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地承诺|自觉

　　当她叱咤排坛，和队友们夺得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我不曾想过要写她。因为我熟悉她，我知道她不希望我也去追赶那本已时髦的时髦。　　当她饮恨汉城，挥泪退役的时候，我也不曾想过要写她。因为我了解她，我知道她希望我能帮助她在迷乱苦痛的心境中保留一点宁静。
　　忽然有一天，在她已非新闻人物的时候，我想写写她了。因为我发现她身上曾经每每使我感动的东西也会使其他人感动。今天的社会似乎需要多一点“感动”，于是，我提笔写她，不再犹豫。
　　她叫姜英，是原中国女排8号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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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识姜英，是在那年欢迎三千日本青年访华的联谊会上。那天很热闹。享誉世界排坛的中国姑娘们最为引人瞩目。这个请郎平签字，那个拉梁艳合影，几乎每个女排姑娘身边都簇拥着一群人。唯独她孤零零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漠漠地，静静地，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你在想什么，为什么不去凑个热闹？”我问。
　　“我不习惯被人注意。”她答。
　　“你在场上可挺招人注意啊，你最爱兴奋，每打完一一个球，总见你要拍拍手，喊两句。”我又说。
　　“噢，那是为了兴奋情绪。”她再答。
　　“那你对个人的名利看得很淡？是吗？”
　　“不全是。但我觉得集体荣誉更重要。你看，假若没有女排这个集体，今天，我们每一个个人就不会这样为人们所迷恋，所关注。我在想，我们年轻的女排人今后能不能保持住今天的荣誉。假如有一天，我们‘栽’了，人们还会不会这样爱我们？”
　　对话一问一答，很短，很淡。我却由此改变以往对运动员有过的一种大众化偏见——她的头脑不简单，不仅打球清醒，想问题也清醒。我喜欢她心里沉甸甸的这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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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大赛之前，我去看她，进了她的宿舍，只见她满腹心事，眉头微皱着。“怎么，不舒服吗？”我关切地询问，她摇摇头，然后非常严肃而郑重地对我说：“我碰到了一个难题，不知该怎么办？刚才我无意中发现一个新队员思想上有一种情绪，她说她讨厌女排这个集体，讨厌这里的一切，说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持冠军，这使生活变得单调、虚伪，没有新意和创造力。她说她宁愿不要这个冠军，一切从头开始，去拿一个属于自己创造的冠军。眼下大赛在际，老队员刚刚离队，新队员带着这样的情绪，怎能打好比赛呢？你说我该咋办？去向领队和教练谈谈，搞不好，会造成新队员更大的反感；和新队员直接交交心，又不知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我是一个党员，又不能看见装看不见，你快帮我拿个主意吧。”看着她一脸稚气的焦虑，我很为她的责任心所打动，但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想来想去，我问她：“你对这个新队员的想法怎么看？”她想了一阵说：“现在有些事我也想不太清楚，虽然我和新队员都属同一时代的青年人，但受的教育并不相同，因此，想事做事有差异，有时我也搞不清究竟谁对谁错。反正，我觉得社会在变，讲个性和自我是一个特点，新队员的想法可能也有一点道理。我也不知道她们的追求比我到底是多点什么，还是少点什么。但是，她们不懂得国家的荣誉和个人的荣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她们没有体验，当一个运动员代表自己的国家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时心中会产生怎样的自豪感，全世界都会为你所倾倒。假若没有国家的荣誉，你自己即使获得了再多的单项奖，你也会感到一种失落和逊色。这方面的感受对我是强烈的。每次比赛，也不知是我的人缘好，还是命运好，我都会得一个个人奖，但如果全队没得冠军，我心里就难受得不得了，而全队获了奖，即使自己什么都没拿到，我也很心安理得。把女排的荣誉看成是某一代人或某几个人的成就，那是狭隘的，这是一项事业，只有靠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地奋斗和发展，怎么能让历史割断呢……”她侃侃而谈，好像我就是那个有情绪的新队员，她在用亲身体验启发我，我心头一热，笑了：“你说得多好啊，你就这样去和那个新队员聊聊。”“能行吗？”“行，一定行！”我肯定地表示着。后来，我没有再问过她是怎样解决了这个难题的，我只是信这样一个理：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和事业除了赤诚和责任而别无所求的时候，还有什么难题不可以被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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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家和集体有一种自觉的承诺，这是她留给我的最强烈的印象。9岁时，她就把“为三大球翻身做贡献”的诺言写入日记，15年的排坛生涯，这一直是她奋斗的座右铭。打过数百场比赛，她总是忘不了1982年4月她第一次作为国家队队员到美国打比赛的那一回，当时老队员张容芳腰部受伤，“天安门城墙”周晓兰患了急性阑尾炎，老大姐曹慧英也已伤痕累累，教练果断启用她上场，她毫无惧色，频频扣杀，竟敢与人高马大的海曼一试高低。整个访美比赛，海曼扣杀105次，姜英扣杀102次，好不潇洒。连美国教练塞林格都为之震惊，认为她是一只不可轻视的小老虎。后来她曾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往那个位置上一站，我就来了劲，不能当“窝囊废”，不能给咱中国人丢脸。再说后面有老大姐们撑着，没什么可怕的。只管忘我地打，“忘我”是她的风格。拿过多少次冠军，她念念不忘的是两次世界锦标赛。也是1982年，她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第9届世界锦标赛，中国队拿了冠军，袁伟民把奖杯交给她说：“姜英，这个杯子以后由你负责保管。”当时的老队长曹慧英意味深长地说道：“这个杯子是我们一起拿到的，下一届你一定要把它拿回来。”袁伟民激将说：“她还不一定能不能再来拿呢。”老队长和老教练的话，让姜英整整记了四年，拼了四年。虽然四年间，她和队友们一起拿下了第23届奥运会的冠军，第4届世界杯赛的冠军，但是，四年来她没有一天不在心里重复这样一个信念：我一定要参加第10届世界锦标赛。终于，四年后，作为主力队员，她把老队长的希望变成了现实，抱着被她保管过的奖杯，她流下一行行热泪。至今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她都会激动不已，她说：“我问心无愧，因为我尽到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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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成名就时，她也曾想到过应该激流勇退。她深知如果说几年前她因身材、弹跳等条件不够好，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有所收获的话，那么未来的路将更难跋涉。几多征战，她的身体已近崩溃，长年发着低烧，有时数日高烧，每天靠两针“庆大”、两针“安痛定”维持训练；腿部严重损伤，有时无法起跳，有时根本无法移动，常常走着走着就“定格”。她比谁都清楚虽然自己不过20多岁，本钱却快拼完了。可是，在1987年女排“大换血”时，她又毅然选择了留。她告诉我，摔打与磨炼使我走向成熟，在整个队伍面临困难的时候，我有责任去打第24届奥运会，这样选择是成熟的。是啊，她一天天成熟起来，虽然第24届奥运会是那样不近人情地打碎了她希望的世界，但是，她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