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新困惑】关于困惑的电影

　　编者按不断有青年影迷给编辑部来信，表示对电影现状不满，又对许多影片“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的现象颇感迷惑。目前中国电影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电影的“叫好”和“叫座”是不是能统一起来？为此，我们邀请电影界的有关同志座谈了一次。他们各抒己见，尽管意见不相一致，但能给人以启发。现将他们的发言整理成短文，分两期发表。欢迎广大影迷继续关心我国电影事业，提出自己的见解。
　　要着重提高常规影片质量
　　北京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宣传科 阮援朝在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这种现象：评论界特别感兴趣的某些影片，票房价值却非常低。这是十分遗憾的，因为有的片子确实好。
　　人们看待一部影片的艺术结构往往分三个层次：浅表层、中层、核心层。实际情况表明，如果一部影片在浅表层上能够得到一般观众的认同，就有较高的票房价值，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有些电影创作人员陷入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好象如果我的影片在浅表层上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同，反而说明这个影片没有它的艺术价值了，这是没有深刻意识到观众审美观念的一个偏向。《野山》在浅表层上就能被观众接受。我国观众的欣赏习惯首先要求电影有一定情节，一个故事，首先要看得懂，这就是浅表层的东西。不管你造诣多么深，首先接触的就是浅表层的东西，没有这个就没有对中层或核心层的思索，也就不能体会到《野山》反映的农村畸型婚姻及由此而来的复杂心态在社会变革形势下所受的冲击这一深刻主题。所以要吸引观众，必须有浅表层认同这个基础，否则就会象青年来信中说的那样：“电影没劲！”现在，绝大多数影片既不能在浅表层上使观众愉悦，在中层深层又体现不出深刻的思想，三个层次都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造成了观众对目前电影现状的极为不满。所以，常规影片质量的提高是提高整个电影质量的关键，也是满足青年影迷的关键。
　　总而言之，要重视观众
　　中国电影发行发映公司 章柏青目前电影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种是叫好又叫座，一种是叫好不叫座，一种是不叫好偏叫座，还有就是不叫好不叫座。其中两种现象大家的认识比较统一，又叫好又叫座的电影，比如《高山下的花环》《人到中年》《人生》等等；不叫好不叫座的电影，比如《普通人家》《蓝天鸽哨》等。
　　探索性影片确实不叫座，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创作人员把这类影片称为“阳春白雪”，也有的人说要创作为下一个世纪的人看的电影。这种影片或许有，但到那时候拷贝也就烂掉了。现在拍一部电影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元，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有几个人搞搞实验性影片，象搞科学实验，是可以的，但整个创作指导思想是要多一些人看的。《黄土地》是一部成功的探索片，上海、广州组织了探索片影院，有一定的上座率，但有些影片离群众过于远，看不懂。几十万元拍了《猎场扎撒》，结果全国只订了一个拷贝，连内蒙古制片厂自己也不订。《盗马贼》全国只订了七个拷贝。有的导演功力不够，却觉得自己是在搞探索片，如《蓝天鸽哨》，自以为诗情画意，其实只是玩弄一些手法，故弄玄虚，整个影片很不协调，看了让人心里厌恶。过分地推崇探索片，把它作为中国电影艺术的学习榜样，是过分了。我提倡影片尽量吸收较多的观众来看，雅俗共赏。
　　不叫好偏叫座的影片应当引起重视。《峨嵋飞盗》1984年很轰动，300多个拷贝，上座率非常高。《三笑》，有的刊物不屑一评，只是在评别的影片时捎上一句“庸俗的《三笑》……”，但是在国内拥有上亿观众，有的卖不出票的电影还要搭上《三笑》。你不能说上亿观众都是平庸之辈吧？通俗片不一定平庸，通俗片观众很多。陈强陈佩斯演的《父与子》也没什么创新，但人人爱看，它是个闹剧，符合现在时代人们欣赏的心理需求。
　　总而言之，要重视观众。
　　叛逆观众是重视观众的变奏
