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派对T·S·艾略特的接受探源】T.S.艾略特

　　摘 要：中国现代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新诗流派，它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都受到了T·S·艾略特的影响，本文针对现代派对T·S·艾略特的借鉴吸收，主要考察现代派对T·S·艾略特接受的历史语境，着重从社会、个体、诗歌、授予者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梳理出现代派接受T·S·艾略特的内在根源。
　　关键词：现代派 T·S·艾略特 接受 探源
　　现代派是指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产生的一个新诗流派，在国内，它承接以李金发为代表的20年代中国象征诗派的精神气质，在外来渊源上，又深受法国象征派诗歌、美国意象派诗歌和以T·S·艾略特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注重自我情感的表现和对诗歌内在技艺的探索，因而有别于前期的象征派和同时期写实的革命诗歌，呈现出新的美学追求。
　　孙玉石先生指出：“30年代现代派诗潮是沿着艺术创新的内部规律，由众多诗人的创造而产生的一个客观存在的诗歌潮流。”现代派并没有组建如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类似的文学团体，这个流派的最初得名是因《现代》杂志发表了大量具有相似风格的诗歌之故，戴望舒1929年出版的《我的记忆》被认为是现代派诗潮诞生的标志，经过现代派诗人群体包括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曹葆华、徐迟等人的努力，从20年代末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存在的现代派诗潮成为30年代诗坛上与倡导写实主义和大众化的中国诗歌会代表的“新诗歌派”、提倡新格律诗的后期新月派鼎足相峙的三大诗派之一。
　　戴望舒、卞之琳、徐迟等现代派诗人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都受到了T·S·艾略特的影响，针对现代派对T·S·艾略特的借鉴吸收，本文主要考察现代派对T·S·艾略特接受的历史语境，梳理出现代派接受T·S·艾略特的脉络，论文着重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社会因素：活跃的中西文学视窗
　　1917年7月，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喊出了与旧体诗叫板之声。其实早在胡适之前，中国就有了以黄遵宪、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诗界革命，虽说革命以失败告终，但革命的火苗已无法扑灭；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向国人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等国外浪漫主义诗歌；歌德、海涅、惠特曼等诗人的诗歌也陆续进入中国，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新诗一路发展起来。在朱自清主编的《新文学大系·诗集》序中，朱自清提出新诗受到的“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梁实秋也曾说外国的影响是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指出诗的分段分行模仿自外国，胡适自称其新诗成立纪元之作《关不住了》也是译自国外，象征派的开山之作《微雨》是李金发在法国留学期间所作，开创一代浪漫之风的《女神》也出自于远在东京的郭沫若之手，由于历史的因缘，此时期的中西文坛交往十分频繁，尤以中国文坛对外国文坛关注更甚。
　　不外新诗，中国的新文学都是在外国的影响下开始的，此时期文学大家的背后都能看到若干西方大师的影子，积贫积弱的中国饱受列强欺压，不甘沉沦的国人积极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对传统文化日益迂腐僵硬痛恨失望之余，寻求出路的文学才俊将目光投向了远方，加之交通业的发展，源源不断的青年学子来到异域求学，积极向国内输入外界新鲜血液，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中西文坛密切互动的空前盛况。新的声音终于冲破旧的牢笼，1919年，新文学运动诞生并取得成功，但向西方取经的步伐并没有就此停止，开启了的东西文学交流视窗被学贯东西的大家、锐意进取或彷徨失意的中国青年一以贯之，中国现代派诗潮正诞生于这样的社会环境里。
　　二、个体因素：良好的西方文学素养
　　戴望舒主编的《诗刊》和施蛰存主编的诗歌杂志《现代》是倡导现代主义诗歌的学者和诗人大力推介艾略特的大本营，正是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这些诗坛前辈对艾略特的推荐引导着整个现代派诗人对艾略特的态度。
　　中学时期的戴望舒是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前期的诗学理论关注文学本身的内在之美。受父亲影响，戴望舒的英文造诣很深，中学起开始翻译外国作品，这使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视野不再局限国内，而是放眼世界。1922年到1924年间，戴望舒开始新诗创作，据杜衡在《望舒草·序》中所言，那时候诗还是作为诗人本身生活的一部分，是“表现自我跟隐藏自我”的一种手段，已显露出诗人追求诗的意蕴和自我表达的端倪。1925年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开始阅读并翻译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拉马丁、缪塞的诗作，在校期间，他经常与梁鋆立、刘呐鸥谈论文艺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换的话题。1925年，李金发从法国寄回的《微雨》发表在《语丝》杂志上，得到了周作人的好评；1926年3月，早期象征诗人穆木天和王独清在《创作月刊》创刊号发表《谭诗》和《再谭诗》的谈论文章；周作人在刘半农《扬鞭集》序中提出了融合外国的象征和中国的兴体以产生真正的中国新诗的观念；这些都触动了青年诗人的心，施蛰存在《戴望舒译诗集·序》中说“他终于抛开了浪漫派，倾向了象征派”，并“最后选中了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站在中西诗学交汇的基石上开始了新诗艺术的探索。
　　与戴望舒注重对象征派意象、象征的化用不同，卞之琳，这位由后期新月派转入现代派的大诗人关注意象、象征的智性因素。戴望舒初中三年接受的都是传统文化教育，卞之琳初二就接受白话文教育，十四岁（1924年）时接触中国新文学，开始写诗和译诗的练笔。起初受浪漫主义诗人影响，学习法文前，通过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和于赓虞的作品接触到一点法国象征派诗作，感受不深，但从《小说月报》上读到梁宗岱翻译的梵乐希（即瓦雷里）的《水仙辞》和介绍文章后，对象征派有了一新印象。学习法文后，开始探索法国象征派诗和中国传统诗的结合。1931年，卞之琳在叶公超的指引下开始接触艾略特的作品，并翻译了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自叙这段经历“不仅多少影响了我自己在30年代的诗风，而且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卞之琳对艾略特的接受是有渊源的，在翻译《传统与个人才能》前，卞之琳即有保持理性写诗之风格，在《自序》中，他说自己写诗“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这与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倡的“非个性化”理论、诗之所以“有价值并不在感情的‘伟大’与强烈，而在艺术作用的强烈”的观点是所见略同的，同时，艾略特提出的“客观对应物”和“主知（智）的方法论”也与卞之琳推崇的李商隐的诗歌风格有着微妙相通之妙，并且构成了卞之琳诗歌智性因素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