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行为的理性维度 新媒体新闻传播特点

　　【摘要】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传播者，面对公共意识空前提高的大众，新媒体为他们构建了一个表达观点、宣泄情绪的传播平台。但信息传播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碎片化、情绪表达失控等问题。浩如烟海的信息如果不能经过理性沉淀，势必影响事实的真实与客观。本文重提“小悦悦事件”，从新闻报道、舆论导向和新闻传播三方面来探讨如何把握新闻传播行为的理性维度。
　　【关键词】新媒体；传播；理性；“小悦悦事件”
　　作为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之一、广东省十大网络舆情焦点之一的“小悦悦事件”即将过去一周年。它在2011年引发的社会舆论，对激发民众道德反思影响巨大，对“公民社会”建设具有话语意义。
　　但是今天我们回头审视这一媒体事件，不难发现，人们对“小悦悦事件”本身的关注掩盖了新闻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的诸多失范之处，不管是在新闻报道层面、舆论引导层面还是把握新闻传播的平衡方面，一些媒体都没有把握好新闻传播的理性维度。
　　新闻报道的取向：故事性原则还是事件性原则？
　　新媒体时代，“人们更愿意从无数的碎片中去拼接对世界的理解，或者干脆放任这种拼接的存在而不去进行整合，完全理解全文和语境的动机在逐渐没落”[1]，正是受众特征的变化，使得新闻报道对新闻事件整体的解读和片段的截取上更需要客观公正，在“重构情境”上要与新闻事实的本来面貌保持高度一致。新闻报道事件性原则的核心在于把握事实的真实并展开客观、平衡的播报，故事性原则的核心是重视情节结构和叙事张力，强调传播冲击力。近年来，在学界业界注重新闻报道的可看性并大力倡导故事化叙事之后，很多新闻报道舍本逐末，在新闻报道中，过度追求新闻的戏剧性和轰动性效应。南方电视台《第一时间》对“小悦悦事件”的首家报道就偏向故事性原则：两辆汽车先后碾压小悦悦并逃逸，18个路人先后经过小悦悦身旁“见死不救”，拾废品的陈阿婆热心相救。2个司机和18个路人的“冷血”和陈阿婆的挺身而出之间构成了数字、身份、人性三组强烈的对比张力，因此具有一般故事化叙事策略所具有的叙事冲击力。但是这则报道在客观、平衡方面存在如下瑕疵：
　　新闻素材的画面客观真实问题。新闻素材全部来自事发地一家商户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录制的一段长达7分钟左右的视频。这个监控摄像头的光学性能如何？许多摄像头具有很高的灵敏度，有没有可能因为摄像头的性能导致拍摄到画面与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场环境有差异？记者必须实地考察事发地的光照环境和当时下大雨的气候环境，才能合理推断18个路人是否看清了受伤倒地的小悦悦，当然还要适当考虑小悦悦深色上衣和红色裤子的着装以及受伤流血的情况。但是这些实证工作，南方电视台记者都没有做，就直接以监控画面报道，难免有失客观。
　　新闻采访的平衡问题。所谓“新闻平衡”，就是“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从《第一时间》新闻视频我们看到，路人大多为商城的经营户和员工，在新闻报道中，这些路人被称为新闻当事人，在新闻播出之前，去寻访这些新闻当事人难度不大，但是记者却没有给这些新闻当事人说话的机会。只有依靠监控录像的视频画面来认定的事实，没有多元声音的表达，没有不同意见的交流和交锋，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新闻能避免主观倾向对事件还原的影响，能揭开事件的真相。即使揭开了事件的真相，也存在对新闻当事人的不尊重，违背了新闻的平衡性原则。
　　传达严肃意义需要严肃的内容。新闻报道不同于故事叙事，要坚守忠于事件真相的审慎态度，必须从新闻事件的人、事、物、细节等诸多方面还原真实、靠近真相，靠理性把握新闻的平衡，不能如同监控摄像头一样站在一个高高的点上，远距离俯视事件，再抽象出故事元素，进行夸张叙事和居高临下的道德评判。
　　舆论导向的重点：个体诛伐还是社会引导？
　　大众传媒具有环境监视功能，可以表达自己的言论，但是这种选择和传播、这种表达必须超越社会舆论的高度。“小悦悦事件”的社会舆论迅速掀起了一场针对“18个路人冷漠”的社会大批判，社会各界包括广东地方政治层面都卷入到了这一舆论激荡中。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许多媒体在18个路人已被贴上冷漠标签以后还到处****他们并上门质询他们，将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曝光，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个体诛伐，比如对主动站出来说明自己没看到小悦悦的“绿衣男”反复上门采访和怀疑，对那对母女路人的上门采访及道德诘问，都明显伤害了当事人的尊严，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秩序，试想媒体采访行为让路人中的小女孩置于舆论聚光灯下，她不会受到身心伤害并因此留下阴影吗？媒体舆论不能将批判对象——人格中道德属性这一抽象概念置换成具体的路人本身，尤其是他们的人格尊严。而“小悦悦事件”中媒体所表现出的这种个体诛伐，对私人领域过度逼视和肆无忌惮的僭越，缺乏对普通生命的尊重，造成道德名义下的伤害。
