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谈律师“不正常解聘” 张思之律师

　　84岁的张思之是中国律师界活的传奇。 　　 他的个人经历与新中国法制史息息相关：1949年参与接管北平地方法院，1957年被打为右派，1979年出任**、**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小组负责人。1980年，他出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同时兼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1990年以来，张思之先后担任了一些重要案件的辩护律师。
　　他强调律师的专业性，曾说“如果从我的辩护词中挑出一句话是我错了，我都认输”。他更强调律师的责任心。在他看来，律师界现在最需要的是，看守自己的职业良心。坚守职业伦理，不独律师界，公检法机关亦应如此。
　　 2012年6月13日下午，在北京的寓所中，他与《财经》记者详谈对律师界处境的分析、对律师界未来的设想。恰逢屋外电闪雷鸣，屋内的张老激情澎湃，谈到兴处，手扣茶杯，嗡嗡作响。
　　
　　“不正常解聘”怎么办
　　 《财经》：你是否关注到最近的几起案件，包括吴英案、贵阳小河案等，都出现了律师被解聘的情况？
　　张思之：这样的做法极为恶劣。以种种不正常手段限制律师、排除律师，为的是限制律师介入诉讼。我曾接过四川甘孜一个案子，接受了家属委托。当时的法官态度非常好，告诉我怎么去，坐什么样的车，怎么找翻译人员等。我们商定了具体日期去甘孜看卷。但临出发之前，承办法官突然来电话，说在我们接受委托的前一天，被告人委托了另外两名律师，并且做完了一切律师应该做的工作，辩护词也提交了，我们不可以再去了。我坚持说我要按时出发，要见被告。结果，在我赶到甘孜之前，法院院长已经带队从成都到甘孜宣判去了。
　　有些法院想很多办法，甚至可以威胁当事人、指定律师。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很无奈。例如吴英案的两个律师，对吴英绝对是有利的，为她做无罪辩护，她没有任何理由去换人。但律师仅怀疑也不行，法院讲这是吴英自己提出的。你要求会见，法院可以不批准。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可以从立法上考虑，可以加一条，在这种情况下，要允许律师会见当事人，当面解除委托；其次，公检法应当有职业伦理，有职业良心，考虑公正执法；而现有状况下，律师除了抗议，无计可施。
　　
　　《财经》：在这些案子里，也出现了“律师团”现象，怎么看待他们这种互相支应？
　　张思之：近年来出现的“律师团”现象，我觉得有好有坏，要允许律师组织自己的力量为当事人服务。法律规定出庭最多两个人，那就只有两个人出庭，律师团不是非出庭不可。这种组织形式，无可厚非，尽管没有法律规定，但是对它的存在没有理由加以限制。
　　另外一个方面，我担心的是，有的律师利用这样一种组织形式来进行炒作，不是为了诉讼的需要，而是为了炒作的需要，组织庞大的队伍，造成某种声势，这是我不赞成的。甚至有的律师提出的问题不是从诉讼角度出发，而是法律之外的，这个就不好办了。
　　 我们要把敏感的问题纳入法治的轨道，这是正道。绝不是把法律问题泛政治化。
　　 作为一名律师，首先要考虑的，是从诉讼的角度给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是拿到一个案子之后，怎么有可能给这个案子扩大影响，给我个人带来某种意义。
　　
　　“李庄案”的影响
　　《财经》：在涉黑案件中，律师和法院等公权力机关冲突是否往往表现的更为严重？
　　张思之：涉黑的案子，是严打的一种延续，以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的，很难保证法治的进行。所谓“打黑”，无非是打击犯罪，既有刑法又有刑诉法，你按照法律办就完了。现在不是这样，也不仅在重庆。这样的打黑，打击了地方上的民众，地方利益集团从中受益，这个危害性太大了。我自己觉得，根本就不应有打黑这样的主题。有犯罪，我们惩罚，我们限制，依法办事就完了。
　　 但现在这种政法主导形式的运动，和法治是对立的。许多打黑的案子真的够不上涉黑。重庆打黑第一案，是赵长青接的黎强案，赵长青的辩护词非常精彩，但随即引发了反弹，律师和当地政府就起了冲突，影响了当地打黑的效率，有关方面要限制律师，其中最关键的是北京律师。这才有了李庄案。
　　
　　《财经》：李庄案对律师行业的影响确实非常大。
　　 张思之：李庄案给中国律师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我说的不是李庄个人，对个人我不评价。
　　 首先，律师被戴上紧箍咒，司法部进行警示教育、政治教育长达半年之久；第二，这个事情后，律师收费被指过高不合理，北京因此把律所的税率提高到大概15％，还出台了收费指引，限制律师收费，律师在经济上受到不公正待遇。本来大部分律师都只是处于温饱状态，哪有那么高的收费？第三，律师在社会上口碑原本不是太好，经过这场风波后，在社会上又给律师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第四，这个事情后，对律师的定位发生倒退，在政治上也开始对律师进行约束，不正常手段解聘律师的现象越来越多。
　　
　　要维护秩序也要革新
　　《财经》：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自身应该反省些什么呢？
　　张思之：有些事情难以避免，但律师里面的健康力量，要正视它，引导它。这不是从个人考虑，是从制度考虑的。律师行业的思想存在混乱，我倒没有寒心，我很伤心。这个混乱，严重的是有律师没有是非观念，没有使命感。作为一个人要解决温饱问题，但不能停止在这一步。
　　律师是个职业，但归根结底，也是社会上所谓精英部分，因此律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也是一个事业，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具有使命感。
　　 做律师的人，就只是考虑自己的温饱吗？我们应该怎么往前走？作为律师，这些问题，应当提上议程，反复思考。而不能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只考虑自己。
　　
　　《财经》：其实律师与公权力机关并不是对抗关系，而是相互成就的。
　　张思之：一个独立的律师阶层，天生是对体制有好处的。归根结底，律师都是“保皇党”，律师是维护法律、维护现行秩序的，这就是“保皇党”。但是我们不能满足这一点，我们要革新，我讲的革新，是社会改革。
　　既要维护现行法律秩序，也要进行应当实施的改革。这就需要一个独立的律师阶层，那么个人和组织关系怎么摆？个人和组织，首先考虑法律，再考虑组织，法律至上。律师一步一步、一件一件解决具体问题，其实也是帮助解决体制内部存在的问题，而这种力量，是一种健康有用的力量，为什么不能从正面来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