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与个人之间】

　　我也信命，但不是天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逻辑，但谁也无法超越历史的逻辑。人创造着历史，同时又在受着历史的约束。回顾我与共和国一起走过的人生之路，40多年来，我所经历的每一种欣喜和苦难几乎都难以避免地服从着历史的逻辑，也正是在这种服从中我对历史规律的理解更为深刻了，自觉了。
　　争取一种“自觉”
　　我1948年4月出生在哈尔滨。父母是20年代和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老战士。环境给我打下的最初烙印是对党和祖国以及周围所有单纯人的热爱和信任。生活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从初中二年级起，我开始读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边读边思考，书读多了，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宇宙中为什么会产生人？人整天忙忙碌碌，喜怒哀乐究竟都是为什么？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有方向的，那么人的历史作用是否取决于他所选择的方向呢？当时我把今天的时代特点归纳为三条：（1）人类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开始从盲目跨进了自觉的阶段——诞生了马列主义。（2）人类社会正在完成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变革——从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3）社会生产力以空前高的速度在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力空前提高了。这三个历史特点就是这个时代人的使命。认识到并按着历史发展的规律走，就是自觉的人，自觉的生活。从那时起，我开始立志，刻苦学习，努力使自己成为一种自觉的人。
　　我牢牢记住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段话，而且付之实践。从初中二年级到文革初期的四五年间，我一直过着近乎悬梁刺股、卧薪尝胆式的生活：每天清晨5点起床，不管严寒酷暑都要跑上几千米，然后念外语，上学；下课后热情紧张地做社会工作、开会、谈话、想问题；晚上复习和阅读至深夜。这期间我一直睡在没有褥子的木板床上，冬天屋里不开暖气，只穿很少的衣服。每逢假期都要去军队生活一段时间或是组织同学徒步上百里路去爬北京西郊的大山，回来时脚上总是布满水泡和血泡。
　　那时我们的共和国正在蒸蒸日上，给人以信心和奋争的力量。我朝气蓬勃地学习，虔诚地信仰马列主义，真诚地改造思想去实现自身的“革命化”。我万万不会想到，一个普通中学生的卧薪尝胆是无法拯救祖国的灾难的；同时历史的每一次颠簸也绝不会去宽容像我这样的“苦行僧”。
　　只有从零开始
　　1966年8月，我父母开始挨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我在学校的“头衔”也从校学生会主席变为“修正主义的苗子”，受到了批判。当时我真想钻到一个山沟里隐姓埋名地干一辈子，或者到越南战场和缅甸去当志愿军，捐躯疆场，以证明自己虽“出身不好”，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仍是一片赤胆忠心。
　　1966年12月底，在一次叫“血染18块”的斗争大会上，我父亲又挨斗了。数九寒天之下，他只穿了一件单衣，脖子上挂着钢牌子。造反派强迫他弯腰，他却说：“我或站或躺，绝不弯腰！”话音刚落拳头和大皮鞋的踢踩便打将过来。踢折的肋骨刺破了肝肠，一只胳膊被踩成粉碎性骨折。父亲昏迷了，中途被拖出了会场。紧接着，我的家被抄得七零八落，四墙萧然。我经常被半夜冲进的一批批人搜身，喝斥；街上的小孩向我身上吐痰，扔石子。我茕茕孑立，独往独来，没有一个人敢理我。生活方面断了来源，十七八岁的我常常饿得直不起腰来。我只好去刮食堂的饭盆底，拣破烂卖，只要能填饱肚子，什么都干。
　　其实我当时最苦恼的还不是这些，我常想这样的问题：今后我该怎么走，国家这样下去会是个什么结局？我曾对马列主义如此“虔诚”，为什么马列主义这样不公平地“虐待”我？我一头钻进了空荡荡的北京图书馆。
　　然而，迷茫的我去迷茫地读书，并没有得到答案，积蓄的只是越来越多的疑云、困惑和愤懑。我想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信宗教，可能不是没有道理。世界上可能还有其它的客观真理。我迫切地希望着建立一个精神上的“脊柱”。
　　为了发泄不满，我盲目地向社会进行报复。然而也就是这种盲目的报复和当时社会对我的不公正把我投进了4年半的囚禁生活。这种生活使我冷静了下来，我忍着饥饿和痛苦把《资本论》读了两遍，《毛泽东选集》读了十几遍，还有其它一些马列原著，我反复把这些书和那段时间读过的其它政治流派或宗教的书进行了比较。我发现，还是马列主义最有科学性，最有真理的征服力，其逻辑如此的清晰、严密而简洁，令我叹服。我长时间痛苦地回想、回想……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不论是民族历史还是个人之一生，悲剧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从悲剧中可以学到许多喜剧中学不到的东西，当然悲剧教育人的代价是巨大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悲剧是否发生，而在于如何从悲剧中走出来。追求真理是不能掺杂个人因素的。如果想依靠追求真理而得到什么“报答”和“公平”，想靠追求真理来避免个人的悲剧，那就不会得到真理，也不是真诚地追求真理。
