》产生的时期,诗、歌、舞是不分的。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看孔子、司马迁和朱熹等人对“郑音”及“郑风”的评价,很多已经不合时宜了。因此,我们对郑风特点的归纳丝毫没有贬意,只是客观地谈地域风俗。我们之所以用郑风与宋代小说家话本相比较,是因为郑风是最早的可形象化感知郑地风俗的作品。
　　郑卫之风之所以表现出与其它国风不同的风貌是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郑卫位于中原核心之地,南与楚国接壤,北与晋国相邻,东与鲁、陈、宋共疆,西是东周的王都洛邑,是各国间交往常经之地。并且,境内有济水、洛水、黄河、颖水的水路,交通非常便利。郑卫地区自然成为当时的商业经济中心,形成了与其它以农业为主诸侯国不同的民风。
　　郑卫之间,郑国风气更为开放,有两个原因,第一,与其立国的方式有关。郑国对商业的重视远超它国。郑是商朝遗民聚集地,商朝之所以称为商,是与其民善经商有密切关系的,所以郑之民也多善经商。郑国在平王东迁时曾得到本国商人很大帮助。这说明郑国商人的势力不小。东迁后郑国政权非常注意保护商人的利益,贩牛商人弦高之所以肯退秦师,正是由于郑国国家的利益与商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大凡商业发达地区,社会风俗较为开放,男女交往比较自由。
　　第二,郑地地薄民众,生存不易,故女子多有以婚姻为跳板改善生存环境。《史记•货殖列列传》中:“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瑟,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者,奔富贵也。”这是说郑国的女子爱打扮、善表演,会勾引,不畏惧离家千里而追求富贵。
　　由于郑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土地资源等原因,使得郑风表现得比较开放,尤其是诗中女子的行为表现得更少束缚。
　　一千多年后,郑地又兴盛起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话本,其特点与郑风非常接近。与唐传奇和元明小说家话本比,宋代小说家话本至少有着三个比较鲜明的特点:一是主角大都是小商人或手工艺者(市民),而唐传奇中的男主角多是书生和官宦,女主角多是风尘女子或侍女。即使在元明话本中,小商人、手工业者成为重要角色的比例也没有这么高。二是主题以爱情婚姻为主,而唐传奇和元明话本的主题都比较丰富。三是女性角色的特点多是爱情婚姻的主动者,或是命运的把握者。唐传奇及元明话本中虽然许多女子有着出众的才智,但在爱情上基本上是后动的。
　　在《碾玉观音》中,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的璩秀秀被父亲卖与了郡王,虽然身份低贱,但她却是个有主意、敢于追求幸福之人。在郡王府着火逃跑之时,她遇见了早已相中的为郡王碾玉的手艺人崔宁,就主动要求崔宁将她带到他家避难,到崔宁家后又主动对崔宁说:“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见崔宁犹豫又威胁他道:“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秀秀对爱情和婚姻的追求毫无羞怯之态,甚至可以说是强悍。当夫妻俩逃到二千里外的潭州靠手艺吃饭过着平静的生活时,不想被郡王府的一个卫兵郭立发现,告诉了郡王,郡王派人把他俩抓回府,因是秀秀主动,所以郡王放了崔宁,打死了秀秀。但秀秀的魂魄依然追随着崔宁到了建康府,并巧妙地报复了恶人郭立。秀秀对爱情的追求可以说是非常执着。
　　在《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周胜仙与开酒店的范二郎在樊楼上一见钟情,周胜仙为了了解范二郎的婚姻状况,并让范二郎了解自己,就找茬与卖水的争吵,创造机会向范二郎表明自己姓氏、住址,以便范二郎求婚。后因父亲看不起范家拒绝亲事,一气病死。死后又活转,两番不顾一切追寻范二郎,直至真死。与秀秀一样,周胜仙也表现出对爱情的主动、大胆与执着。
　　在《错斩崔宁》中,买卖人刘贵日子过得困难,在与妻了同去丈人家为丈人祝寿时,丈人助他十五贯做生意。当他回家后,他的妾陈二姐(卖糕家的女儿)问他钱是哪儿来的,他开玩笑说是卖她得的。被丈夫无端卖掉,陈二姐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第二天一大早赶往父母家,以让丈夫与买主到父母家去找她,与父兄理论。不巧其间丈夫被谋财害命,和她碰巧相遇而同行的商人崔宁又恰巧身上带着十五贯,于是她和崔宁被怀疑通奸后谋财害命而逃,屈打成招而判死刑。此后,刘贵的大娘子王氏守孝一段时间后,在回娘家的路上遭遇山贼,知硬顶不过,遂假意愿意与山贼为妻。在她哄劝山贼弃恶后,意外得知山贼竟是杀他丈夫的贼,后得机会报告官府,报了杀夫之仇。王氏在准备屈从强人时,没有像有类似经历的《醒世恒言•蔡瑞虹忍辱报仇》中的蔡瑞虹那样寻死觅活;为丈夫报仇后也没有像蔡瑞虹那样自杀以明志,而只是遁入空门。其忠贞观念并不十分强烈,这显然是受了商业文化的影响。
　　《西山一窟鬼》写的是一个落榜书生遇见鬼的故事,地域特点不鲜明。
　　除《西山一窟鬼》外,上述三篇,主要人物形象都是小商人、手艺业者,其中的女性形象不管在家中的地位如何,都很有主见,或主动追求爱情,或敢于把握婚姻与命运。这在精神风貌上与《诗经》中的郑风非常相似。这恐怕是与宋代小说家话本兴盛的条件与春秋时郑风形成的条件相似有关。
　　宋代与唐、元、明、清相比,对商业的重视是超乎寻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都城汴梁(开封)正是位于先秦时期产生郑风的中原之地,依然是南北东西交通的枢纽,自然继承了先祖对商业的重视。但其商业的繁荣又与先秦有所不同,突出表现在城市经济的繁荣上。
　　宋初都城汴梁也如唐时的城市一样是里坊制,城区分成不同的坊,每个里坊围以高墙,它既是行政管理单位,也是一个独立的商业区。里坊内设有固定的市,市内定期分行营业,定时开闭。坊由高墙隔开,在街上看不到店铺。但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经济活动的活跃,侵街现象越来越严重,北宋政府曾让张洎、谢德权等人多次制止这种现象,但都没能制止住,在汴梁人的坚持下,北宋政府只好顺其自然,允许商人临街开店。后来,在城市里不仅只要有商机的地方都可以设置商店,而且店铺营业的时间也打破了原来的限制,市场不仅有早市,还有夜市、鬼市。北宋的汴梁、南宋的临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
　　繁荣的城市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形成,从而刺激了市民文学,如“说话”艺术的产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中,对都城市民生活的描述记有:“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伴随着“说话”艺术的发展,话本这种新的小说形式逐渐流行。小说家话本的诉求对象是城市市民,特别最初是汴梁(开封)市民,自然带着汴梁特有的风尚。汴梁这个古郑之地,借都城之势将其风尚影响致城市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的所有城市以致南宋。使得宋代小说家话本带有了郑气,但比之《诗经》中的郑风又多了商人气质,而这只是郑民潜性特质的显性化。
　　宋小说家话本与郑风一样,都来自于郑地民间,因此都能真实地反映当地的风尚。从郑风我们可以看到春秋中期以前郑国的风俗,由于民俗的“不可推移”,我们可以从宋小说家话本与郑风风貌的一致性上,看到宋小说家话本受到开始兴盛区域――汴梁风尚的影响,因而带有“郑风”的一些特点。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2]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
　　[3]论语•阳货.
　　[4]论语•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