　　回顾近年来的许多媒体热点事件，舆论导向对个体诛伐的例子很多，药家鑫案中新闻媒体给药添上富二代的身份标签，进而对药家鑫家庭背景这一私人空间进行无根据的猜测，“药家鑫案件”变成了“药家鑫事件”，让这个涉及大学生道德教育和社会认知等舆论议题的案件异化为社会贫富差距的拉锯式讨论，难免会伤害到新闻当事人。酒后驾车的李启铭交通肇事时喊出的一句“我爸是李刚”，便把李刚搅进了舆论漩涡，众多媒体把李刚符号化，有没有思量这种个体诛伐对那个现实生活中的李刚造成的伤害？新闻报道要严格界定公共信息和个人信息的区别，对个体生命的尊重首先要从规避对个体生命的伤害开始。
　　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协调功能，其舆论导向必须在事实讨论而非传闻猜测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社会引导效应，让社会舆论良性发展，让舆论指涉的各方获得心悦诚服的教育并不受到无端伤害，社会情绪才会得到正确疏导，因此产生的社会行为选择才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新闻传播的平衡：情绪共鸣还是理性共鸣？
　　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传播特征，才能确立准确的新闻传播范式。今天我们处在图像新兴的媒介融合时代，图像阅读的形象性让我们日益习惯形象思维而缺乏严密的抽象思考，受众有“眼见为实”的习惯定式却没有对图像片段性、瞬间性特征的审慎态度；网络及其他新兴媒体所提供的信息的汪洋大海更让我们受制于浅层文字阅读，又无法阻止自由观点的肆意表达，“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猜想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令舆论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2]，新闻媒介作为一种话语结构，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理解事物，因此，确立一种理性的传播范式能更好地完成这种指导，要在新闻传播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理性共鸣。
　　慎情。新闻的情感必须以理性为前提，是在理性共鸣基础上形成情感共鸣，非理性的情感表达，甚至咆哮式的情绪倾泻都是一种不恰当的修辞。“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媒体一片批判之声，湖南经视《钟山说事》栏目的主持人钟山竟然说出了“冬天来了，觉得凉了，钟山我始终陷入一种悲伤痛楚的情绪”，小标题打着《为良心招魂》、《会疼吗，会痛吗，会哭吗，会流泪吗，会伤心吗，会绝望吗？》，整个节目充满了个人情绪的宣泄和爆发，《钟山说事》作为一档新闻评论节目，以其犀利的点评、敢爱敢恨的特色让观众拍手叫好，钟山也被赞为“最有血性的民生时政主持人”。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不是个人非理性情绪的“大喇叭”，不得体的宣泄就会造成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破坏。
　　慎疑。“小悦悦事件”没有现场从头至尾的亲历者，事后也无法收集权威证据证明18个路人都“冷漠”，因此对媒体下的论断“18个路人冷漠和冷血”，缺乏有效依据。与18个路人相比，我们更不能忘记有那么多爱心人士热心捐款关心帮助小悦悦父母。脚踏实地的批判精神已经被庸俗的猜疑替代，我们常常陷入非理性报道的泥潭怪圈，点滴的新闻表象不能成为价值判断的依据，不要把民意观点中的噪音送进观众的耳朵，更不要助长极端的个人主义观点进入公众视野，毕竟，社会进步需要建设的批判而不是破坏的批判，所以在新闻报道上一定要谨慎怀疑。
　　在民众越来越参与社会管理的新媒体时代，培养严肃而专注的受众，为受众营造理性共鸣的信息传播场，勿将暴戾、怨气、冷漠和伤害施于他人，只有培养严肃理性的社会批判氛围，推崇正常理性和良知，树立新闻传播的理性范式，坚守自己的理性维度，才能让新闻传媒成为推动社会文明向前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孟伟.新媒体时代社会理性精神的重建——以广播声音传播为例[J].现代传播，2011（8）.
　　[2] 人民日报社论：媒体过分渲染腐败加剧公众焦虑情绪[N].人民日报，2012-03-01.
　　（作者单位：怀化学院教育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