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放下架子来] 放下架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这个道理看来也并不太难懂得。但是，懂得这个道理是一回事，是不是老老实实地实行又是一回事。我刚下乡时，在这个问题上就碰过壁，碰了几下，头脑就比较清醒了。那时候，我下过决心要当群众的小学生，说实话，我也不是存心要摆知识分子的架子，可是，这个臭架子就是放不下来。
　　记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生产队开会时，大多数贫农、下中农都很积极，可是却有一户老贫农马振汝大爷和他的老伴马大娘始终不来参加。起初，我想去请他来开会，几个青年社员说：“别费事了，大轿也抬不来。”我当时也不愿意问问是什么原因，只是想：“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城里来的干部，你们大轿抬不来，我用道理可以抬来。”于是我抱着帮助“落后群众”的心情，准备了一套大道理，就动身到马大爷家里去。一进门，我劈头就向他发表了一大篇演说。可是马大爷呢，口含着小烟斗，叭嗒叭嗒地只顾抽他的烟，始终一声不哼。我问得紧，他才把烟斗拿下来，无可奈何地说一声：“开会不顶事！”这时，我分明听见马大娘在旁边轻轻地说：“人家是城里来的……”但是马大爷仍然没有什么表示。这以后彼此沉默了好久，马大娘见气氛不对，连忙跟我解释说：“刘同志，俺是想，开会白耽误功夫，家里忙着哩。”我亲自来动员他们也没有成功，心里实在很不高兴，只好失望地走了出来。
　　碰了这个钉子，原因到底是什么？除了情况了解不够外，我想，主要是由于自己没有真正放下架子来，觉得他们不在话下，自己只要亲自一说，人家就会依从，实际上是没有一点谦虚精神。现在我才懂得，原来我这副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并不是一时可以打垮的。我们读书的时候，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不知不觉地就搭起了这个脱离劳动人民的臭架子，搭了十几年工夫，真不是那么容易放得下来的。放下这个架子，这正是我思想变化的过程，也是我端正态度的开始。
　　那天，我碰了钉子以后，心里很不舒服，埋怨马大爷是个“落后分子”：“开会是你自己的事，我来请你还不行。”越想越生气，架子也就越来越大。后来，反躬自问：“是不是自己也有些不对的地方呢？”这样一想，心里开始不安起来。我好像听到毛主席在批评我：“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想到这段话，心扑扑地跳，真是马大爷落后吗？不是。毛主席批评得对，是我没有放下架子。我当时参加了工作，只记得自己是个干部，是来教育农民的“先生”，却忘记了自己首先应该当群众的小学生。
　　后来我又认真地想了想，为什么自己架子放不下呢？找了找原因，但还是不清楚。正好第二天晚上，老贫农胡秀云大娘到我们房东那里串门，那时，我问胡大娘：“马振汝大爷是不是跟贫农、下中农一个心眼？”大娘说：“他跟俺都是苦水里泡出来的，哪有两样心！”大娘这一句话落在我的心坎里，我震惊了一下。接着她又讲起马大娘的一件事：去年有一次开干部会，有人挑唆马大娘到会上去“整”一下队长，大娘到会以后，那位贫农队长检查了错误，而且回忆了过去的苦，谈了自己讨饭时被地主的狗咬伤的往事。这些往事立刻触动了马大娘的心，她过去也要过饭，受过地主的欺负，因此，一听到队长说到地主的时候，她顿时气得脸发白了，队长流泪时，她也不禁跟着落起泪来。会上，她一句话也没讲。会后，她找到那个挑唆她去提意见的人说：“俺跟队长是同根树，同畦田里的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他有错改了，咱可得一个心眼对地主，要不，地主他们像铁弹子，咱们像散沙，还不毁了？”听了这件事，我很感动，也很惭愧，马大娘一家确实并不是自己所想的“落后”群众。
　　这以后我想，为什么自己有这样的错觉呢？为什么胡秀云大娘会说他们“没有两样心”，而我却认为他们“落后”呢？为什么我的感情会跟她们的感情不一样呢？后来，还是胡秀云大娘告诉我：“他要知道你真的是跟咱贫农、下中农坐一条板凳的人，他什么都会告诉你的！”大娘这一句话把我点醒了，我那时才明白：原来我们对群众的态度问题实际上是个立场问题，
