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集注》篇目选择分析 经典诵读篇目

　　摘要：朱熹《楚辞集注》的篇目选择与注释特色：《集注》以儒家经典规范楚辞，以《辩证》评议楚辞，以《后语》补充楚辞，形成了以情感内涵、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为标准的取舍原则；注释仿《诗集传》之例，“以义裁之”。
　　关键词：《楚辞集注》；楚辞学；义理
　　《楚辞集注》的篇目选择及注释体例，显示了注释者对楚辞的整体认识与把握，也显示了不同的时代特色及注释个性。可以较为直观地了解中国楚辞学发展的历史，了解南宋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楚辞研究概况。
　　《楚辞集注》由《集注》（八卷）、《辩证》（两卷）、《后语》（六卷）共同构成，三部分内容各异，互为补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朱熹的楚辞观。在朱注未出之前，世行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十七卷本，是王逸在刘向缉本基础上，增加注释并附以己作构成的。至北宋晁补之，对王逸注本进行了编次，删去了其作品《九思》，重新订为十六卷本。同时，又新编《续楚辞》二十卷，作品六十篇；《变离骚》二十卷，作品九十六篇。朱熹认为此两书“凡词之如骚者已略备矣”。 在王逸《楚辞章句》旧有篇目的基础上，朱熹继晁氏删去《九思》后，又删去了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三篇，将其新增入的贾谊《弔屈原赋》、《服赋》则予保留，由此构成了《集注》（八卷）部分。
　　在朱子去此取彼、沉思提炼的选篇过程中，体现了他对楚辞的理解和取舍原则。对此，他在《楚辞后语?序》中说：
　　盖屈子者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继之者，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余韵，而宏衍钜丽之观、欢愉快适之语，宜不得而与焉。至论其等，则又必以无心而冥会者为贵，其或有是，则虽远且贱，犹将汲而进之。一有意于求似，则虽迫真如扬、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陶翁之词，晁氏以为中和之发，于此不类，特以其为古赋之流而取之，是也。
　　细绎上述文字可知，《楚辞集注》的选篇原则大致有以下三条：
　　一、在情感内涵上，注重真情流溢，无心冥会
　　朱子将屈赋情感定位于怨慕穷戚的自然流露，虽然不能全得屈子精神之真髓，但能知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亦可谓屈子之知音。他对删除王注中的四篇作品解释说：“虽为**，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由此可见，朱子选篇更重情感内容而不是艺术形式。按照这一原则，对晁氏新选的贾谊二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贾傅之词，于西京为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赋尤精，乃不见取，亦不可晓，故今并录以附焉。” 表现出对贾谊辞赋地位的高度推崇。又说“谊有经世之才，文章盖其余事，其奇伟卓绝，亦非司马相如辈所能仿佛。而扬雄之论，常高彼而下此，韩愈亦以马、扬厕于孟子、屈原之列，而无一言以及谊，余皆不能识其何说也。” 其意是谓，以贾谊高才，应该“厕于孟子、屈原之列”，不应只“以笔墨蹊径论其高下浅深”，认识到了贾谊与屈原相仿佛的思想感情，显示出朱子对屈子精神及屈赋情感内容的深刻把握。
　　“必以无心而冥会者为贵”，是朱子对屈赋抒情方式的独特把握，也是对屈子情感出于“不能自已之至意”的理解。如选录蔡琰《胡笳十八拍》是因“其哀怨发中，不能自已之言，要为贤于不病而呻吟者。”选录苏轼《服胡麻赋》，是因“有发于原之心，而其词气亦若有冥会者。”总之，选篇皆需自然天成，真味发溢，而非艰深雕琢，华巧以累正气。
　　二、在思想内涵上，强调指意深切，有补治道
　　这是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特别注重的原则，为此他也颇费经营。首先，以大义为标准，选取有补于世的文章。如荀子的《成相》篇，刘向、王逸皆因卿非屈原之徒，不予选录。朱子却将其列为《后语》的第一篇，因其“言奸臣蔽主擅权，驯致移国之祸，千古一辙，可为流涕。”又以其词托于楚而作，“有补于治道，故录以附焉”。基于这种义理标准，他批评司马相如“辞有余而理不足，长于颂美而短于规过”，由此可以看出朱子在选篇上对作品思想内涵的重视。其次，选录扬雄的《反离骚》做反面文章，达到“讽谏”、“规过”的目的。他说：“至于扬雄，则未有议其罪者，而余独以为是其失节，亦蔡琰之俦耳。然琰犹知愧而自讼，若雄则反讪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与琰比矣。今皆取之，岂不以夫琰之母子无绝道，而于雄则欲因《反骚》而著苏氏、洪氏之贬词，以明天下之大戒也。”扬雄因“失节”被朱子定为“屈原之罪人”，《反离骚》定为“《离骚》之谗贼”，反映了一个理学家的思想意识和情感倾向，但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屈子的高度认可与推崇。再次，直接选取理学家的文章，完成义理的阐发与构建，以求曲终奏雅。他说：“至于终篇，特著张夫子、吕舆叔之言，盖又以告夫游艺之及此者，使知学之有本而反求之，则文章有不足为者矣。” 朱子经过一番疏苦心的注疏与选编之后，又说“文章有不足为”，诚然固执而拘谨，但由此也能看出一位理学大师的用世之心和为文态度。
　　三、在艺术特色上，要求格调高古，托于楚声
　　《楚辞后语》中的某些作品，显示出他对这种艺术特色的偏爱。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晁氏以为“中和之发，于此不类”，朱熹却“以其古赋之流而取之”。并进一步发挥说：“抑以其自谓晋臣、耻事二姓而言，则其意亦不为不悲矣。” 即他认为陶氏之作在疏淡的外表下，却掩抑着难以言说的悲苦之情，故而具有屈赋之遗风。再如，他称赞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此文古妙，最近楚声。”班倢伃《自悼赋》“其词甚古，而侵寻于楚人，非特妇人女子之能言者。”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这一艺术特色的自觉追求与偏好。
　　总之，朱熹在选篇的过程中，以儒家义理作为取舍标准，强调作品要有思想价值，能够有补于世，但这种价值需来自作品的真情实感，“不能自已之至意”，而非无病之呻吟。在对义理取舍的过程中，又能注意作品的艺术特色，不忽视对形式美的追求。由此看出，朱子的这种编选是自觉而有意识的，是其理学家和文学家身份相互交融的结果。而且，从其入选作品的数量看，这三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