　　国家计委办公室 王忠明电影的即时性与文学戏剧不一样，需要更多地重视观众。要解释的是重视观众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是要求电影生产者一味向观众靠拢还是叛逆观众？我以为叛逆观众是重视观众的变奏。
　　观众对大量平庸的电影不感兴趣，这倒应当作为一种喜庆的现象。当着各种各样影评会议没完没了地召开的时候，观众的电影审美观念已经在演变了。《大众电影》统计百花奖选票，《黄土地》排在第五位，说明观众在调试着自己的审美经验，而这跟电影创作者、青年导演的叛逆式创作是有关的，这也是处于前卫的探索者成绩不可抹煞的地方。
　　对于第五代导演对电影的作用，作为热门话题，讨论中有一定的误解。对电影整体声誉的威胁到底主要来自创新还是平庸？第五代导演的创新影片只占了电影的极少部分，有那么多的平庸片子不为人们所注意，而只占了极少部分的探索影片却受到过分的关注。人们对它的责难是“经济效益不高”“上座率不高”。这个责难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在经济改革的裹挟下，对商品经济的重视使我们同样地进一步承认了电影的商品性，必然要求它的票房价值。但是，当承认这一面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取代对艺术的追求吗？如果不讲艺术性，或以艺术性的牺牲来换取商品性，最终商品性也会受到贬损。因此，一定程度的艺术性与商品性的脱离应该看成是进步的现象。
　　另一个疑惑是：假如都去拍这样的影片，那中国的电影不就完了吗？发问者不明白这样的道理：这样的片子不是每个人都能拍的。《黄土地》非陈凯歌莫属，黄建中只能拍《良家妇女》。另一方面，《黄土地》对别的片子会产生影响，它提供了一个提前量，接着就有《孙中山》，有《黑炮事件》……所以从历史的角度，要肯定这样的作用。这个作用随着创作的深入越来越体现出它们的影响。这批导演的创作带有社会的性质，他们在改造观众，同时要相信他们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所以不要光要求导演向观众靠拢，也要引导观众向导演靠拢。
　　电影评论落后于电影创作
　　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 李文斌现在我国一年生产120部左右影片，好的和比较好的也就是30部左右。去年已经通过的90来部片子中有16部较好，占1/4左右，特差的占1/4弱，大量的是中间状态的片子。
　　在1986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曾发了一份材料，上面统计了从1983年1月至1985年6月在全国放映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较好的10部影片，它们是《高山下的花环》《人到中年》《风雨下钟山》（上下集）《四渡赤水》（上下集）《咱们的牛百岁》《快乐的单身汉》《不该发生的故事》《大桥下面》《雷雨》《邮缘》；还有10部思想艺术质量不高，经济效益也低的影片：《水镇丝情》《万家春》《父女情》《木屋》《杏花村》《蓝天鸽哨》《熊猫历险记》《十三号地区》《普通人家》《四姑娘》。其中最好的影片与最差的影片在观众人次与发行收入上相差十分悬殊。《高山下的花环》放映7个月时观众人次已达17398万，收入1503万元，而《四姑娘》在一年半的放映时间内观众人次仅达104万，收入7万元。
　　观众对“没劲”的影片深感焦虑。电影评论界应该做点什么呢？电影评论历来落后于电影创作，业余影评又比专业走在前边。问题出在：①总体讲评论工作做得不够，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好电影的评论上面，而对大量的中间层次的影片，报刊几乎没有篇幅给评论家发表文章；②专业影评有脱离实际，脱离观众欣赏眼光的倾向；③对第五代导演该如何估价？用年龄笼统地确定“代”是否科学？不管第五代导演拍什么片，一律捧场是不可取的。张军钊拍《一个与八个》获得一致好评，后来又拍《孤独的谋杀者》就不能令人容忍。评论界有不实事求是的地方，对《盗马贼》给予了许多不恰当的评论，这无论对导演还是对这两部作品都没有好处；④评论应该更新观念。年轻的业余影评家王忠明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论平庸》，注入了许多新的思想、新的观念，虽然里面的观点我未必能接受，但他的做法我很赞赏。不过有一点，有些影评写得过于深涩，写了过多的概念化的东西，有些缺乏说明力，过于武断。
　　我特别希望《中国青年》能多反映青年观众的议论，尖锐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也希望青年影评同人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