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社会思想初探:谭嗣同的社会政治思想

　　摘要：本文以人物法的模式阐述了谭嗣同的社会思想及其形成，具体来说主要是从谭嗣同所处时代环境背景、时代的主要矛盾及谭嗣同怎样应对其提出的挑战等方面来展开论述。　　关键词：谭嗣同 社会思想 人物法
　　一、谭嗣同的生平及对其社会思想形成的影响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童年的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那么谭嗣同的幼年是生活是怎样的呢？谭嗣同幼年时，其父取妾生子，家庭关系日渐复杂，由于其父宠爱妾胜过于爱妻，使谭嗣同及其母亲在家中处于被压制地位。后来因谭嗣同之兄完婚母亲返回浏阳，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在家中受尽“父之妾”的虐待，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创伤，也让他开始敌视以“妻妾成群”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制度。另外，1876年，传染病白喉肆虐北京，谭嗣同之兄妹和生母都不治身亡，他自己也昏死三天，后来才恢复健康，因此其父为他起字“复生”。可以说，少年经历使他遭受了肉体和心灵的困苦，又使他看到传统伦理道德的弊端，所以在少年时期，谭嗣同就对传统伦理产生了对立情绪。正如他在《仁学·自序》中说到，“吾自少至壮，便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频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兮。”谭嗣同少年的悲惨，特别是“死而复生”的经历，使得他对于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解读，认为“躯壳”除了“利人”之外，“复合足兮”。这对他后来积极推动变法以及失败后慷慨就义的行为影响深远。
　　对谭嗣同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欧阳中鹄和涂启先。谭嗣同通过欧阳中鹄接触到了王夫之的思想。王夫之认为“天下唯其器也”，“无其器则无其道”，并提出“变化日新”，认为社会是进化的，在人欲问题上，他则认为天理应当服从于人欲。这些具有朴素民主色彩的反封建思想启发了谭嗣同，成为其后来社会思想形成的源头之一。涂启先史学造诣颇深，尤其对乾嘉学派，这对谭嗣同饱览经典有极大帮助。涂启先教授方式并不古板，不为先人的注释束缚，好发议论，这培养了谭嗣同 “托古改制”的思想基础。
　　二、谭嗣同所处的时代对其社会思想形成的影响
　　谭嗣同生活在清末，列强蹂躏主权的黑暗时代。谭嗣同早期还幻想通过科举谋官为朝廷效力以振兴中华，但是屡考屡败。科举考试的切身体会，使他看清这种制度埋没人才，奉空洞无用的知识为经典，并开始在一些书信和文章中抨击科举制度。然而，总的来说，此时的谭嗣同仍然对清王朝以及其所奉行的圣贤之道怀揣期望。我们可以从他的早期著作中找到证据。那时，中国内部掀起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受王船山影响颇大的谭嗣同兴奋不已，做了《治言》一书，认为世道在变，圣人之道却永远不能变。他把中国的历史发展分为三阶段：夏商周以道为治，是为“道道之世”；秦以后至清鸦片战争以前，以法为治，是为“法道之世”；鸦片战争以后以交易为治，是为“市道之世”。同时，他把文化发展分为忠、质、文三个时期，认为中国当时是文胜质，而西方是仅仅剩下了质，因为文尚浮华，而质尚实际，所以西方崛起，而中华日渐下移。所以要“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这其实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当时的谭嗣同虽说接触过王夫之的“反君思想”以及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但其毕竟出生于官宦世家，以阶级分析法来说，他根本上还是要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来思考和行动。
　　然而，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彻底改变了谭嗣同对于“顽固派”的幻想。正如谭嗣同给其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写到，“悲愤至于无可如何，不得不以达观处之……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废之”。于是他终日绕屋彷徨，专精致思，终于梦醒道，“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之后，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康有为，共谋变法之大略。
　　三、谭嗣同的知识构成及对其社会思想形成的影响
　　1、张载与王夫之
　　谭嗣同幼年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初步接触了王夫之的思想，后来又结识了十分推崇王夫之的刘人熙，并研究了王夫之的主要著作《船山遗书》。谭嗣同不仅停留在对王夫之的研究，他还追朔到了对王夫之亦有重大影响的北宋名家张载。张载与王夫之都认为“气”先于“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且带有一定的辩证法色彩。因此，张载与王夫之的思想是谭嗣同知识构成的组成部分。
　　2、西学
　　谭嗣同于一八九三年在上海结识英国人傅兰雅，与其交谈激发了他对西学的兴趣，并开始刻苦钻研，其涉猎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几何、地理、物理、化学、农学等等，而且所有知识必须经过求证并得出一致结果才加以接受。他通过对西学的初步钻研，不仅增加了自然知识，更重要的是坚定了他变法的决心。
　　3、佛学思想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晴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有学者认为，佛学之所以在清末复兴，源于当时的仁人志士面对西学内心的不自信。而佛学相比儒学、道学而言，其逻辑更为严密，在方法论上与西学相比并不逊色，在世界观上更是为西学所不及。因此，那些力图救国，又不愿为西学是从的广大仁人志士纷纷投身于佛学，谭嗣同也不例外，正如梁启超说谭嗣同是“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知以科学。”所以谭嗣同不仅把佛学作为方法论上的指导，在当时“中国日下”的大背景下，更是民族自尊心的表现。
　　总之，谭嗣同的知识构成复杂而矛盾，学界因此不乏争论。就拿谭嗣同的思想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来说，有的以张载、王夫之以及西学为证据说谭嗣同是唯物主义者，有的则以其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认定他是唯心主义者。对此，我的看法是：谭嗣同终其一生不过三十三年光景，而一个完整思想体系的形成需要多年的学习实践。谭嗣同的一生正处于他内心各种观点的斗争时期和发展时期，因此，其思想表现杂糅亦不奇怪。但是，不管他是唯物唯心，我们从他的行动中都可以看出，谭嗣同是一位主张以“变”来强国的先贤。
　　四、谭嗣同的社会思想
　　1、人欲观
　　谭嗣同强烈反对“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世俗小儒……不知无人欲尚安得天理？……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他在《仁学》中还特别强调了“人欲”的合理性，并从习俗的形成过程来反思以前对“人欲”的误会。他说，“淫名，亦生民以来研习既久，名之不改，故皆习谓淫为恶耳。”意思是说，“淫”是人们长久以来沿习下来的称谓，这样命名之后就没有改过，所以大家都习以为常的把“淫”当做恶习。他还举例说到，“向使生民之初，即相习以淫为朝聘宴飨子巨典，行之于朝庙，行之于都市，行之于稠人广众……沿习至今，亦孰知其恶者。”就是说，假如我们祖先一开始就把男女之事当做盛大的仪式在宫廷、庙宇、市集中进行，那么传承到现在，我们会把“淫”作为恶吗？所以谭嗣同认为视“人欲”是合理的，自然也就不应该被压制。