　　我发现，过去自己所树立的人生观大多是从书本上得到的，这种现象上的东西只有在真正投入到社会生产的实践之后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我渴望着当一名普通的工人农民，并且从零开始新的生活。
　　1972年，我在北京的一家集体所有制小厂当了工人。这时我已没有了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经历过饥饿、疾病和非人的监禁生活，社会把我摆在了低于普通人的位置上。当时我的目标只有两个，一是做一个合格的工人，一是入党。这在现代青年眼里不是困难的事，对于当时父母问题还未解决的我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事。但我还是咬着牙向前走了。我当时觉得这样做并不是要获取荣誉，而是要完成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1975年，在进厂后的第三年，我终于入了党。可以说这一次使我在精神上产生了一个飞跃，成为我在哲学意义上的第二次生命。我由此而坚信，只要坚持的是真理，真理就永远不会抛弃我。
　　不可超越并非无能为力
　　文革初期，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我那样虔诚地信仰马列主义，而马列主义却这样不公平地‘虐待’我？”现在想来，并不是马列主义对我们不公平，而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还没有真正地把握马列主义，真正地把握社会规律。而人对真理的掌握过程又恰恰向我们揭示出：在人对历史不可超越的同时，人对历史还具有极强的主动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这种认识有了实践的可能性。1977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又在全国学联和北京团市委工作。后来调到北京市体委做领导工作，最近又被调往北京大学任党委副书记。近10年的时间我被多次调动工作，每一次都必须服从组织的“将令”，而每一次我却发展了自己的个性，强化了自己的能力，丰富了自己的经验。每一次对组织无条件服从都成为我对人生价值主动的、自觉的追寻。
　　有人认为无产阶级强调整体利益，对个性是抹杀的。其实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是对人的个性水平具有更多更苛刻的要求。当然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要求的个性发展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并不完全相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两个基本的事实：
　　第一，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历史背景使我们面临着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的反封建任务还没有完成，封建思想残余和部分不合理的体制对个人的压抑依然存在，我们仍需花很大的力气去改革和清除这些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强调和维护阶级的整体利益，发挥整体的阶级力量。两者缠在了一起，成为这个时代中国历史的共同任务。在实践中两者的界限常常模糊得难于分清。
　　第二，我们目前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底子薄”。这本身就构成了人的发展资源的短缺，如人的发展空间的短缺，职业的短缺，教育资源的短缺等。这又从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对个人发展的约束力。必须承认，“穷”和“人多”取消了许多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我以为这两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无法超越的。凡超越这一切所构想的个性发展，人的权利，只能是一种口号，一种空想。相反我还同样认为也正是这种无法超越的现实给我们一种创造的空间，我们需要改革，需要艰苦奋斗，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智慧和艰辛。
　　我在一次对大学生的报告会上曾说：我信奉一块砖精神，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说完便引来了一阵哄笑。其实，我这样说并非强迫别人接受我的思想，我只想说：这个时代还需要有这么一种人，信奉着这么一种哲学。
　　一颗种子也许永远不如累累硕果更容易受到赞扬，但没有种子也同样永远结不出硕果。在上下几十亿年的自然历史与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的总和中，在全世界50亿人口的总和中，我愿做一粒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