　　我所以不能完全放下架子，甚至抱怨他们“落后”，正是由于自己还没有和贫农、下中农坐一条板凳，自己的屁股还没有真正转到贫农、下中农这方面来。要是真的立场彻底解决了，就自然而然会具有贫农、下中农的阶级感情，就自然而然能和他们心贴着心，就自然而然能跟他们找到共同的语言，听到他们对自己讲知心话。立场真正解决了，我就会时刻记住自己的工作是为贫农、下中农服务的。既然是为贫农、下中农服务，那么在他们面前哪还有放不下的架子呢？我放不下架子，正是因为立足点还没解决。所以我说，态度问题，是立足点的问题，立足点站稳了，态度就会好的。
　　毛主席的思想教育了我，贫农、下中农的阶级感情教育了我，我态度也开始变了。在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养成的臭架子，只要有决心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拆，用阶级感情拆，这个臭架子是可以拆下来的。
　　这以后我再到马振汝大爷家去时，心情就不同了，总感到在这一家里有着好贫农，他们是我所依靠的人，是我们干革命的根子，是我们的老师。因此一踏进门，心里热呼呼的，像小时刚放学回家一样。我的感情变化了，他们也很快就感觉得出来，对我也开始接近了。有一回，我刚坐上他的炕头，马振汝大爷就把自己用的烟斗在炕桌上磕了一磕，装满了一撮烟叶，递给了我。我原不会抽烟，但还是接了过来，叭嗒叭嗒地抽了几下。他们见我烟嘴也没擦一擦，就放在口里抽，就感到我是自己人，显得十分亲切。
　　从此，在工作中，我经常检查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八个字。那时候，我记住一条，有利于贫农、下中农的话，我就大声讲。但更重要的是，有利于贫农、下中农的事，我就默默地埋头地干，做的时候，也不故意声张。特别是我答应他们做的事，总要认真做好；做不成，就老老实实地跟他们交代一下。我还注意工作中，多去请教他们。像马振汝大爷，我不清楚的事去问他，他挺乐意讲，向他了解村里情况，他无不详细回答。他讲时，我就毕恭毕敬地记，有时一个小细节听不清楚，他也不厌其烦地再三重复，一直到我明白为止。笔记记好了，重要的还念给他听，问他有没有差错，他也认真地一一指出。毛主席说：“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真的，我们做好做不好，眼睛朝天看还是朝地看，我们是真心替他们办事还是半心半意替他们办事，他们全看得清清楚楚。我对马大爷态度变了，马大爷对我的态度也不一样了。有一天下午，马大爷的小儿子找了我三次，要我晚上到他家去一下。那天晚上，我还没走进门，大爷大娘就很热情地招呼我。进了门，才看到屋里亮堂堂的，桌上点着两盏刚刚擦得发亮的罩灯，炕上整理得整整齐齐，炕前摆了个凳子，是准备让我坐的。那时，我很奇怪，正要问，大娘已经把一张白纸放在炕桌上，大爷在一旁微笑。我问大娘：“写什么？”大娘郑重地说：“参加贫农、下中农组织，给我写写申请书！”听大娘这一说，我高兴得呆呆地望着他们两个，半天说不出话。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问大爷：“大爷，我们先写申请理由，你说：为什么要加入贫农、下中农组织？”大爷心里很不平静，手里的烟斗直抖，划了两根火柴也没把烟点着；片刻，他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共产党好，我要永远跟党走，跟毛主席走，没有党没有毛主席，咱是地主脚下踩的人，做梦也梦不到今天的好日子。可是地主富农见咱的日子眼红，想日头能再往他们门边过，咱们贫农、下中农，没个组织怎行？咱贫农、下中农要永远拧在一起，保住公社，保住胜利果实，革命到底。”大爷声音颤抖着，因为他正在说着几亿贫农、下中农心里的话，正在念着他一生道路的总结。这些话里注满着大爷的酸甜苦辣，注满着对党对毛主席的信任和热爱。我用颤抖的笔杆，饱蘸阶级的深情，把大爷的话写在申请书上，也记在我的心里。那一天，我想起很多道理，而其中有一条：“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工作。”
　　我和马大爷马大娘的关系在一年的锻炼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我和马大爷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我和其他群众也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对于我来说，这个过程是从摆架子到放架子，是从不爱他们到热爱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我们下乡参加工作，对群众的态度是个关键，是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