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来的时候:一什么船

　　深秋。夜半。一点钟。月亮高挂在天空。　　港务监督员高金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他说大沽口外来了一只外国船，他要“出海”监督船只进港。邀我参观他们检查外国船只的情形。
　　我们迎着深秋的凉风，在月光下向一号码头疾行。
　　一号码头的前面，停泊着一艘小火轮，它那高高的桅杆上已挂起了明灯，这是港口检查机关“出海”执行任务的证明。当我们将要跳上小火轮的时候，边防检查站的武装人员来了，交通检疫站的医生来了，负责海关工作的关员也来了……高金声向我一一介绍，他说他们合在一起，叫做“联合检查站”，是守候在祖国门前实际掌握钥匙的人。
　　我们一起跳上小火轮，离开一号码头，静悄悄地“出海”了。
　　渤海湾的夜，真是别有一番美景。岸上的红灯、绿灯和黄灯，跟天空的月亮一起倒映在海中，随着翻卷的水波颤动。两旁的海面上，不时地钻跳出亮晶晶的灯，像神话故事里的“鬼火”，忽闪忽闪地眨着眼睛。高金声告我说，这是航道里的“标志灯”，在给航行者指示里程和航程。顺着小火轮前进的方向看上，老远老远的地方，有一盏不熄灭的灯，孤伶地挂在半天空。原来那里有一只船，人们叫它“大灯船”。它成年成月地站在那里，它就是灯塔，给航海者照耀着前进的方向。“大灯船”那里，又是港里和港外的分界线，到天津港区来的大小船只，必须首先在分界线上抛锚、立定，等“联合捡查站”的人检查以后，通过引水员的导引，才能进港靠岸。
　　我们乘坐的小火轮，划破夜静的海面，直朝“大灯船”驶去。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到了分界线。可是那只外国船误了点。我们不得不在夜色苍茫的海面上抛锚。直到天麻麻亮，小火轮上的船员，才从望远镜里看见远远来了一只船。
　　我们的小火轮，用汽笛向对方发出“鸣——”的一声吼叫。外国船立即抛锚、立定了。原来这是一只英国船。它已经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把他们本国的国旗移到了船尾，把我国的五星红旗插在船头的高高的桅杆上了。小火轮和英国船靠在一起，英国船上的船员放下了“软梯”，这是为了迎接“联合检查站”的人们上船的。这时侯，交通检疫站的医生孙宏麟，背着他那镶有红“十”字的皮包，首先攀登了上去。他检查了船员们的健康情况，证实船
　　（图片见原版面）
　　上的人确无传染性的疾病。他说从医学卫生观点来看，这只船可以进港靠岸。“联合检查站”的人也可以上船。这时，边防检查站的王凤仪和赵玉林，带着两名战士上船了；海关关员王士栋和王长生上船了；我和高金声也上船了。王凤仪坐在船长办公桌的正座上，他按一般国际常规，查问了船只设备、船只姓名、年龄和国籍。他拿着船长交给他的各种单据，在英国船员的陪同下，查看并封闭了船上的电台、雷达、水深测量器、望远镜、照像机、信号枪……以及其他一切足以探知航道秘密和港口设备的科学仪器。两位海关关员，也照一般国际惯例，检查了货物品种和船舱，封闭了船上的外币、金库和其他能够拿到陆地上出卖的东西。高金声查看了海图，又询问了船只航行的路线，他给这只船办理了进港手续……当“联合检查站”的人们做完了他所应做的一切之后，王风仪向船长提出两个问题：
　　“在进行船员点名的时候，”王凤仪说：“船长没有按着我们的通知把船员集合起来，而是随点随来。这就使我们难以点清船上的实有人数。同时，也延长了你们在此停留的时间。其次，船长交给我的船员名单，有好几个人的编号和执照上的编号不相符。”王凤仪停丁一下，像是给对方一个考虑的机会。但他接着又说：“因为你这只船头一次来我们塘沽新港，我们原谅你的过错。希望你下次来时注意。”
　　船长点了点头，说：“下次一定注意。”
　　……所有这些，本来是一个国家的船只，到另一个国家港口所必须经过的手续。我在这里特别记录下来，是因为过去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权力。过去，我们的海关一直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进出祖国大门的钥匙全都掌握在强盗手里。因此当我看见王凤仪和他的伙伴们，坐在船长办公桌前，听取船长报告的时侯，当王凤仪严肃地指卖船长过错的时候，当他用那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边防检查站”红印的封条、封住这只船的眼晴、耳朵和鼻孔的时候……我感到光荣，我感到骄傲，我不能不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而自豪。
　　这时候，港口里面又开来一艘小火轮。它直朝着这只船来了。人们说了一声“引水员来了”，就一起跑到甲板上去。船长穿起他的礼服，也出来了。
　　小火轮靠在这只船的旁边，船舱里走出一个英俊、漂亮的中年人，他身上穿着深蓝色的卡机呢制服，外面套着一件整齐适体的黑大衣，右肩膀上斜挂着望远镜，像战场上的指挥者一样，他敏捷地攀上大船，兴冲冲地跑到船长房间里。他名叫彭树道，是专为导引这只船进港而来的。他询问了船只性能、构造、吃水深度……，他架起他的望远镜，看了看港内潮水位标志牌上的记号，又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他向船长命令着：
　　“十一点半起锚，进港——”
　　所有的船员都在他的命令下忙碌起来了……。
　　彭树道走上舵楼，站在只有船长才能站立的位置上。现在，他就是权威，他就是主宰，所有的人都要听从他的指挥。当他两手架着那副望远镜，命令舵手：“开慢车……慢车……开快车……”的时候，我立即想起头几天一位引水员给我讲过的故事。
　　那三位引水员，一个叫施学良， 一个叫张克荣，另一个叫王广国。他们说，引水权是国家主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内他有保护国家航道机密的责任，对外有使外轮安全进出港口的义务。引水员本是守候在祖国门前的哨兵之一。但在以往的七、八十年之间，天津港区的引水工作，跟全国其他港口一样，完全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从前天津有个“大沽引水公司”，是由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引水员组成的，然而，名义上却硬说是私人开办的，实际上，他们是拿着中国领海做买卖的盗贼机关。多年以来，他们根本不让中国人当引水员。塘沽附近的海河旁边，还有一个“引水村”，那里盖着一幢幢的洋楼，每一幢楼里住着一个外国引水员。他们不准中国人进出那个村庄。那个“引水村”，实际上就是侵略中国陆地的跳板。王庆国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就是一个名叫林伯的德国引水员，把外国军舰引进北塘河口登陆的。张克荣还记得一九三七年七月，两个日本引水员是如何把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军舰引进渤海湾，又如何把军舰停泊在西厂村附近及大沽口南北炮台之间。他说他的伙伴们，都能记起日本法西斯发炮的时刻和地点。过去的引水公司，战时是侵略我国领土的尖兵，平时是走私偷盗、进行经济掠夺的帮凶。我国的海员和爱国人士，曾经不止一次地掀起“海关自主”、“收回引水权”的斗争。一九四五年，我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以后，张克荣、王广国跟其他一些海员们，还组成“冀鲁区引水公会”。他们天真地以为中国胜利了，引水权可以收回了，帝国主义分子组织的“大沽引水公司”可以赶跑了。就这样，张克荣坐着小火轮，第一次“出海”引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