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 [市场经济：不是骗子对骗子的战争]

　　无论是谁，恐怕都不能否认，我们今天上当受骗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了。当然，这里所说的上当受骗，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是经常受了“假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类政治骗子”的骗，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上街购物，或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时，只要稍微有点不小心，就可能上个当，受个骗。假如你买了一双鞋，这双鞋就有可能是个假冒伪劣产品，如果你在街上受人的鼓动买了个便宜货，那十有八九是上了“托儿”的当，要是你还想做点买卖，更得时刻提防上当。久而久之，人们竟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心理，买了一件东西，或办了一件事，没有上当受骗，反倒像捡了个便宜一样。据说，现在的欺骗对象已经由陌生人，转向亲朋好友，北京人谓之曰“杀熟”。
　　在有些人看来，市场经济也许就是这个样子。不是么，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即使是上当受骗，也往往是自己上钩的。其实，这实在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误解。如同人类的自然状态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一样，市场经济也不是骗子对骗子的战争。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规则问题，即人们相互关系中的诚实与信任的问题。
　　如果社会没有了最起码的信任关系，你将怎样生活下去？
　　当我们说人类社会的时候，实际上是说人类从事的是一种群体性的生活。在英语中，社会这个词是social，原意就是群居的，从事群体生活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严复先生在翻译英国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导论》时，就将其译为《群学肄言》。而群体生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进行合作，也就是说要将不同人的行为互相配合。问题就在于，合作的基础又是什么？这就是信任结构的建立。有了信任才能进行合作，没有信任，合作将无法进行。顺着这个道理推下去，就可以说，如果没有最起码的信任关系的存在，人类就无法进行其社会生活。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在人们的交换行为中，信任关系之所以必需，是由于从事交换的双方交付货物在时间上具有不对称性。也就是说，除了最简单的即时性物物交换之外，交换的双方，总要先将货物交给另一方；而另一方提供的回报，在时间上总要滞后一段。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当甲方将货物先行交给乙方时，他有什么根据能够判断乙方一定能够在可以允许的时间内将回报提供过来呢？比如，一个商人决定将货物发出时，他根据什么判断对方一定会将货款汇过来呢？当然，他的根据可能是合同，如果对方不履行合同，他可以借助于法律来追回货款。但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交换行为，特别是非经济性的交换行为，往往是无需签定合同的。即使是在商业活动中，口头许诺，口头合同也是屡见不鲜。更进一步说，即使是两个商人在依据成文合同做生意时，也往往会有许多超过成文合同的口头约定在里面。实际上，即使是在非常功利性的商业交往中，也会有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信任关系在里面。如果一点信任关系都没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活动都会无法进行。比如，你到市场上去买菜，卖菜人之所以会在称完莱后放心地将菜放到你的篮子里，是相信你会付钱，不会赖帐。当你口袋里正好没有零钱，将一张100元的大钞递给卖菜的人时，是因为你相信卖菜人会如数将剩余的钱找还给你，而不会说你只给了2元钱。
　　在一个社会中，对信任的需求会随社会分工的深化而增强。在劳动分工比较简单的传统社会中，虽然信任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来说，对信任关系的要求并不是很高的。因为在这个时候，社会的分工很简单，人们之间活动的交换也相对较少，而且这种交换往往是在家庭、家族或其他比较熟悉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大大地细化了。每一个人从事的工作都很专一，同时也很片面。在这种情况下，交换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而且，这时的交换的性质和特点也与传统社会中的交换有了明显的区别。正如上面所说的，在传统社会中的交换活动，大多是在较熟悉的亲属和邻居间进行的，这种熟悉以及与此相关的血缘的或地缘的纽带，赋予了人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信任的内容。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建立在特殊主义人际关系上的信任结构。但在现代社会中，交换活动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这就需要一种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的形成。
　　如果甲偷了乙的自行车铃，乙再去偷丙的，丙又去偷丁的，依次偷下去，到什 么地方才能中断？
　　实际上，信任关系的存在，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具有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而普遍的信任结构的丧失，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大量增加。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结构的情况下，一些本来可以做得成的买卖，也根本做不成了。不止一个从商的朋友抱怨，现在的买卖太难做了，弄不好就被坑。这也许是为信任结构遭到破坏而付出的一种代价。最初开始行骗的一些人，可能从中捞到了一些好处，但被骗的很可能就会再用同样的方法去骗别人。于是，“车铃效应”的逻辑开始起作用了。在“车铃效应”中，甲偷了乙的自行车铃，乙再去偷丙的，丙又偷丁的，依次偷下去，很难说会从什么地方中断。市场经济中的情况也是如此。行骗一但开了头，而且又没有受到惩罚，**就会逐渐蔓延开去。结果是，为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信任结构遭到严重的破坏，正常的商业活动也很难进行下去。
　　因为，为了形成正常的市场经济的新秩序，就必须促进普遍性的信任结构的建立。然而，这里遇到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这就是，怎样才能为信任结构的建立创造条件。当然，我们可以进行教育，我们更可以谴责欺骗，可是问题仍然不能解决。关键是我们能否形成一套能保护诚实、制止欺骗的制度安排。如果我们对于人性不是过分悲观的话，我们就应相信，欺骗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本性，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从事欺骗者，大多也会有一种良心上的不安。我们还应当相信，相当一部分从事欺骗的人，也有不得以而为之的苦衷。因为在制度不能保证诚实的情况下，诚实者只有吃亏一途。
　　在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应当是当个骗子很不容易，而不是一不小心就当上了大骗子。
　　用制度安排来制止欺骗的首要要求是加大欺骗成本和缩小欺骗收益。实际上，欺骗如同**一样，如果失败的机率很小，成功的机率很大，人们就会趋之若鹜；相反，如果付出的成本很大，而成功的机率很小，就不会有很多人加入到骗子的队伍中来。制度安排的另一种含义是实现经济活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完全杜绝欺骗，好的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的作用是在于使欺骗成为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有效的制度中，应当是当个骗子很不容易，而不是一不小心就可以当大骗子。比如，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中，银行的信用担保在商业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商业活动中进行欺骗，相对就不很容易。因此建立信任结构的最初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增加欺骗的难度和成本，尽管这不是问题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