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中国青年》的的思念]那一曲思念长留

　　您没有子女，却拥有一代在您的爱心哺育下成长并深深爱戴着您的中国青年；　　您没有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终身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您一无所求，却以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洁品行赢得了人世间最珍贵最真挚的感情。
　　敬爱的邓妈妈，您就要上路了。尽管我们知道您生前已经留下“不要搞遗体告别”的遗言，但是，我们又怎么舍得让您孑然一身悄悄地离我们而去呢？于是，十里长街，八宝山下，聚集起成千上万的为您送行的人流。“敬爱的邓大姐，让我们再看您一眼，亲爱的邓妈妈，让我们送上您一程。”听着这声泪俱下撕心裂肺的声声呼唤，邓妈妈，您一定不再忍心责怪大家伙儿的这一片心意，是不是？
　　敬爱的邓妈妈，您就要上路了。您可知道，这些天来，我们《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几代新老编辑心情有多悲伤。回想起您生前对《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们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和教诲，往事历历在目，于是，我们情不自禁提起手中这枝沉重的笔，写下我们永远的思念和永恒的记忆，让它在远去的路上陪伴着您，为您孤独的旅程带上一份永远年轻的慰藉。
　　您还记得30多年前走进西华厅向您约稿的那位年轻的女编辑吗？她叫黎勤，虽然如今她已满头白发，不再年轻，但是回想起30多年前的情景，她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忆犹新：
　　那是1959年的夏天，在举国迎接国庆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中国青年》邀请老一辈革命家专门为青年们写点什么。大概是8月下旬的一天，邓大姐的秘书张元同志打来电话，说大姐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要我们去，采取一个谈话的方式来完成这篇写给青年们的文章。我和赵举贤同志荣幸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记得那一天，天气有点热，邓大姐早在门口等候。她热情地把我们让进西华厅的客厅，首先向我们问起的第一句话是：“陈琏同志现在怎么样？”陈琏是国民党高级官员陈布雷的女儿，她很早就背叛家庭，参加了革命。1939年1月，国共合作出现裂痕，邓大姐当时在重庆，陈琏也在重庆读书，她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准备去延安，邓大姐听说后接见了她，并勉励她说，什么地方都是革命，你留在大后方，利用你的家庭背景更能发挥作用。陈琏听了大姐的话，毅然考取了西南联大，留在了白区。时隔20年，大姐仍然如此关心和牵挂着陈琏。我们如实地告诉大姐陈琏同志现在共青团中央担任少年部长工作。随后大姐挨个问我们的情况，年龄多大了，工作是否顺心，结没结婚，爱人体贴不体贴。当问到赵举贤时，我插嘴说，他可是位模范丈夫，我们社里的同志都投他的票，大家开心地笑了，大姐也笑了：“当个模范丈夫好啊！”屋子里的气氛轻松而愉快。
　　后来谈话转入正题。关于要写的文章，大姐已亲笔拟写出一个600字的提纲，回到编辑部，我很快根据大姐的提纲和谈话把文章整理出来，再次送给大姐。
　　9月初的一个上午一上班，张元同志来电话通知我们9：30分到大姐处，说大姐要和我们商量这篇文章的修改意见。我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西华厅，大姐将文中修改过的地方一一不漏地征求我的意见，她不停地问：“黎勤同志，你看这样改怎么样？”谦和的神态令我终身难忘。
　　10点多钟，突然听到大姐轻声地对我说：“总理来了。”我一下转过身去，看见总理正从里屋往外走，我猛地跳起来，三步两步跑到总理跟前，紧紧握着总理的左手，高兴得竟然说不出话来。倒是总理十分风趣地对我说：“你们约稿约到我家里来了！”我对总理说：“我们也向总理约稿了，请总理为我们题词。”总理和蔼地点点头：“约稿信我已经看到了，你们先拟几条供我参考，好不好？”想不到总理这么痛快地就答应了我们的请求，这意外的收获使我欣喜若狂，我搓着双手，望着总理的身影在门外消失。这时邓大姐告诉我：“恩来总是每天早晨四、五点钟才睡下，九、十点钟起床，他太劳累了。中央交给我一个任务，照顾总理的休息，因此，我说话他还是听一点的。”一想到周总理日理万机中还依然把青年们的要求这样放在心上，我深深地感受到党对青年一代寄予着怎样的厚望和期待，党和青年的联系有多密切，我也因此而懂得了自己工作的份量。
　　时针指到11：30分，一份几千字的稿子密密麻麻修改了几十处，我该向大姐告辞了。这时大姐叫工作人员拿来一个纸盒，里面装着一个金头发蓝眼睛会出声会眨眼的洋娃娃，大姐亲切地告诉我：“这是胡志明主席访苏时，一个少先队员代表全苏少年儿童送给胡志明伯伯的。胡志明主席路过北京时说我是做妇女工作的，妇女工作和少年儿童工作是分不开的，因此，他把苏联少先队员的一片心意转送给我。而你们是做青年工作的，妇女、儿童和青年工作同样是融为一体的，今天，我就把苏联儿童、胡志明主席和我的一片心意送给你们，希望你们把青年工作越做越好。”
　　那一天，我真是觉得太幸福了。我骑着自行车飞快地赶回编辑部，我要尽快让每一个同志都分享到这一份幸福。
　　后来，那篇文章又几经邓大姐修改直到她觉得十分满意才发表。大姐给文章的题目起名为《庆祝伟大国庆十周年对青年们的祝贺和希望》，并且亲笔写了4条题目，让我们选择。大姐还给我写来亲笔信：“黎勤同志：送上我最后校改的稿子。你们付排后请注意校对下为好。我写的文章和签名，现写了几个送给你们选用。但我都不满意，如果你们亦都不满意，那就不用为好，或只用一个签名罢。如何？由你们决定。专此，祝你晚上好！邓颖超1959.9.11晚。”这是邓大姐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次难忘的组稿经历，使我受益终身。
　　敬爱的邓妈妈，黎勤同志几番哽咽的诉说，您都听到了吧？您可知道，正是从那时起，《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全体同志就产生了一个共同的心愿，盼望着有一天，您和周总理能够亲临编辑部，大家能够亲耳聆听您和周总理的谆谆教诲。终于，有一天，这个愿望实现了。
　　那是1963年时逢《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之际，我们办了一个反映《中国青年》40年光荣革命历史的展览，周总理说要来看。那天晚上，大家盼着等着，8点钟过去了，总理没有来，我们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询问，总理还在开会；9点钟过去了，总理还没散会。一直到10点多钟，繁星夜色伴着总理的汽车驶进编辑部，大家一下子把总理围起来。周总理一边认真地看展览一边和同志们谈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在一个玻璃柜前，总理看到邓大姐写给黎勤同志的那封亲笔信时，情不自禁地说道：“大姐她联系群众比我强。”语气中带着一往情深。看完展览，总理来到楼下的舞厅，许多女同志都想和总理跳上一曲。这时总理看到编辑部的一位女同志一直在忙前忙后地张罗着，就主动走过去亲切地对她说：“你很忙，我跟你跳一个舞，好吗？”周总理做得多么细心多么周到啊，大家的心头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